【編者按】
近日，《書目文獻》就文獻學的旨趣、訓練及學風諸問題，訪談了上海師範大學青年學者王賀博士。此文不獨對古典文獻學、近現代文獻研究有啟發意義，事實上，因為文獻學的研究，與文學、史學等領域研究密切相關，因此其對這些相關領域也有一定參考價值。征得作者同意，我們特為轉發這篇訪談，供廣大讀者參考。這裡轉發的是作者提供的修訂稿。
學習文獻學的理由
文獻學是一個冷門學科，您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這門學問的？是主動報考還是調劑？談一談您對“文獻學”的最初印象，現在的理解有沒有變化？
王賀：我接觸“文獻學”比較晚，是從大學四年級才開始的。從那以後，到碩士一年級、二年級，解志熙老師先後給我們開過《張愛玲研究》《沈從文研究》《1937-1949年文學史》等課，每門課都是以他剛剛撰寫完成的專題研究論文、著作為基礎開講，他是很自覺地用“文獻學”的一些方法來研究現代文學（史）。受解老師和邵甯甯老師的影響和鼓勵，我從那時候學習“文獻學”的東西，一開始純粹就是好奇，并沒有所謂的“冷門學科”或邊緣學科的意識，然後比較系統地閱讀了近代西北報刊，整理了一些作家、學者的集外文，在這個基礎上做了一些專題研究，還初步梳理了現代文學文獻學史（部分已彙入《當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1949-2009）》一書）。
但更深入地學習這方面的專門知識，是在跟陳子善老師讀博以後。除了陳老師給我們上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專書導讀》等課程，他的文章、著作，包括私下裡的談話，時常都給我很大的啟發（見拙文《陳門立雪小記》）。當然，說到對“文獻學”本身的理解，可能一開始我也是将其作為一門工具性學科、輔助性學科理解的，但現在不會再這麼簡單地看問題，而是傾向于将其看作一個獨立的學科、專業或研究領域，事實上，它和文學研究、史學等等領域的關系并不是透明的、天然的、理所當然的，恰恰需要我們重新想象、思考。
畢業後又從事文獻學研究和教學，您覺得涉古專業本科生學習“文獻學”課程的必要性是什麼？
王賀：截至目前，我還沒有開設過“文獻學”方面的課程，希望明後年可以給高年級本科生或研究生開一門這方面的課。因我主要從事近現代文學文獻研究，沒法回答涉古專業本科生學習“文獻學”課程的必要性是什麼這一問題，但對于有意專攻近代文學、現代文學乃至當代文學研究者而言，我認為，學習“文獻學”，和學習西方文藝理論一樣重要，“文獻學”的核心是如何處理“文獻”， 這不僅是文學研究需要具備的專業技能，一切人文學術也都要面對這個問題。
文獻學關心、處理的“文獻”，在文學領域是“文本”、“作品”或“研究資料”，在史學領域是“史料”、“證據”，彼此之間雖有不同，但分析、處理的方法和技術仍有很多相通之處，隻不過這些年來，在我所在的領域（我們的二級學科，在政府部門頒定的學科、專業目錄中叫“中國現當代文學”），由于種種原因，後者一枝獨秀、一家獨大，而前者沒能普遍進入大家的學術訓練和思想視野。
我在别的文章裡也說過：“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文獻學和實證主義史學影響下的現代文學研究雖已取得不俗成績，但仍有許多人認為，文獻學和一般的現代文學研究關系不大，而與古代文學、經學、曆史研究更為相關，或者說，一個合格的現代文學研究者，隻要學會利用文獻史料及相關研究成果即可，并不必接受文獻學的訓練，當然，從事自己的研究也不必自文獻學開始。” （見拙文《“數字人文”視野中的目錄之學》）希望我們年輕一輩，能夠扭轉這些偏見、成說，在這方面有所作為。
文獻學的“學”與“術”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曆史文獻學還是文學文獻學？又或者說偏重目錄、校雠和版本的哪個具體方面？請重點談一下您在這個領域的治學心得？
