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 | 李騰:1347,死神降臨:黑死病時代的歐洲

發布者:肖文鑫發布時間:2020-02-17浏覽次數:59

李騰(上海師範大學世界史系)                               

仔細翻看歐洲文明的發展曆程,在王侯将相、宗教戰争與各種傳奇故事的字裡行間潛藏着一個隐蔽的魔鬼:瘟疫。無論是伯羅奔尼撒戰争時期的雅典瘟疫,還是羅馬帝國三世紀危機時代的大瘟疫,在知名度和曆史影響方面似乎都難以和席卷整個西歐、反複折磨歐洲人數個世紀的黑死病相提并論。在人類曆史的發展中,與瘟疫的鬥争從未徹底勝利,瘟疫的爆發在許多時候也成了曆史發展的轉折點。比如,許多學者認為雅典的瘟疫導緻了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争中的最後失敗;羅馬帝國時代的瘟疫則促進了基督教的發展,動搖了整個帝國的統治根基。1347年以來爆發的黑死病,更是被視為中世紀晚期社會治理與意識形态走向最終崩潰的重要标志。

黑死病的創傷記憶

《格林童話》本是格林兄弟收集的德意志地區自中世以來的若幹民間傳說,由于黑死病在歐洲肆虐時間特别長、造成的危害特别大,在民衆中形成了創傷性記憶。因此,在《格林童話》中有不少關于瘟疫的故事,其中以《哈梅爾的吹笛人》流傳最廣。

這個故事說的是,在數百年前,哈梅爾這座小鎮曾經遭遇老鼠成災,正當各家各戶無奈準備舉家遷移的時候,在路口遇見了一位穿五彩斑斓衣服的少年,腰間别着一把精緻獨特的笛子。他對鎮長說,自己有辦法消滅這些老鼠,但需要一大筆酬勞。鎮長将信将疑地答應下來,這個少年就抽出笛子吹奏起來。然後人們看到滿城的老鼠都跑到了大街上,随着少年的笛聲,全部投入鎮子旁邊的河流中。鼠患一旦解除,鎮長卻仗着人多勢衆拒絕支付少年的酬勞,并威脅要對他動武。這個少年隻得默默離開,但在某一天夜晚,小鎮附近的山上傳來了詭異的笛聲,各家各戶的孩子都往山上跑,無論如何也攔不住。所有的孩子都跟着那個吹笛人消失在了叢林深處,隻有一個拄拐的小男孩沒有趕上。這個孩子之所以拄拐,在不同版本中有不同解釋,最恐怕的版本是說這個孩子曾經救過一個長得像老鼠的人,反而被這個人削掉了腳趾。最後塞翁失馬,又得了活命。這個暗黑的故事,背後映射的就是鼠疫所帶來的災難。

1900年出版的《哈梅爾吹笛人》畫片

從14世紀到15世紀,歐洲許多的文學作品都是在黑死病的大背景下書寫的。我們熟知的《十日談》,其故事背景就是在佛羅倫薩瘟疫時期。一些貴族少男少女跑到鄉下去避難,在自我隔離的百無聊賴之際,講一些很有内涵的故事互相取樂。《十日談》的作者薄伽丘特别詳細的描繪了黑死病的發病過程。其最初的主要症狀是流鼻血,其次是在大腿内側和腋下等地方生出像雞蛋一樣大小的腫塊。随着腫塊的蔓延,人的身上會出現黑色的斑點,遍布整個手臂和大腿。他感歎說,凡是僥幸生存下來的人,都聚集到安全的房子中,将自己反鎖起來,小心翼翼地苟活着。

就黑死病對于歐洲曆史的影響來說,如何評價也許都不會過分,英文詞中大寫的瘟疫“The Plague”就可以直接指代“黑死病”。這一場災難從14世紀中期開始在歐洲蔓延,使整個西歐世界都陷入到無邊無際的死亡氣息當中。根據學術界的估算,在大約兩百年的時間裡,瘟疫屢次侵襲歐洲,幾代人都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懼當中。在這段時間裡,大約有超過一半的歐洲人口在瘟疫中喪生。随着人口的急劇下降和社會動蕩,整個歐洲的治國理政、商業貿易以及日常生産等活動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擊,将歐洲的曆史發展推向了未曾預料的方向。

瘟疫起源與應:懲罰、淨化與鞭笞者

在古代,由于科學的落後與宗教意識的社會性彌漫,人們完全無法認清這場瘟疫災難的真正的起因。事實上,直到1894年才由法國細菌學家亞曆山大·耶爾森正式确認了,五百多年前肆虐歐洲的黑死病源于一種特殊的病菌。後來,就以他的姓氏命名為耶爾森氏菌。

