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哈爾濱鼠疫暴發，停業的客棧、學校等被用來當作防疫的辦公室、消毒室和病房
中國古代對傳染病肆虐給人類帶來危害的認識，有着一個艱辛的過程。其實有文字記錄的3500多年來，疫病的流傳成百上千，疫病的種類各式各樣，人類的發展曆史，可以說是一部與疫病作鬥争的曆史。
我國有文字明确記載的疫病從商朝開始，甲骨文中有“疾年”的說法，大概就是指疫病流行。春秋戰國時期，疾病流行已很多見，趙國和秦國等地多次發生大疫。人們已經認識到“四時皆有疠疫”，疫病是“氣不和之疾”，已能辨别出傷寒、瘧疾、麻風等傳染病。疫病流行，“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逸周書·大聚篇》），抗擊傳染病的措施也已出現。
一般來說，疫病往往是動亂和戰争的産物，越是社會混亂時期，疾疫發病率就越高，為害時間越長。相反，政治清明，社會安定，雖然疫病仍會發生，但隻要有正确得當的救災抗疫措施，疫病流行的頻率就低，規模有限。東漢末年，大疫一場接一場。桓、靈、獻三帝共70年，比較大的疫病流行有16次之多，其中好幾次是全國性的大流行。曹植《說疫氣》談到建安22年的大疫時說：“疠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權更疊頻繁，大小戰争不斷，社會動蕩不穩，形成了我國曆史上的第一個疫病高發期。三國兩晉，疫病流行的次數約為35次，每5.8年就有一次疫病。南朝共出現疫病13次，北朝出現11次。這時的疫病常與戰争動亂相伴随，政府組織抗擊疫病的次數不多，疫病的流行肆無忌憚，人民在無助痛苦中生活。
隋唐五代共有疫病30多次。唐太宗時期，共有6次流行，但由于社會安定，政府救災防疫措施得當，疫病對社會的影響控制在最小範圍之内，一般都是在一二州之中流行。唐朝後期至五代，藩鎮割據，戰争頻起，無有效救治措施，疫病來勢洶湧，常出現百姓“流亡遷徙，十室九空”的局面。
兩宋疫病前後共有51次，南宋流行的次數超過北宋。在人口最為密集、流動人口較多的首都地區，疫病流行明顯增多，南宋有20多次疫病發生在以臨安府為中心的浙西地區。人口密度過高，有利于孳生疫病，方便疾病的流行。因此，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衛生預防的意義特别重要。元朝大疫有30多次，出現了一場大疫死90萬人的高記錄。
明清疫病的流傳達到高峰。明朝發生疫病180多次，分布在118年中。明朝共277年，平均每2.34年中有一年疫病流行。清朝共267年，據《清史稿》記載，出現疫病的年份有134年，而實際清朝流行疫病的年份肯定不止這些。明清時期的大疫病常常跨州跨省流行，對人類生命危害嚴重。大疫過後，常常出現“死人無算”“疫死者幾半”的情況。
一般來說，一種新疫病剛流行時，由于人們認識不足，往往為害深重。明清時期的鼠疫和霍亂，就是其中最為劇烈的兩種。明朝開始暴發的鼠疫，隻要人一看見死老鼠，馬上就會“人死如圻堵”，最後“人見死鼠如見虎”（師道南：《死鼠行》）。鼠疫嚴重的地區，一戶戶人家全部死絕，有的地方一條街巷或一個縣城死掉一大半，“巷染戶絕”，沒死的也早就吓跑了。如山西興縣，崇祯間流行“天行瘟疫”，早晨發病，晚上就會死人，甚至在一夜之内，全家盡死孑遺，“百姓驚逃，城為之空”。人與人之間互相戒懼，“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有專家估計，單萬曆7年至16年的鼠疫就引起山西、河北500萬人的死亡。清朝真性霍亂剛流行時，從陸路、海路兩個方向由南至北席卷中國，自雲南、廣東一直傳進京師，“民多驟死，鄉村尤甚。其症吐瀉轉筋，即時斃命，針刺醫藥百中僅活數人。問疾送驗，傳染無已，甚有全家俱斃者”（《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51）。随着對霍亂認識的加深，人們防備意識的完備，疫病為害就漸漸失去最初狂野的本性。
