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家駒難民區與《日内瓦第四公約》 ——蘇智良在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大講堂的講演

　　1937年11月，法國傳教士饒家駒在上海創立戰時平民救護的難民區——饒家駒區，延續至1940年6月，保護了30多萬中國難民，被稱為“難民之父”、“中國之友”。這個“上海模式”推廣到南京、漢口、廣州，乃至法國、德國，并推動《日内瓦第四公約》的訂立，戰時保護平民成為各國的共識，從而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他是20世紀世界人道主義的光輝典範。

　　我首先介紹一下饒家駒的簡曆。饒家駒（Robert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年出生于法國桑特市，早年加入耶稣會。1913年到上海傳教。他在徐彙公學學習中文，也擔任法文老師，教拉丁文;他還是化學家。但是很不幸，一次他幫學生做爆竹時，不慎炸斷了右臂，所以他是“獨臂神父”。

　　饒家駒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頗具男子漢氣質。他還非常喜好體育鍛煉。同事們回憶，他“非常自信、爽朗，具有貴族氣派”；學生們回憶這位老師“平易近人，是一名出色的教師”。在語言方面，法語是他的母語，英文和拉丁語非常流利，并且能夠操一口漂亮的普通話，會說上海話，還有流利的日語。這些給他在難民保護方面與各界的聯系溝通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礎。

　　上世紀20年代的中國兵荒馬亂、動蕩不安，這就給悲天憫人的饒家駒提供了用武之地。他參加了很多慈善救濟，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創建南市難民區。

南市難民區的緣起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中日兩國先後投入近百萬軍隊，在上海鏖戰，這給上海這個中國最大城市帶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難民。戰争對于民衆來說是最苦難的事，大家紛紛逃到租界。但問題是，這麼多的難民逃到租界以後，租界也難以接納，所以租界把所有的路口封死，不讓難民再像潮水一樣地湧入。于是，難民隻能呆在租界的周邊，尤其是南市。因為南市原來就是個老城區，它有很多空房，大家希望通過那裡進入法租界，但是法租界的大門已經關死了。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救助南市的難民，就給政府、社會提出了問題。

　　上海的士紳開始參與救濟民衆。首先他們建立了一些組織，如上海國際救濟會，名譽會長顔惠慶——非常著名的上海的士紳，下面有常務委員饒家駒等外國人和王一亭等中國人。到了10月2日，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正式成立，辦事處設在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國際飯店。它的使命也是救濟平民。再到10月4日，難民救濟委員會以饒家駒為主席組成了一個委員會，他們開始醞釀建立難民區。

　　11月2日，饒家駒向上海市市長俞鴻鈞建議，在南市劃出一塊區域接納難民。俞鴻鈞感覺對于中國政府和民衆來說，這是件好事，并表示中國軍隊不進入難民區。饒家駒很有智慧地首先說動中國方面同意，建立了一個難民區。

　　接着饒家駒馬上去找日本軍隊和日本的外交官，說明中方已同意在南市建難民區，隻允許難民進入。日本總領事與日軍的高級将領磋商後也同意了。到了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準設立南市難民區。11月8日，上海國際救濟委員會議定區域，挂起國際救濟委員會的旗子。

南市難民區的始末

　　南市難民區正式建立是11月9日下午5點鐘，它的位置南面以方浜路為界，北面是民國路（今人民路）。當天就在城隍廟、豫園、小世界以及其他的學校和教堂建立收容所，收容了兩萬人。難民們聽說南市建立了難民區，紛紛遷入，所以不久這裡面就超過了十萬人。

　　南市難民區建立監察委員會進行管理，主席饒家駒。然後将南市難民區分成九個區，每個區設立一個區長，所以裡面非常有序。

　　但很不幸的是難民區剛剛建立，就發生了危機。11月5日，日軍第十軍在金山登陸後，直插松江。中國軍隊撤離了南市。難民們也非常恐慌。他們一直聚集在法租界的大門外。12日，日軍占領了南市。當時日本的上海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大将企圖占領租界，但遭到日本外交官的阻攔，說如果占領租界，等于要跟英美宣戰。日軍因此沒有進入租界。松井最終也同意日軍不進入難民區。

　　難民收容所設在什麼地方呢？五花八門的地方都有——教堂、城隍廟、佛教的庵堂、清真寺、學校、公所……隻要有場所，大家都願意建立難民收容所，就這樣一個一個的場所，安排了幾十萬的難民。有一統計，1938年前後收容的難民約30萬，所以我們說，南市難民區至少庇護了30萬中國難民，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建立難民區以後，難民們每天是要吃飯的，他們沒有收入、沒有職業，所以饒家駒的使命就是要趕快募捐。他非常有智慧。這個獨臂神父從中國方面募集了很多錢，上海市政府也出錢了，上海的慈善機構、企業也出錢了。同時，他感覺到日本方面也有責任，所以他還去找日本人，結果日本方面也出資了。到了後來他還擴展到海外去募捐，1938年的5月2日，饒家駒開始海外募捐，首先拜訪了日本，一方面是感謝，一方面希望日本遵守諾言，不要占領難民區。然後他到加拿大，又到了美國，5月26日見到羅斯福總統。羅斯福非常慷慨，給了他一大筆小麥和美元。當時上海的糧食來源困難，美國方面這些小麥運到上海，直接給這些難民，就使得難民區的維持更有保障。所以南市難民區一直能維持下去，維持了三年，這是很了不起的。法文版《饒家駒的故事》小冊子裡面，有這樣一句話：“令人敬佩的上海，這座以其無法估量的慈善捐助的城市，它是如此之慷慨，這似乎是不能再期望更多的了。”可以說，是上海的民衆支撐了難民區的存在，當然，也包括其他各方面的支持。