顯微鏡下的耶爾森氏菌

在瘟疫傳播過程中,主要是借助跳蚤、老鼠以及其他齧齒類動物,并首先是在動物中蔓延的。在13世紀初期,中亞和黑海沿岸的一些地區就出現了類似疾病。從事皮毛生意的商人和獵人發現,當地的旱獺(土撥鼠)大量死亡,但他們對此并未在意,在野生動物皮毛販賣過程中,這場動物界的瘟疫開始向人類發起進攻。從熱那亞到比薩,鼠疫快速在意大利傳播,繼而越海進入馬賽,然後傳播到波爾多。瘟疫又跟着波爾多的紅酒貿易越過英吉利海峽。1349年,一些挪威人在海上發現了一艘漂流的航船。船上裝滿了高級英國羊毛,但船員全都死亡了,他們為這意外之财大喜過望的同時也收獲了鼠疫。

瘟疫的迅速蔓延使瘟疫爆發的原因成為一個社會性問題。 在面對這場瘟疫的屠殺時,當時的歐洲人幾乎沒有任何科學能力來應對這場災難。他們所能想到的手段,不過是自古以來傳承下來的放血療法或熬制草藥,但最為主要的卻是以祈禱、悔罪和補贖來祈求天主平息憤怒、收回對人類的懲罰。宗教除了為人們在面對死亡時提供慰藉之外,也試圖為這場人間悲劇找到一種解釋。

就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文獻,最早對黑死病進行解釋的似乎是阿格拉蒙特的詹姆斯(James of Agramont)。他在1348年寫了一篇小論文,簡述了瘟疫在他所知地區的傳播經過和瘟疫所到之處的悲慘景象。在他看來,這種疾病根源在于罪人觸怒了天主,這種解釋也是希伯來—猶太傳統宗教的經典解釋。在《聖經》當中有大量關于瘟疫的記載,而瘟疫的流行往往被視為來自神的懲罰。比如《舊約·申命記》第二十八章中說,“你若不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不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命律例……耶和華必使瘟疫貼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從所進去得為業得地上滅絕。耶和華要用痨病、熱病、火症、痢疾、刀劍、幹旱、黴爛攻擊你,這都要追趕你,直到你滅亡”。在亞伯拉罕傳統宗教中,瘟疫的流行是對人類傲慢的一種懲罰,同時也是以瘟疫的形式促使人們認罪并引領人們悔改。

丢勒的版畫《天啟四騎士》

《聖經·默示錄》中的天啟四騎士分别是瘟疫、戰争、饑荒和死亡,瘟疫爆發被視為末日即将帶來的前兆。馬格德堡的康拉德曾經寫道,當人類普遍陷入罪惡之中,瘟疫的到來就是神明積聚的憤怒,是對人類罪惡行為的殘酷揭發。大多數神學家和布道者們也持有基本類似的看法。他們都認為人類自己的軟弱和罪惡使魔鬼獲得了侵入人類身體和人類社會的機會,從惡如崩一般地攪亂了整個人類正常生活,并擾動着所有人的心靈。但也有些人從更為積極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認為瘟疫的發生是“淨化人類群體、促使人類悔改的必要步驟”。

面臨黑死病的蔓延,出現了許多對肉體進行極端懲罰的激進苦修者,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鞭笞者團體。鞭笞者運動在13世紀起源于意大利北部地區,後來逐漸擴展到其他歐洲國家。這個運動在一定程度上與古代基督教的苦修傳統相契合,但其表現形式卻極其暴力血腥。許多參與者相信,他們的行為不僅是對耶稣受鞭打的模仿,也是通過對肉體的懲罰來公開贖罪。除了大量的平信徒參與之外,鞭笞運動中更包括了大量的隐修士。他們的鞭笞活動多以三十三天為一個周期,這個數字正是耶稣基督在人世間生活的年數。早期關于鞭笞者的文獻指出,幾乎所有社會階層都參與到了這場行動中,甚至許多市政官員和貴族都參與其中,認為正是自己的罪過引發了這場瘟疫。這些人赤着腳從一個城鎮遊行到另一個城鎮,一邊揮舞着帶鐵釘的鞭子遊行,一邊高唱贊美詩。随着疫情的蔓延,人們對于死亡和末世的恐慌也越發強烈。當時的見證者說,随着這股末日審判即将來臨情緒的迅猛擴展,狂熱的鞭笞者認為這場贖罪的活動要持續三十三年,直到基督王國的救贖與彌賽亞的最終降臨。随着這一運動的發展,更是逐漸産生了反對教士主義、官僚體系和進行社會革命的激進思想。