王賀：我自己比較偏向文學文獻學的研究，當然也做了一點曆史文獻方面的整理和研究，主要是博後階段的工作，但無論是專書，還是文獻資料集，都還沒有全部完成。可是老實說，我并不認為曆史文獻學或文學文獻學之間的區分有多麼重要。文學文獻，從曆史研究的角度來看，不也是曆史文獻嗎？非得是研究政治史、制度史、社會史的文獻，才能稱作曆史文獻嗎？
當然，在具體的研究中，我對版本、目錄、輯佚、校勘、考證、辨僞等傳統的文獻學所建立的每一分支幾乎都有所涉獵，近十餘年來也實際做了一些文獻整理、研究的工作，以後或多或少還會做一些，可是，在近現代，其實還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和問題，或者讓一些原有的問題變得更加突出，比如輯佚需要重視“常見書”的問題，近人全集如何編纂的問題，“非單一作者文獻”、“非正式出版物”、“集外手稿”、數據庫的開發與利用等等的問題，這方面我都已經寫過一些文章，但無疑還需要進一步的深入研究。至于治學心得，當然還談不上，但要說想法，多多少少還是有一些，以後要做的事情也有很多。
概括地說，對于近現代文獻學的研究而言，我覺得，我們既要向古文獻學學習，也要向西方語文學、文獻學、古典學等領域學習，對很多近現代文獻的問題的分析、處理，老老實實、樸樸素素、就事論事是需要的，但同時可能還要有更高的追求，從源頭處思考、重新思考，不能太拘泥于古文獻學、西方文獻學等等的範圍，要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盡力融彙這幾者，進而結合理論、方法層面的思考，提出一些新的觀察和論述。
有人說“文獻學”是個基本工具，算不上單獨的“學科”，對這個問題您怎麼看？如果是“工具”，是否應該有更廣泛的應用？是“學科”，主要研究對象是什麼？是否有瓶頸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王賀：我前面已經說過，對“文獻學”本身的理解，一開始我也是将其作為一門工具性學科、輔助性學科理解的，但現在不再這麼簡單地看問題，而是傾向于将其看作一個獨立的學科、專業或研究領域，事實上，它和文學研究、史學等等領域的關系并不是透明的、天然的、理所當然，恰恰需要我們重新想象、思考。這方面也已經有人在專門研究了（參陳峰：《文本與曆史：近代以來文獻學與曆史學的分合》，《山東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
總得來說，“文獻學”不應該也不會是任何其他學科專業領域的附庸，而應該是有自己獨立的研究對象、專門的一套研究方法和理論，當然文獻學者内部并未就此達成完全清晰、明确的共識，但也許我們可以換一個思路，比如這樣提問：什麼不是“文獻學”？“史料學”和“文獻學”有何不同？……即便就像“有人”所認為的那樣，它隻是一個工具，那麼，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它更廣泛的應用已經發生了，特别是在這次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但也可能大家還沒注意到，我也寫了文章，不久會發表，這裡就不多談了。
至于“文獻學”的研究對象，當然前輩們已經做了很多定義，但随着傳統的文獻研究向近現代文獻學的轉型，肯定還需要發展，不斷重新定義，我自己比較贊成史睿兄的定義，他提出，文獻學研究應該包括文獻的生産、流傳與利用、管理三個方面，具體來說，“文獻的生産包括著述、編纂、注釋、校勘、修訂等文獻生成方式，文獻記錄、繕寫、雕版、摹繪、複制、跨媒體轉移的工藝過程以及任何一種方式或環節對于文本可能産生的影響和作用。”“文獻的流傳與利用應當包括傳授、習得、誦讀、編譯等，也涉及文獻的鑒定、消費和流通等社會性過程。”“文獻的管理則是指對于文獻内容的著錄、分類、索引、重組；也包括文獻實體的典藏、借還、裝潢、修複、保存、禁毀等。”（見史睿：《從傳統文獻研究到現代文獻學的轉型》，《文獻》2019年第3期）
