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昊（上海師範大學世界史系）
1878年，年近22歲的日本年輕人末松謙澄（1855—1920，後曆任法制局局長、遞信大臣、内務大臣）受明治政府史書編纂機構修史館學者重野安繹（1827—1910）的派遣來到英國，調查英法等國編纂曆史資料的方法。末松謙澄此時的身份是“英國日本公使館書記一等見習”。在兩年前，他曾作為山縣有朋的秘書，參加由明治維新元勳西鄉隆盛挑起的西南戰争。末松謙澄找到了流亡英國的匈牙利學者澤菲（G. G. Zerffi，1821-1892），請他為日本專門撰寫一本關于曆史學和史書編纂方法的書。澤菲随即允諾，将這部書稿取名“曆史科學”（The Science of History），并在未出版之前就交給末松謙澄寄回日本。書稿寄抵日本後，重野安繹安排中村正直着手翻譯，取名《史學》。1879年，本書的英文版才在倫敦出版。就這樣，在明治維新開始的十年後，這部代表當時西方學界前沿的史學理論著作送到了修史館的日本學者們手上，見證了日本曆史學“維新”大幕的開啟。
重野安繹
久米邦武
重野安繹與修史館
委托末松謙澄調查英法史學的是年屆五十的漢學家重野安繹。明治維新的第二年，開成學校和昌平學校向明治政府建議修史。明治政府接受了建議，旋即設立史料編輯國史校正局。1870年，改在太政官正院内設立記錄編纂挂（即“科”），1872年設置曆史課、地志課，1875年4月将曆史課改組為修史局。除擔任副長的重野安繹之外，加入修史局的還有漢學家川田剛、長松幹，國學家谷森善臣等人。這是日本近代曆史學的起點。
永原慶二在《20世紀日本曆史學》中指出，明治時代日本存在四種史學的潮流，第一是以儒教的名分論、尊王論為意識形态的群體；第二是受到清朝考證學影響的士族出身漢學者，其代表人物就是重野安繹與久米邦武（1839—1931）、星野恒（1839—1917）等人；第三是國學、神道系統的學者；第四是以福澤谕吉為代表的文明史、開化史。1877年因财政困難，修史局縮編為修史館，谷森善臣等國學者退出，曾随岩倉使節團出訪歐美的久米邦武加入，出身考證學傳統的學者們掌握了史書編纂的主導權。1882年起，修史館正式按照重野安繹的方針編纂《大日本編年史》。
盡管重野安繹的初衷是為當時的天皇制國家編寫一套“正史”，出發點是中國式的史書傳統，但重野安繹仍認為不應完全遵照中國式的體例，也應當參考歐洲史學的方法。重野安繹1879年在東京學士會院的演講中說，西洋史學的方法令他眼界大開，他已經拜托了一位叫澤菲的“日耳曼人”，請教他修史的體例，并讓中村正直翻譯，以供修史館成員閱覽。這就是澤非著《史學》的緣起。
末松謙澄
澤菲與《史學》
澤菲何許人也？這位被當時的日本學界選中的匈牙利人，早年在布達佩斯從事新聞工作，後來投身匈牙利革命運動，1848年革命時任匈牙利革命軍第二軍團大尉，此外，他還曾擔任匈牙利革命家、匈牙利共和國元首科蘇特·拉約什的私人秘書。革命失敗後，澤菲先逃到貝爾格萊德，輾轉數地後流亡英國并取得英國國籍。澤菲先在南肯辛頓博物館任職，1868年被任命為皇家藝術學院講師，從事藝術史研究，并成為英國皇家曆史學會會員。1870年澤菲出版《藝術史手冊》（A Manual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rt），大受好評。1879年出版《曆史科學》（The Science of History，即《史學》），另外他還曾出版另一部史學概述性著作《普通曆史學研究》（Studies in the Science of General History）。澤菲确實是當時歐洲炙手可熱的一線學者，而他革命者的身份或許也讓末松謙澄十分感興趣。澤菲《史學》完成以後立即送交日本翻譯，但遺憾的是本書在日本并未出版，後來修史館經曆一系列變動，使得本書一直拖到1887年才由嵯峨正作接替翻譯完成。由于未能出版，《史學》的日文譯稿遺憾地僅作為“内參資料”存世，未能廣泛流傳。