遊行中的鞭笞者

這種在公開場合進行自我鞭笞的運動造成了極大的社會恐慌,當時的教宗克雷孟六世不得不在1349年的10月20日發表教宗谕令,治則這些鞭笞者的行為隻是“充斥着迷信的徒勞”,認為他們是趁着瘟疫蔓延之際人們的恐慌,以“捏造和虛僞的言辭”來否認教會的權威,挑戰教會的權力,甚至直接呼籲世俗政府對這種公共集會式的公開忏悔進行強力幹涉。然而,鞭笞者們卻對教宗的谕令回答以“不能”、“不明白”,仍舊不斷地用帶着尖銳鐵片的鞭子抽打着自己的身體,以作為悔改的标記。

這種極端的自我肉體懲罰行動背後有着深厚的思想曆史淵源和基礎。對作為主流的教會來說,瘟疫的懲罰是為了勸人悔改的一種手段,雖然極其殘酷但隻是暫時的。而對鞭笞者來說,瘟疫的蔓延與在災難中所見到的苦難景象,使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永恒懲罰與譴責的标記。因此,鞭笞者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避免地獄永火的焚燒,他們害怕了,他們恐懼到了極點,他們似乎已經不再相信教會能夠成為諾亞方舟帶他們脫離苦難。

鞭笞者赤裸上身,進行自我鞭打。

在中世紀的基督徒當中,大多數人都認為瘟疫是聖經中已經預見的事情,是注定的劫難,因此人類對此幾乎束手無策。但在巨大災難降臨的時候,人類往往亟需尋找到一個替罪羊以解釋他們自己正在遭受的不幸。在這場巨大瘟疫來臨之時,他們所找到的替罪羊無疑是一直受到隔離與歧視的猶太人。這些狂熱的鞭笞者所到之處,總會對當地的猶太社團造成毀滅性的打擊,他們在自我鞭笞的同時,仍然斥責猶太人的罪過。許多地方都懷疑是當地的猶太人團體亡我之心不死,在井水或河流中投毒,認為瘟疫的蔓延就是猶太人一手造成的大陰謀。

醫治、隔離與社會重建:教會與政府的應急措施

在黑死病蔓延期間,以天主教會為代表的社會組織和各個地方政府采取了種種措施防止疾病的蔓延,雖然其中許多宗教儀式以我們今天的眼光看來顯得荒誕不經,但在那個時代對穩定人心非常有效。比如,當時英國的主教們要求人們在每周三和周五的補贖日進行集體赤腳遊行,要禁食祈禱,在一切空閑時間多念誦《天主經》和《聖母經》。

抄本畫中描繪身患黑死病的人

作為社會運行的核心力量,教會在各地設立醫院,提供日常醫療服務。14世紀的英國在公共衛生服務方面可以說走在了各大中古國家的前列,雖然全國隻有大約400萬人口,卻有600多家醫院。當然,這些醫院主要也是由教會的神父、隐修士和修女們組織起來的救護所,無法提供現代意義上的治療,更多隻是予以基本的照顧和清潔。同時,一些主教也開放自己所轄的教堂,使那些尚未感染的人有避難之所,并接濟他們的生活。

在教會醫院領受聖事

中世紀時期醫學的發展也受到了黑死病的推動。當時的醫生數量很少,且多數都不過是紙上談兵,以薩萊諾為中心的醫學研究從12世紀以來就享有盛譽,從1215年前後,醫生成為了受到教會認可的行業,并成立了自己的職業行會,卻始終未能真正建立起醫學治療的科學體系。因此,民間力量再次凸顯。

在教會醫院接受治療

首先是一批帶有外科醫生色彩的理發師,其次是一批遊方郎中色彩的魔術師一樣的治療者。許多知識階層的人都認為,人體的病症和瘟疫的蔓延與天文現象有關,而疾病的治療主要采取放血療法和熬制草藥。比如,牛津大學的莫城的傑弗裡(Geoffrey de Meaux)專門撰寫了《瘟疫的星相學原因》一文,以“根據自己的見解和醫學知識,給出恰當的補救方法”。在經過一大通火星、木星、土星彙聚在水瓶座使瘟疫爆發的論證之後,他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主要是盡可能生活在曠野之處、在密閉空間焚燒乳香、少吃動物的肉、多食用蔬菜水果、不要随便洗澡、更要禁絕房事等措施。