至于它的瓶頸和困境，當然存在，許多問題現在已經引起大家的注意了，最主要的可能還是被傳統文獻學、古文獻學的框子給框住了，一時半會不容易跳出來，我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還是“拿來主義”，但這個“拿來主義”不是像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樣不加選擇、随便翻翻，或随手引用、随意發揮，而是深入學習、理解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文獻學學術傳統、範式、理論與方法，特别是把它們擺放在它們自身的學術脈絡、原有的問題意識中去理解，既要“語境化”，也要“重新語境化”，還要“去語境化”，在一種比較宏大、遠大的格局和視野中展開自己的研究和思考。這非常難，需要我們一生的時間去學習、體會，但正因為難，也更值得做，如果是批量生産、加工，在低水平的層次不斷重複自己，即便隔三差五有文章發表，還是一個套路、一套流水線，又會如何呢？究竟社會要專業的學者幹什麼？我們的專業性又将如何體現？這些問題很值得大家一起思考。
青年學子如何學習文獻學？
結合自身的求學和教學，“文獻學”的研究生培養上與其他學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麼具體學術訓練？他們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基本素質？您對學生們有何期待？
王賀：這裡也許需要區分将“文獻學”作為一門專業課，和将“文獻學”作為一個專業的不同，作為我們讨論的前提。因為定位不同，培養目标、方案等也有所不同。在現行的學科建設框架下，我自己可能還是在近現代文學研究這一專業領域從事教學、研究工作，而“文獻學”隻是其中的一門課程，這門課在中文系、古籍所，也有同事專門講授，可以讓學生去修讀。我們上師大雖然不是“雙一流”高校，但整個中文學科包括文獻學、語言學、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等專業整體實力都很強，在上海僅次于複旦和華師大，有些領域可能不相上下甚至還要更好一些，既有資深的學者，也有一批青年才俊，比如前不久去世的石立善先生，真是天妒英才，他的去世令學界同人震驚不已，但因為他主要作經學文獻和域外漢籍，職位也在哲學學院，生前我們交往并不多，但他發在微信朋友圈裡的很多自己的文章，我都會去拜讀。學校整體氛圍很好，相信學生們可以受到很好的訓練。
但從我自己的角度來理解，無論是将其作為一門專業課，還是一個學科、專業，比較理想的、具體的學術訓練，至少應該包括這樣幾個方面：一，對古文獻學的初步掌握；二、對西方語文學、文獻學、古典學等領域的初步了解；三、對近現代文獻學，尤其近現代文獻學史的脈絡的把握；四，對數據庫、“數字人文”、“數字文獻學”等領域的關注；五，文獻學理論、方法的習得；六，實際展開某一方面的文獻整理和文獻學研究，在實操、實作中訓練自己。比較理想的學生是他的國文底子很好，外文也要好，最好是多學幾門外語，隻能看中文書，那太不夠了。
其實，學生們隻要有興趣，有毅力，有志向，還沒有被那些說做文獻和當代社會現實沒什麼關系、做文獻就是低人一等之類的說法完全俘虜，哪怕是“中人之資”，也完全可以進入這個領域，沉下心去，開始自己的探索，作出一番成績。我們除了認真、負責地上好課，在關鍵的時候，點撥一下就好了。
當然也不必回避許多現實問題，比如發表難、查拍古籍包括晚清民國的舊書刊要花很多錢（現在有了數據庫，要好很多）、從今年開始可能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的就業難以及畢業後普遍收入較低等等或大或小、或新或舊的問題。我們大家都是年輕人、普通人，不要裝大師，要和學生一起誠實地面對這些難題，不能因為自己走過了學生階段，有點人模狗樣、躊躇滿志，就不知道做學生的苦。話又說回來，好的學生，他的學習是很自覺的，他有什麼想法、讀書心得、寫了文章，會主動地跟老師講，然後我們就可以探讨，互相學習。