東京築摩書房1965年起出版的《明治文學全集》第78卷《明治史論集》當中收錄了澤菲《史學》日文譯稿的序言、目錄和第一部分。澤菲在序言中說，“我編寫此書就是要給日本學者提供參考”。澤菲還講到，此書首要目的是論述科學的曆史學叙述理論，其次是介紹從上古、中古到近代的人類發展概略，再者是列舉曆史學的碩學大家如實摹寫當時曆史的狀況。澤菲特别強調了曆史學的重要性，認為“史學是古今東西最為緊要的學問”，是“學問之中的學問”，史學的目的是人的自然覺知，即“文明開化”。曆史學家必須做“至高無上的審判者”，史學的學習對曆史學家和一般讀者同樣重要。在第一篇當中，他簡述了曆史學的理論和方法，探讨了“科學地叙述曆史是否可能”“曆史學的叙述方法”“事實的對照比較”“人類的目的”“文明”等問題；在第二到三篇，他講述了各人種的起源及地理，尤其是古希臘的曆史、政治和學術；第四篇介紹古羅馬；第五篇介紹基督教；第六篇介紹中世紀；第七篇介紹宗教改革、三十年戰争等到近代的曆史。澤菲将曆史學細分為宗教史、文學史、社會史、政治法律史、商業史、軍事史、哲學史、國别史幾個學科，并論述了曆史學與地理學、人類學、系譜學的關系。澤菲還在書中引用了同時代的法國史學家、政治家基佐（Guizot）和德國學者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等人的觀點。
或許因為本書是面向日本學者而作，澤菲還特别談到了他對中國史書的意見。他說，毫無疑問，中國的史書超過亞洲諸國，是最能擺脫俗說俚語，最能充分引經據典，最得民衆信服，又最具豐富史料史實的，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但是，中國的史書僅僅停留在追求記事真實性的層面，卻忽視了更為高尚的意趣，即缺乏對曆史因果的理性認識。因而，中國的史書雖然是史書，但卻稱不上“曆史”。言下之意自然是勸告日本學者擺脫中體，師從西法。
路德維希·裡斯
修史館的廢止
1885年，日本的中央官制由太政官制改為内閣制，随着機構改革的進行，修史館被廢止，1886年改為内閣臨時修史局。同年三月，明治政府發布帝國大學令，東京大學與工部大學校等合并為統一的帝國大學，在其下設立文科、理科、工科等分科大學。次年，德國實證主義史學奠基者蘭克（1795—1886）的弟子、猶太裔德國學者路德維希·裡斯（Ludwig Riess）被招聘到日本教授史學。當年九月，帝國大學正式設立史學科，1889年又将國史科獨立出來，1904年再另設中國史（後改東洋史），日本曆史學沿用至今的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三科并立體制形成。1888年10月，臨時修史局移交帝國大學管理，改稱臨時編年史編纂挂，由重野安繹擔任編修長。重野安繹、久米邦武、星野恒也先後出任帝大史學教授。1889年，在路德維希·裡斯的指導之下，全國性曆史學會史學會建立，由重野安繹擔任會長。直到今日，史學會仍與曆史學研究會及二戰後設立的日本史研究會、曆史科學協議會并列為日本最重要的曆史學學術團體。1889年《史學會雜志》發刊，1892年改稱《史學雜志》，沿用至今。
“百年老店”《史學雜志》
盡管出身考證學的重野安繹、久米邦武不曾直接受到蘭克的教導，但他們的史學觀念與蘭克一派有頗多相通之處。重野安繹堅持對國史的史料批判和細緻考證，他曾否定十四世紀“尊皇”武将兒島高德的存在，還曾否定被近代國家神化、視作尊皇派精神偶像的楠木正成諸多相關事迹的真實性，因而有“抹殺博士”之稱。久米邦武則因為提出“神道為祭天之古俗”，否定神道的優越論和神道國體論，釀成“筆禍事件”，最終被帝大解聘。1893年，在多重打壓之下，帝大的國史編纂工作終止了。但史料編纂的工作卻得以繼續下來，1895年重新成立了新的史料編纂挂，由星野恒擔任委員。史料編纂挂就是後來的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的前身。1901年起《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文書》開始整理出版，時至今日，《大日本史料》已出版408冊，并且仍在繼續編纂之中。重野安繹、澤菲們對日本史學的影響，得以延續至今。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
蘭克
參考文獻
永原慶二：《20世紀日本の歴史學》，吉川弘文館2003年版。
大久保利謙：《ゼルフィーの「史學」と岩倉具視》，《日本歴史》118号，1958年。
石田幹之助：《英文「史學」の著者ゼルフィー博士に就いて》，《國學院雑誌》73（3）号，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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