在當時由世俗政府所主導的措施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限制人口流動。歐洲許多城鎮在瘟疫來臨之時緊急訂立法律規條,嚴格限制受感染嚴重地區的人群向其他地區遷移。在一些海港城市以及商貿要地,政府會專門派遣武裝人員進行攔截,甚至對試圖逃出疫區的人就地正法。比如在意大利黑死病盛行時期,皮斯托亞要求所有經過重點疫區及其周邊地區的人口或者船隻、貨物都不允許進入該城。皮斯托亞的居民也不許離開,尤其是不得進入疫區及周邊地區,特别是比薩和盧卡等受瘟疫影響最嚴重的地方。如因緊急要求,必須要進入或經過這些地區的,隻有在市政廳獲取通行許可才能夠出行。

隔離的政策在中世紀時期也非常流行,威尼斯作為港口城市,人員來往複雜,所以最早設立了隔離法。在1348年,威尼斯市政廳為保證當地居民的安全和貿易,所有抵達威尼斯的船隻和船員必須在指定地點隔離四十天,确認無事後方可在周邊進行交易。威尼斯政府有權禁止任何可疑的船隻、貨物或個人進入所轄地區。到1403年,威尼斯在納匝勒的瑪麗亞島上建立了拉撒路醫院,這很可能是人類曆史上最早的一個隔離醫院。

威尼斯的隔離區:建立隔離點拉撒路醫院的納匝勒的瑪麗亞島

1374年,米蘭大公也對米蘭城中的瘟疫狀況做出指令,要求所有受瘟疫感染的人必須離開城市,到指定的森林郊野地區生活,一直等到這些人痊愈,或者,死亡。到1377年,米蘭人又将拉古薩指定為隔離區,凡是從“疫區”回來的人都必須在那裡生活一個月,經過“陽光與風的淨化”後,才可以進入米蘭。

世俗政府是瘟疫時期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社會重建的主要力量,世俗政權面對瘟疫的救助功能首要體現在減免稅收上。比如在英國,由于大量勞動力的喪失,使國王和各地領主不得不降低稅率,以減輕人口恢複和經濟複蘇時期的經濟負擔。其次,世俗政權在維護社會秩序方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在瘟疫時期,許多人出于求生的本能而四處奔逃,很容易造成瘟疫的快速蔓延。在英國和意大利等地,國王與執政官們都禁止人口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遷移。此外,由于城市中的人口聚居使死亡人數衆多,導緻原來為城市提供糧食的周邊農民拒絕進入城市輸送糧食,這也需要世俗政權加以協調和武力強制。最後,為了恢複經濟,世俗政權也不得不采取強力措施,保障複工和經濟穩定。這一點在英國體現得尤其明顯。由于黑死病造成了大量勞動力喪失,從某種角度來說促進了歐洲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城鎮化”運動。雇傭勞工往往待價而沽,從一地流動到一地以換取更好的勞動待遇。為了限制這些勞工的工資上漲,英國國王愛德華三世在1349年頒布了《勞工法令》,要求所有健康的勞動者必須從事勞動,工錢隻能以1346年的支付标準為原則,且勞動契約不得短于6個月。

愛德華三世的大印複制圖

但有的時候,死亡也并非人類終極平等的标尺。以英國各個社會階層為例,教士階層是死亡率最高的群體,一般統計達到45%。因為他們往往要對受感染者進行終傅聖事,為患病者祈禱,主持各種禮儀活動,因此最容易受到感染而去世。許多修道院的編年史對黑死病時期的記錄往往戛然而止,原因無外乎整座隐修院裡的人都死光了。一般民衆的死亡率也高達40%,尤其是城市人口。因為城鎮人口密度較大,衛生條件較差,交叉傳染機會增多。相對而言,經濟較為富裕的大領主的死亡率則在27%左右,因為他們往往都避難居住在鄉下城堡中。

毋庸置疑,曠日持久的瘟疫對于當時歐洲統一的核心支柱天主教會也造成了重大影響。人們看到許多達官顯貴、高級教士身染重病,許多大主教、主教、公爵、侯爵在生病及死後屍體迅速腐爛發臭,這都與信衆心中的期待大不相同。由于《信經》中宣揚的是“肉身之複活”,腐敗發臭的肉身卻是深陷地獄的确鑿标志。大量教士階層的死亡使人們開始對教會的神聖力量産生了懷疑,而教會在這個時期裡通過葬禮和大赦的買賣,也引發了無數的尖銳批評。随着大量教士的死亡,教會也不得不選擇一些未必稱職的人填充到教士隊伍當中,這也造成了歐洲教士階層整體質量的迅猛下降。從這個角度來說,黑死病作為無差别的死神,打碎了歐洲中世紀盛期逐漸形成的看似堅不可摧的社會等級堡壘,一切的歲月靜好都在死神的咆哮中搖搖欲墜,死亡之舞在歐洲大陸上搖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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