面對疫病，我們的祖先沒有被吓倒，而是衆志成城，樹立起必勝的信心，開展了前赴後繼的抗疫救災活動。數千年來，他們同疫魔進行着殊死的鬥争。上至朝廷和各級地方政府，下至平民百姓，他們同疫病鬥争的精神可歌可泣。
曆代政府常常會采取一些積極有效的救災措施，率領人民抗擊疫病，如減輕經濟負擔是政府采取的最普通措施。百姓染上疫病，需要醫藥救治，再按正常年景向國家交納賦稅，實在是力所不及，因此免稅之類減輕農民負擔的措施在一定意義上是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唐宣宗大中年間，江淮大疫，宣宗令受疫肆虐的淮南、武甯軍等方鎮轄内，以前拖欠政府的缺額錢物攤派先放免3年，3年以後再行交納。所有放免的租賦貢物，州縣必須在鄉村要路一一榜示，使老百姓能全部透徹地了解。
政府編纂頒行簡便易用方書，并錄于木版石條上，在村坊要路曉示，對疫病防治的作用更為直接有效。宋朝政府大量印行編輯醫書，向各州縣加以推廣，向老百姓傳播預防疫病的知識。疫病流行時期，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員經常采用醫藥治療來對抗疫病，政府曾派出醫生帶了藥品到鄉村巡視。唐文宗大和六年（832）春天，長江以南大部分地區流傳疫疾，文宗頒诏說：“其疫未定處，并委長吏差官巡撫，量給醫藥，詢問救療之術，各加拯濟，事畢條疏奏來。”（《冊府元龜》卷144《帝王部·弭災三》）責成地方官員親自下鄉送藥，具體實施情況必須向中央彙報。
切斷傳染源，對病人進行隔離是最切實有效的一種措施。夏商周時期，隔斷傳染源以防止疫病繼續擴大的思想已經産生。秦漢時期，對凡是感染疫病的病人，有一套檢查和隔離措施。雲夢秦簡《封診式》中，講述了裡典甲向上級報告，發現本裡人丙好像是患疠病（即麻風病），于是展開了調查，詢問患者本人。接着派醫生前去檢查，醫生根據丙的各種特征進行觀察，最後診斷他确是患了麻風病，于是将患疠病的丙送到疠遷所隔離，再進行醫治。說明早在秦代時期，對麻風病的診斷有着一套報告、鑒定、隔離的完整制度，并建立起了傳染病的隔離醫院。
曆代隔離的場所有兩種，一為疫病到來後臨時性建立的場所。宋神宗熙甯8年（1076），杭州饑疫并作，染病百姓不計其數。蘇轼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以處疾病之人”，實際是簡陋的隔離醫院。他招募僧人到各坊進行管理治療，每天早晚，僧人們按時準備病人的藥物和飲食，“無令失時”。另一種是常設的隔離場所。武則天時期，以前由政府出面主辦，有專門官員負責的疠人坊，被改稱為悲田養病坊。宋徽宗崇甯初年，設立了專門收養病人的安濟坊。坊中醫者每人都要建立個人的技術檔案，醫治病人的技術長短處都要記錄下來，作為年終考評的主要依據。