我自己可能比較幸運，遇到的對我影響很大的幾位老師，幾乎從來沒有擺出過一副以學術權威自居、所見所言皆為真理毋庸置疑的面孔，更不會斥責、辱罵學生，讓學生在一個普遍“低自尊人格”的環境中更卑伏到塵埃裡去，不敢發表自己的創見或者一些可以發展為創見的、模模糊糊的想法，我們可以說是“誼在師友之間”，無論是在課上，還是課下，氛圍非常輕松、愉快， 時常能夠體驗到猶如《論語》所記“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那種感覺，更不乏“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的許多令人難忘的時刻。我也有好幾篇文章，就和陳老師的看法不同，甚至有一些可能是對他的學術判斷的直接商榷，在别人看來，屬于大逆不道，但老師兼容并包，寬容無似，從不以為忤。
實際上，我個人認為，對一個學者表達敬意最好的方式不是肉麻地吹捧、随聲應和、無限崇拜或建立宗派、門戶等等，而是嚴肅地、認真地對待其學術成果，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有所發展、更新，将對某個問題、某一方面的研究帶入一個新的階段。學術上有争論，有異議，有不同的聲音，不是很正常的事嗎？但并不因此降低我們對老師和其他的前輩學者、同輩學人懷有的“溫情與敬意”，才是我們做人、做事、做學問的根本。這一美好的傳統，也希望在我自己這裡能夠延續下去。
“文獻學”專業的學生就業情況如何？論文發表難度？主要的就業方向是什麼？
王賀：就我所知，“文獻學”專業的學生就業一般是各類學校、出版社、報刊社和其他企事業單位如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等，和其他放在中文系、古籍所的專業（如中國古代文學等）的學生沒有太大的不同。但其論文寫作、發表的難度，可能要較其他專業高一些。研究、寫作方面不用說，很多人包括我本人皆視“三古”為畏途，相關領域出現的第一流的研究成果，也被普遍認為代表了中國學者在中國人文學術研究中所取得的最高水平，其難度可想而知；發表方面，專門發表古文獻學成果的刊物好像不太多，近現代文獻方面的刊物也不太多，但不是還有學報、綜合類的社科刊物麼？有一些學者主辦的學術集刊麼？不少學術集刊的水平很高。這些都是我們發表的園地。
從今年開始，我和陳老師也将為一個刊物主持“近現代文學與文獻”專欄，歡迎大家特别是青年學者、在讀的碩博士生投稿。我們的想法也很簡單，就是希望盡可能減少一些門戶之見，或對出身、學曆、職稱等等的看似“合理”其實十分荒唐的要求，盡力做到惟文是舉、惟才是舉，切實有效地推動這方面的研究，培養這方面的後進。我和朋友們合辦的《アジア評論》以後也會酌發一些這方面的高質量稿件，工作語言可以是中文、日文、英文等。實際上現在我們的同事、同行有很多已經是90後，而學生大多都是00後，他們對這方面的興趣和專注、努力取得的成果，應該有發表的空間，有被大家看到的可能。
借此機會，我也想呼籲《文獻》《文史》《中華文史論叢》《中國典籍與文化》《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等側重發表古文獻學論文的專業刊物，以及《文學評論》《曆史研究》《哲學研究》等較綜合的專業刊物，能夠多開放園地給近現代文獻研究者，因為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說，“文獻學”都不應該是“古文獻學”的代名詞，它的研究對象、範圍是極為廣泛的，對近現代乃至當代文獻的研究，也是其題中應有之義，并不是什麼旁門左道。