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才（上海師範大學非洲研究中心）
15世紀末，葡萄牙人發現并繞過好望角，歐洲人終于找到了一條可以避開奧斯曼阻隔通往東方的道路。17世紀中，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好望角地區建立補給站，補給站逐漸發展為有白人移民、霍屯督人（Hottentot）和多種族源的奴隸共處的開普殖民地（Cape Colony），殖民地的中心為開普敦（Cape Town）。
在往來經過好望角的航線上，西方與東方的聯系日益擴展并不斷深化，這些聯系既包括物産的交換與人員的交流，也包括文化的碰撞融合，有時也會有疾疫的傳播。
1713年的天花災難
1713年2月，一艘自錫蘭啟航返回荷蘭的船隻在桌灣（Table Bay）停泊，當時船上有人染過天花但據說在船到桌灣前已經痊愈。在停泊處，船員的衣物被送交給東印度公司的奴隸浣洗。這些奴隸就在離自己宿舍不遠的一條河中洗這些衣服——很快，洗衣的奴隸被感染，洗衣的河流被污染，開普殖民地的第一次天花疫情就此爆發！
當時，東印度公司在開普殖民地共有約570名奴隸，在疫情爆發後的6個月裡，約有200名奴隸失去了生命。
疫情除了在奴隸中肆虐外，還在白人移民和霍屯督人中傳播。
從3月開始，開普敦的諸多公共事務都停止運行，最突出的是法庭關閉，因為在天花帶來的恐懼中，什麼債務、糾紛等都被暫時遺忘了。街道上交通停止，孩子們也不再在廣場和空地上玩耍。當時，開普敦整個社會的恐慌可以說無以複加：5月時，有人在公司堡壘的地上發現兩隻鴿子撲騰一會後死去，而鴿子身上找不到傷痕，很多人認定這是災難的預兆。到了6月，開普敦幾乎每一戶白人人家都至少有一名感染天花者或因感染天花而死亡者，一些人染病後，找不到人護理，少數人勉強可以找到一些女奴，但需付給她們高價報酬。然而，死亡仍然是高概率的事件，以緻當時做棺材的木料都售罄，7月時，再埋人就隻能不用棺材了。最終，開普敦有近四分之一的白人移民失去了生命。勉強可算幸運的是，開普敦之外的鄉村地區人口比較稀疏，農戶之間的距離也比較遠，所以雖然也受疫情波及，但人命損失還不算慘重。
霍屯督人受到的沖擊更嚴重。白人至少知道天花是什麼東西，霍屯督人卻是第一次遭遇；面對疫情時白人至少知道并且能夠采取一些應對，霍屯督人卻隻能任由肆虐。一些白人染上天花後，仍有可能恢複健康；而對霍屯督人來說，染上就是死亡。更為緻命的是，霍屯督人生活的不衛生、牛欄茅屋聚居模式下的擁擠使天花更易快速傳播。一些霍屯督人認為白人對他們施了巫術，有的選擇逃往内地，但卻遭到内地同族人的阻擊。然而，阻擊者卻并不明白，即便他們能擊退逃亡者，逃亡者所攜帶的病毒也還是會有很大的幾率傳給他們。由于當時對霍屯督人的人數沒有完整的統計，所以最後實際上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因疾疫死亡，隻知道大概的情況是：一些親族群體整個地消失，還有一些則因為剩下的人太少已無法再被看作一個親族。一些霍屯督人甚至還向開普殖民地當局求助，希望當局能給他們安排幾位首領，以代替他們死去的頭人。對于白人移民來說，霍屯督人的這種狀況帶來了兩個後果：從短期來看，白人不得不面臨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從中長期來看，白人的土地擴張有了更廣闊的空間。
1713年後的天花疫情應對
1713年的天花疫情是開普殖民地的第一次天花疫情，也是最嚴重的一次。此後，在1748年有一次規模比較小的疫情，在1755年和1767年則出現了兩次大疫情。
1748年的情況不算太嚴重。當時，同樣是從東方返回的船隻帶來了病毒，同樣是有人浣洗船員衣物染上了病毒，但不同的是，開普殖民地當局及時發現并及時封鎖了感染區域，要求被感染者不得離開封鎖區域，否則當場射殺。最終，病毒沒有傳播開。