除病人外，接觸過病人者也要被隔離，因為他們感染上疫病的可能性最大。《晉書·王彪之傳》談到永和末年，疾疫流傳，“朝臣家有時疫，染易3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如果一戶人家有3人得同樣的傳染病，官員們即使無病，隻因可能是帶菌帶病毒者，也要過百日後才能上朝。這種措施，極為科學，它可以把疫病控制在最小範圍之内。秦國還曾就外來賓客入城時，對其乘坐的馬車要用火熏燎來防止病菌的傳播。1894年，鼠疫在香港、日本出現時，上海随即對所有進口船隻上的旅客進行體格檢查，憑“免疫通行證”入境，并建立了一些臨時性的醫院和熏蒸消毒站。
抗擊措施及時有效，疫病的為害就可以降到最低的限度。預防隔離措施有力到位，疫病傳染源較早切斷，疫病流傳就能得到有效控制，反複流傳的可能性就小。從科學性上說，隔離病人和疫病接觸者，是最為簡便、有效的抗擊疫病方法。
衛生預防，也是抗擊疫病的有力措施。夏商周時期，我國已經産生了疫病預防思想。如在《周易》中，一再提到在疫病未發生時，要确立預防疫病發生的思想和在精神上作好準備。《乾卦》的九三爻辭說：“終日乾乾，夕惕苦厲（疠），無咎。”意謂處于困難時期，要自強不息，不要像見到疫病一樣害怕得不要命，要有堅決戰勝疾疫的信心。
為預防疫病發生，人們在個人衛生方面十分注意，在甲骨蔔辭中已有個人洗面、洗澡、洗手、洗腳的記錄。秦漢時期，人們的認識更為深刻，《續漢書·禮儀志》雲：“是月上巳，官民皆潔于東流水上，日洗濯祓除去宿垢灰為大潔。”通過沐浴，搞好個人衛生，驅除疫病流傳的可能。飲食衛生是預防疫病的一個重要方面。漢代的《論衡》說：“鼠涉飯中，捐而不食。”這符合現代意義上的衛生要求。《金匮要略》也告誡人們：“果子落地經宿蟲、蟻食之者，人大忌食之。”否則會得瘧疾。孫思邈已告誡人們：“不要吃生肉，吃動物的肉時一定要煮爛。”動物體内存在着一些病毒，隻有燒熟才能殺死。
環境衛生更為人們重視。甲骨蔔辭中已表明當時已實行人畜分居，可以使動物身上的疫病盡少傳給人類。商周時期的人們已知在高亢之地建造房屋居住，因為住在向陽幹燥的地方有利于太陽光照，幹淨消毒，限制了疫病病菌的傳播。《周禮》中講到周秦時期已經建立路廁；漢朝時我國都市中普遍設立公共廁所，當時稱之“都廁”；唐五代時政府專門有管理廁所衛生的官員，城市的衛生設施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古人認為，許多傳染病是由塵埃中得來的，因此早在秦國就對“棄灰于道者”要判處一定的刑罰，城市的垃圾須按政府的規定處理。一些疫病可以在空氣中傳播，如鼠疫杆菌經呼吸道排出後可能通過空氣飛沫傳入他人體内，所以清代吳子存在《鼠疫抉微》中提醒人們要經常灑掃堂房，廚房溝渠要整理清潔，房間窗戶要通風透氣。疫勢危急時，要避開撤走，找個大樹下的蔭涼當風處居住，近水當風之處最好，千萬不要衆人擁雜在一起。
3000多年來的曆史說明，中國是一個勇于并善于抗擊疫病的國度，有着戰勝各種傳染病的傳統。當科學技術水平有限，人類對醫學的認識剛剛進入起步階段時，由于人們對疫病的恐懼，防治疫病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巫術上，求神祈靈，驅鬼逐邪。随着醫學認識的不斷推進，人類對疫病認識的深刻，巫術這一無知時代人們認識的産物，隻會延遲疫病的治療，使疫病傳播範圍更廣。今天，随着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隻要我們發揮出智慧和潛能，災難面前臨危不懼，弘揚中華民族在抗擊疫病中形成的頑強民族精神，我們一定會戰勝各種各樣的疫病，我們的民族将會不斷繁衍生息，發展壯大。
（作者系上海師範大學教授、bevictor伟德官网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