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雯菲（上海師範大學世界史系）
2020-03-28 12:10 來源：澎湃新聞
2020年2月17日，法國神經科醫生、“前進黨”成員維蘭（Olivier Véran）正式接替布贊（Agnès Buzyn），就任法國衛生部長。臨危受命，40歲的維蘭直言，對抗“新冠肺炎是衛生部的第一要務”。
法國政府及媒體密切關注新冠肺炎的發展趨勢，不僅因為疫情來勢洶洶——法國累計确診病例高達32964例（截至北京時間2020年3月28日數據），恐怕還與其自身面對瘟疫的經曆有一定關系。從鼠疫、霍亂、天花到流感，每逢流行性急性傳染病爆發，法國均不能幸免。近代以來，尤其是1918-1919年的流感，造成了法國約12.5萬至25萬民衆和3萬士兵死亡。但因該流感爆發于一戰結束前夕，對戰争的關注使此次瘟疫被嚴重低估，以至于相關研究并不多見。
被戰争“遮蔽”的疫情
瘟疫以及人類與瘟疫抗争的經曆是世界曆史重要的組成部分。瘟疫似潘多拉之盒，如在某一時間點不幸觸碰其開關，後果可能是數以百萬、千萬人的死傷。如瘟疫遇上戰争，則更為慘烈，甚至影響戰局發展、國家存亡。公元前430年，伯羅奔尼撒人逼近雅典時，得知城内爆發瘟疫，于是迅速撤離雅典。瘟疫不僅影響了伯羅奔尼撒戰争進程，還破壞了希臘民主政治：面對瘟疫，國家因缺乏有效的領導力與執行力，面臨四分五裂的局面。
1918-1919年流感，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春天，結束于1919年夏季，期間有過三次疫情集中爆發期：1918年3月、1918年8月和1919年1月。因被西班牙廣泛報道，遂又稱為“西班牙流感”。它是中世紀以來緻死率最高的瘟疫，在全世界範圍内，保守估計造成約2千萬至4千萬人死亡，5億至10億人感染。醫學界至今無法判明此次流感的起源地和爆發原因，不過較為普遍的一種說法是，首批患者出現于1918年3月美國堪薩斯州的福斯頓軍營（Camp Funston）、底特律和南加州一所監獄。随後疾病在美國大部分地區傳播開來。與此同時，受感染的士兵被派往歐洲參戰，病毒在法、英、西班牙、意大利、德國等國蔓延。
流感最終也影響到了一戰戰局。首先，受感染及死亡病例大多為15至35歲的青壯年，瘟疫降低了物資供給和人員調配能力，且使戰地及後方醫療資源變得更為緊缺。其次，流感影響到局部戰事，數以萬計的美、法、德國士兵患病。交戰雙方深受侵擾，流感加快了戰争結束進程。最後，有學者指出，流感對凡爾賽和談也産生了一定影響，因為和談三巨頭之一的美國總統威爾遜，在1919年4月抵達巴黎後不久便染上流感。在之後的時間裡，高燒、咳嗽和腹瀉不斷折磨着威爾遜，使他幾乎“無法動彈”。他“失去了以往敏銳的領悟力，而且很容易疲勞”，在與克裡蒙梭（Georges Clemenceau）的談判中，他“突然放棄了之前恪守的原則。對于克裡蒙梭想要的所有重要的東西，他都妥協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即是，威爾遜認可了克裡蒙梭制定的賠償規則，要求德國賠款并承擔發起戰争的全部責任。甚至連英國首相喬治（Lloyd George）都評論道，威爾遜的“神經和精神在會議中期崩潰了”，而威爾遜的私人醫生格雷森（Cary Crayson）也認為“無論是健康還是其他方面，總統的這些日子過得糟糕透了。”
1918年美國軍營裡患流感的士兵
法國與1918-1919年流感
“悲劇中的悲劇”，是法國學者回顧1918-1919年流感做出的總結。在法國，此次流感同樣經曆了三次高發期：第一波自1918年4月開始，6月底結束，以低燒和高傳染性為主要特征；第二波9月爆發，10月底結束，具有極高的緻死性；第三波1918年年底爆發，1919年春結束，表征與肺鼠疫、肺炭疽病相似。
法國境内的首批流感病例出現在1918年4月的瓦茲省（Oise）和吉倫特省（Gironde）。由于媒體的選擇性報道及戰事影響，民衆對其知之甚少。法國《晨報》在1918年7月6日的報道中，甚至将流感表述為法國新的“同盟軍”，因為它對本國人仁慈，對敵人兇狠，重創了德國軍隊：“我們的士兵英勇戰勝了流感。但是對面戰壕裡，德國人損失慘重”。流感被政治宣傳所利用，成為鼓舞法國軍民士氣的武器。媒體還以看熱鬧的心态介紹了流感對英國和瑞士的影響：“在倫敦，10%的商鋪停止營業；在達德利，所有學校都關門了；在曼徹斯特，70條輕軌停運……”片面性的報道向法國民衆傳遞出如此信息：這隻是一次小的流行病（petite épidémie），很快就會消失。但事實上，從4月至7月，第一階段的流感雖然緻死率不高，已具備較強的傳染力。尤其是在軍隊當中，戰壕裡的髒水、污垢、寄生蟲及屍體加劇了疾病的傳播。1918年5月中旬，法軍當中患流感的士兵數量激增，有些地方甚至50%或75%的士兵都受到了感染。7月，當大部分法國民衆認為病毒已經遠去時，誰也不曾想到，第二波流感正在逼近，死神悄然而至。