然而，最根本的風險始終沒有消除，那就是開普敦總是會有往來的船隻，開普殖民地的經濟也依賴于往來的船隻。往來的船隻帶來的财富是可以預見和計算的，往來的船隻會不會帶來病毒卻很難說。在當時的條件下，開普殖民地當局并沒有多少能力在未見征兆的情況下進行預防性檢查，基本上隻能在發現迹象後被動反應。
1755年，又是一艘從東方回來的船隻帶來了病毒，但比1713年和1748年還要恐怖的是，這次是船員還沒有上岸，岸上工作的奴隸就被感染了。當時，開普敦的奴隸要麼是居住在幾個集中的地方，要麼是跟主人在一起，所以病毒不由分說地就在奴隸和白人主人之間傳開了。開普殖民地當局在發現疫情後，帶着歧視性的情緒認定疫情傳播的責任在奴隸，因此立即對奴隸的活動進行嚴格的限制，但問題是白人也已經染上了，不對白人進行同樣的限制的話，疫情仍然會傳開。到1755年中，由于死亡人數不斷攀升，開普殖民地當局不得不采取全面的限制，包括不許向出席葬禮的人提供食物和衣物、不許借給他人自己的貼身物品或者借用他人的貼身物品等，同時要求社會各界特别是商業店鋪加強監控和舉報，特别是屠戶和烘焙坊主，要他們對前來購買食物的人嚴加觀察并上報相關情況，一旦發現感染者，立即抓捕隔離；而如果商業店鋪主自身或者家庭成員感染，那店鋪就應該馬上關閉。此外，對外來靠港的船隻也要加強登船檢查，特别是對來自孟加拉和錫蘭的船隻，一旦發現船上有患病者——不管是不是天花，都要先實施禁制，不得下人卸貨。由于疫情的緊張和可調動資源的不足，當局更強調阻止疫情傳播而不是治愈感染者。對于因感染而死者的遺體的處理，當局也做了詳細的規定，主要是不得對遺體進行整理、24小時内必需埋葬、離公墓較遠者可在自家農場埋葬。對于種種限制規章，如有不遵守者，開普殖民地當局會課以罰款，而這些罰款會被用于補貼應對疫情的醫護人員。
應該說，在1755年天花疫情的應對中，開普殖民地當局的措施至少從表面上來看是比較完善的，這些措施合并起來實際上能構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傳染病防控體系。但是，防控體系要有效，就必須常态化運轉，不管有沒有疫情，有些人員一定要安排——比如常備的檢疫人員，有些設施一定要有——比如定點的隔離場所，有些工作一定要做——比如對每一艘外來的船隻進行登船全員檢查。
然而，所有這些都意味着成本，當時開普殖民地的經濟并沒有能力維持常态化的防控體系。1755年爆發的疫情在1756年4月最終結束，對應的一些限制規章相繼取消，一些防控措施也因為成本考慮而不再執行。
1767年，天花疫情再次爆發。這次是因為一艘丹麥船隻，但“橋段”仍然是“洗衣服”造成感染。雖然有人痛問為什麼1755年抗疫過程中打造的防控體系沒有維持，但确實應該承認開普殖民地當局當時無法支撐這種防控體系。開普殖民地當局背後的東印度公司也沒有很強烈的意願投入衛生醫療事業，它更關注商業利益。但值得肯定或者說聊可慰藉的是，開普殖民地當局顯然已經具備了對抗疫情的基本經驗，因為要做的無非是把1755年的那一套重新撿起來。所以，盡管1767年的天花疫情也非常猛烈，但開普殖民地當局的應對卻可稱有序，它按部就班地捱了過來。
從18世紀開普殖民地數次應對天花疫情的曆史中可以得出兩個方面的經驗或者說教訓：一方面，完善的防控體系很有必要，但這需要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優勢的制度能力做支撐；另一方面，經驗很重要，而經驗的獲得往往可能需要付出極沉重的代價。
疫情非常情，如不能從容，仍應能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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