隻不過由于我們關注的問題不同，研究的重心不同，有時甚至純粹是因為讨論的方便，才有了文學文獻、經學文獻、曆史文獻、哲學文獻或古代文獻、近現代文獻等等的分别，但無論是我們本國的漫長的人文學術傳統，還是歐美漢學的傳統，長期以來都是“一種對文學、曆史和哲學不作明确區分的典型的語文學研究”（參沈衛榮：《人類會進入一個沒有語文學的時代嗎》，《文彙學人》2020年4月24日），至今那些享有崇高聲望的、老牌的漢學刊物也還是這樣，像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對上古文獻的研究、韓大偉（David B. Honey）對經學文獻、漢學文獻學的研究，有不少就發表在這些比較綜合性的專門刊物，如果是國内呢？我看有點懸。大家普遍好像都有種要把自己研究的某個極窄的領域變成“某某學”的沖動，一定程度上專業分化得太窄、太細，學術刊物也受此影響很大，這恐怕不利于學術研究的長期發展。
我想我們大家都知道，“文獻學”被建構為一個學科、專業是近代以來的事情，是很晚近的“發明”，但成為一個學科、專業，對它的發展帶來的并不完全是貢獻，還有很多的限制和束縛，其間的成敗得失，還需要我們重新估價，不能太樂觀。
比批判更重要的是建設
請您談一談對文獻學前景的展望，會向什麼方向發展？哪些方面會引起更多關注？
王賀：這個問題可能太大了，我恐怕難以回答。僅就以我相對比較熟悉的近現代文學與文獻研究領域來說，現在已經被開發出來、未來将會取得更大成績的方面，正如我曾經在别處說過的，可能有三個：“其一是開始重視對檔案資料、圖像資料及其他此前較少注意及之的文獻史料的搜集、整理與利用；其二是有關手稿、簽名本、毛邊本等的研究；其三是包括‘數字文獻學’在内的‘數字人文’研究。”（見拙文《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70年：回顧與前瞻》）但也不一定。關鍵就像胡适說的，“要怎麼收獲，先怎麼載”，我們自己的研究能不能在這些方面有所貢獻，真正将“文獻學”的現代、當代轉型落到實處，進而開創出新的學術格局。
不妨回想一下近現代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文獻學家，或者從文獻出發做文學、史學研究的大家，哪一個不是在某一方面有所創造、獨當一面？但這些創造，在他們的成果未發表、出版以前，要麼大家都還沒意識到，要麼有一點兒認識，但也僅停留在感覺、印象的層面，沒有自己的深入思考，因此也就隻能人雲亦雲、道聽途說了。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以後肯定會有更多這方面的研究，其中既有專門的近現代乃至當代文獻研究，也有以文獻為基礎的文學（史）研究，比較實證主義的研究，而不是簡單的“理論套文本”，從任何一種西方理論出發的，對一個或多個文本進行的文學批評，或是服務于一種理論的主觀闡釋。
當然文學研究也好，其他領域也罷，都還是有它的複雜性、特殊性，不隻限于文獻、實證，如果能将文獻、實證和理論、方法的思考結合起來，可能更有貢獻。我們的很多前輩學者，對文獻史料的谙熟程度令人驚歎，在他們那裡，文獻史料已經是一個非常廣闊的知識網絡，可以信手拈來、左右逢源，這樣一種深厚的學術積累、功力，當然需要我們用一生的時間去訓練、獲得，但我覺得他們有時可能過于注重“文獻學”的“實踐性”的一面，而疏于考察其“理論性”，還沒能發展出一種更具批判性、思辨性的思想視野，因此也就時常被人誤會為饾饤之學、繁瑣考證或無足輕重、無關宏旨、可讀可不讀的小文章，未來的“文獻學”要有更大的發展，至少應該在這兩個不同的、交錯的維度進行探索。
請您推薦一種“文獻學”的必讀書，簡要地介紹一下内容及您的閱讀體會。