有學者指出，全球範圍内，第二階段的流感出現于1918年8月底法國的布列塔尼省（Bretagne）、西非塞拉利昂首都弗裡敦（Freetown）以及美國的波士頓（Boston）。戰争影響下，不同國家的士兵彙集在歐洲戰場，感染者返回本國，将疾病帶到世界各地。雖然至今為止，流感再次爆發的原因仍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次流感的殺傷力遠高于第一階段，緻死率是前者的十倍。病毒通過鼻、咽部入侵體内，在支氣管和肺部迅速繁殖，引發的症狀包括疲勞、胃痛、高燒（40°以上）、胸悶、血痰，接着是嚴重的肺部感染。在患者極度無力時，某些細菌（葡萄球菌、鍊球菌、肺炎球菌）趁虛而入，從而加大了死亡概率的發生。據統計，1918年9月，馬賽日均25人死于流感，巴黎更是每周330人死亡。最嚴重時，巴黎每周有1700人直接或間接死于流感。這一次，媒體再也不置身事外了，流感消息占據《費加羅報》（Le Figaro）、《十字架報》(La Croix)等各大報端的頭版頭條。政府與媒體開始向大衆普及預防流感的措施，包括：1.勤洗手、勤漱口、餐後刷牙（最好使用低濃度雙氧水或牙膏清潔口腔）；2.使用生理鹽水清洗鼻腔；3.如家中出現感染患者，立即将其隔離。家裡窄小的話，建議患者住院治療；4.對一切物品消毒，勤洗衣服，尤其是貼身衣物；5.建議配戴口罩，因為口罩能夠限制病毒傳播。沒有口罩的話，可将在沸水中浸泡過的吸水紗布置于口鼻之上，用繩子綁在耳後固定；6.将患者的痰液與福爾馬林混合處理；7.不要去幹燥的公共場所，盡可能待在私人住所；8.避免參加集會、避免前往敬拜場所、劇院、電影院、商場等封閉場所，盡可能不乘坐火車。另外，由于缺乏足夠的醫學常識，英國某些地方鼓勵大衆購買威士忌、杜松子酒和白蘭地，而法國人則認為朗姆酒可以幫助阻擋流感病毒。
流感期間将口罩挂于胸前的兒童
官方對朗姆酒和口罩的認可使其價格迅速飙升。購買一升朗姆酒至少要16法郎，而口罩單價則達到了20至25法郎。超市開始限購朗姆酒，每人每次不得購買超過兩升。阿司匹林和奎甯等藥早已售空……也正是在疫情爆發最嚴重的10月，各類特效藥、偏方的廣告大量湧現，沒等官方辟謠，民衆已經争先恐後地去購買了。第二波疫情也使政府意識到采取措施控制流感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重要性。1918年10月，法國内政部下令關閉所有公共場所，集中處理病患産生的垃圾以及對其用品消毒。國防部則重點負責将前線感染将士，但是因為沒有将患流感士兵與受傷士兵隔離開來，許多受傷士兵又患上流感。自1918年5月至11月，死于流感的法國士兵達到2.2萬人，1918年11月至1919年8月，陸續又有8000多人喪生。
1918年10月底至11月初，疫情有所緩解。以巴黎為例，10月27、28日，日均死亡人數是247例。到30日，數字下降至189人。11月，疫情緩解之勢更為明顯。11月13日，一戰停戰協定簽署後的兩天，法媒高喊：“流感像德軍一樣潰敗了”（La grippe est en déroute ainsi que les Boches）。
但是，戰勝流感的喜悅并沒能持續兩個月，當政府撤銷了關閉公共場所的命令後，第三波流感再次襲來。這一次的病毒同樣具有較高的病死率，1919年2月，巴黎一周内有900人死于流感；3月，一周也有近650人死亡。至1919年5月，疫情才算真正得到緩解。三次流感過後，法國至少有15萬人喪命，著名詩人阿波利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劇作家羅斯丹（Edmond Rostand）均死于流感。它使無數個家庭支離破碎，重創社會經濟發展，成為一代人心中揮之不去的夢魇。
病毒無國界，人類面對共同的挑戰
1918-1919年距今雖然已有100年，但流感以及後面多次爆發的疫情至今令人心有餘悸。當大規模流行病爆發時，我們除了感歎疾病兇險，更多的應該是從每次疾病當中汲取經驗，完善疫情防控及應對機制。實際上1919年後，人們已經普遍意識到，病毒不分國界，疾病預防和控制是社會發展的重大挑戰。流行病學和病毒學研究在接下來的十年間取得長足進步，第一支流感疫苗于20世紀30年代問世。除此之外，還有幾點值得注意：
首先，大規模流行病爆發時，政府和媒體應該秉持信息通達，開放透明的姿态公布疫情傳播動态。面對1918年第一波流感時，法國政府部門和媒體都沒有采取強力幹預措施，甚至以看熱鬧心态報道其他國家情況。這樣片面的表述使民衆放松了對病毒的警惕，對于後續防控工作來說是極大的挑戰。
其次，在第二波疫情面前，法國政府與媒體号召民衆佩戴口罩，避免聚衆，并關閉了公共場所。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病毒傳播趨勢。對于歐洲當前應對新冠肺炎，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同時，1918-1919年瘟疫發展情況表明，疫情會有反複。政府及個人應做好充分準備，緊繃神經不放松。
最後，全球化發展至深，人類早已結成命運共同體。面對疫情，與其推诿責任，不如同舟共濟，共抗疾病。戰争之所以會加速疫情傳播，一方面是因為人員調動影響，另一方面還與各方與鄰為壑，相互猜忌有關。因此，處于和平時期國際社會更應共享疫情信息，深化國際合作，将注意力集中在疫苗研究和防控疫情等方面。隻有這樣，過去血與淚的教訓才能對今日起到一些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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