王賀：如果隻能推薦一本，那就是黃永年先生的《古籍整理概論》。當然，在這個基礎上，延伸出去，可以讀俞樾、葉德輝、陳垣、胡适、傅斯年、顧颉剛、餘嘉錫、姚名達、張舜徽、陳寅恪、嚴耕望等近人的論著，包括當代學者的作品。但黃先生的這本《古籍整理概論》，寫得要言不煩，實在精彩，雖然書名叫‘概論”，是一本了解古文獻學的很好的入門書，但也不止是“概論”，不止是教科書，其中既有對前人學術遺産的承繼和批判性思考，更有他個人積年的治學經驗、心得，可以說是一本名副其實的“大家小書”，一本隻有“幹貨”沒有“注水”的好書，經得起我們的反複閱讀、思考，也會啟發、激勵我們不斷地和作者對話。
現在有很多人批評當下的學風如何糟糕、學術體制如何不盡人意、C刊等評價體系如何不甚合理等等，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的确也是事實，但别忘了事情還有一面：我們每一個在體制中“讨生活”者，可能既是“受害者”，同時也是“共謀”、“同謀”。所有對外部環境、條件的批判，無一例外首先應該指向對我們自身的作為的批判。當一個自從評了教授就松了一口氣、“詩酒寄餘生”的人，譏諷年輕的同事、同行汲汲于發表文章、申請項目的時候，他難道就沒有想過，正是因為現行大學體制、學術體制對教授們無法做出要求，所以才将制造“學術GDP”、“學術大躍進”的壓力轉嫁到年輕的老師和學生身上這一體制性、結構性的原因？我也很好奇，批評者本人在這一過程中究竟付出了什麼努力？有沒有一次在院、校學術委員會或其他任何公開場合對這些政策的出台、暢行無阻提過反對意見，盡到自己作為前輩、“肩住黑暗的閘門”、讓自己的同侪“到光明的地方去”的本分？當批評者自己利用人脈、為學生向核心期刊推薦稿件的時候，有沒有考慮過被擠掉的、那些沒有被老師推薦、同樣也寫得很好的學生的論文的命運？有沒有考慮過一絲一毫的學術正義、倫理、規範？真正的問題難道出在C刊、SCI等評價體系嗎？“暗網”上可能每天有人在犯罪，在進行罪惡的、慘無人道的交易，但我們能因此就說互聯網是一個将我們帶入萬劫不複的深淵的邪惡的發明嗎？
也因此，就像薩特所說，有時候我們不能選擇自己會遭遇什麼，但我們至少可以選擇如何看待它。換句話說，對現有的學術體制乃至政治生态、社會環境的不滿和批判，不能成為我們對自己的學術研究降低要求、标準的借口，我們恐怕也不能總以“古今之變”還在進行、所為仍是“過渡時代的學術”這類光明正大的理由為自己卸責。從中國曆史、學術思想史的視野來看，又有哪個時代是适合做學問的時代？不适合我們就不做了嗎？不好好做嗎？難道讓後人想起我們的時候，隻想起滿地雞毛、蠅營狗苟和黨同伐異嗎？
當然“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每一時代都有自己要面臨的學術、思想難題，要說悲哀，可能就是我們80後這一代人，已經看不到那些老先生了，沒法切身感受他們那種純粹為學問奉獻一生、全身充盈着人文主義和理想主義精神的氣息了，這是真正的悲哀，但不斷地和包括黃先生等人在内的先賢、先進對話，也許不僅可以幫助我們抵抗學術研究中有時難免産生的焦慮、虛無抑或可能産生的幻滅之感，建立、強化自己投身學術工作的信心，還可以幫助我們自己逐步确立研究的主軸和未來發展的方向，努力作出一些新的開拓。
學術研究，說穿了，不就是和前人、今人之間不斷的對話麼？在一定程度，我們選擇和誰在對話，不就決定了我們研究的境界、水平麼？
受訪者簡介：
王賀，文學博士，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青年研究員。2012年9月起至高校任教。主要從事近現代文學與文獻研究。現已發表《現代文學研究的“文獻學轉向”》《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70年：回顧與前瞻》《流動的文本 可疑的“佚書”》《目錄學向何處去》《從“研究資料集”到“專題數據庫”》《“非單一作者文獻”與全集編纂》等文章數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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