　　難民區内的難民生病了，就要有醫院，所以難民區内建立了各種難民醫院。還有難民們要結婚、生子，所以還建立産婦醫院、災童醫院。而且這些都是義診，這又需要一大筆開銷。我們設身處地地替饒家駒想想，一個法國人在上海難民區挑起了這麼重的擔子，真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道主義者。

　　我們找到一位王阿婆，86歲，對難民區的記憶非常清晰。她是本地人，家就在方浜路的旁邊。她回憶，那個外國神甫，盡管她沒見過，但知道他，她們那個難民區是他建立的，他是個好人。她回憶說，方浜路的南面就有日軍的崗哨，拿着大槍站在那裡，中國人過去必須要鞠躬，如果誰不鞠躬，就要遭受毆打。

　　盡管有鐵絲網，還是有日本人進來。日軍的哨兵會進入難民區，驅逐難民，甚至有坦克開進去，還有一些中國女孩被拉出去強暴，但總體上還是比較安全。比如說12月16日，一名中國的狙擊手躲在南市難民區裡面，打傷了日軍的哨兵，日軍就沖進去了。這時饒家駒神父趕快跟日軍的一個中佐談判，承諾将嚴格管理。最後日軍還是讓步了，同意由難民委員會繼續管理難民區。

　　饒家駒每天坐着一輛黃包車，從呂班路到老北門到新開河，然後出法租界的鐵門，進入南市難民區辦公；黃昏的時候，再回到法租界的寓所，或在洋泾浜的天主堂休息。他日日工作，天天到難民區去，事必躬親，巡視考察。隻要他出現在安全區，難民們就心定。

　　這樣一個難民區，有30萬難民，也必然有共産黨人活動。比如趙樸初當時就是難民慈善救助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周邊有很多共産黨員。這些共産黨員在難民區，一方面救濟難民，同時動員一些單身的男子參加新四軍。确實，新四軍一部分的來源就是上海的難民，他們通過地下通道，慢慢地把這些難民運送出去，名義上是疏散回鄉，請饒家駒開證明，弄通行證，實際上這些人就跟着共産黨到了蘇北，加入了新四軍。

　　1940年6月16日，饒家駒奉法國天主教會之命離開中國，回巴黎從事戰時救濟工作。這樣南市難民區就沒有了主心骨，因此到6月30日，南市難民區已經停止活動。

饒家駒與其他地區的難民救助

　　上海饒家駒安全區的出現，為中國其他地方的難民保護活動提供了範例。其後在南京、漢口、廣州、吳江、福州等地也出現了類似的安全區。

　　饒家駒與南京安全區也有關聯。拉貝等正是看到了饒家駒在“八·一三”以後在上海救助難民的義舉，才萌動了建立一個國際安全區的念頭，并且拜托饒家駒神父與日本方面聯系，饒家駒成為拉貝等跟日本聯系的紐帶。當然最後日軍拒絕設立南京國際安全區，所以這跟上海的模式又不一樣，但是饒家駒還是引發、推動了南京安全區的建立。

　　饒家駒也推動建立了漢口難民區。1938年9月，他在上海與日本總領事進行了讨論，接着他跑到重慶去找當時的第一夫人宋美齡，請中國政府提供救濟基金;然後他又去找了英國、美國、法國的代表，建立漢口難民區，并親自擔任漢口難民區委員會臨時主席，接管這個地方的行政。最後日軍同意，不予轟炸，他又保護了在武漢的難民。

　　饒家駒回到歐洲後，又推動了歐洲的難民救助。所以他在上海建立的這個模式，在他的祖國法國，在德國、意大利進行了推廣。譬如他回到法國以後，将上海的經驗運用到了巴黎郊區，挽救了一大批難民。那時歐戰已經爆發。到了二戰結束時，受國際紅十字會的派遣，饒家駒親自到柏林，從事慈善救濟，并推動法德和解。1946年9月13日，他因白血病在柏林去世，他的墓地現在還在德國柏林。

饒家駒與《日内瓦第四公約》

　　饒家駒從最初戰時保護平民升華到人類一旦發生戰争、能不能通過國際公約來達成大家共同保護平民；饒家駒區、饒家駒的案例——“上海模式”，對國際上建立保護平民的條約産生重大影響。

　　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約》，包括1927年《日内瓦公約》中，還沒有保護戰時平民安全的條款；但是到了1929年，有個法國醫生保羅就提出戰争時應該為平民、受傷的士兵建立安全區。接着瑞士人喬治看到歐洲的報紙介紹饒家駒在上海的義舉，很受啟發，因此他提出應該去推動、讨論；然後到1938年，第16屆國際紅十字會通過了安全區決議，“饒家駒區”作為戰時保護平民的最成功的範例而被引入；到了1948年第17屆國際紅十字會大會，又通過了戰時保護平民的公約草案。再過了一年，也就是1949年8月12日，63個國家的代表制訂了《日内瓦第四公約》。《日内瓦第四公約》一共有159條正文和三個附件。饒家駒的貢獻是:在戰争時期，如何保護平民，他在中國的實踐、在上海的實踐，寫入了公約。

　　《日内瓦第四公約》有很多條款，譬如平民應該受到人道的保護，禁止破壞不設防的城市和鄉村，禁止殺戮、脅迫、虐待和驅逐和平的居民。和平居民的人身、家庭、榮譽、财産、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在一切情況下，都應該予以尊重。無論何時，被保護人應該受到人道的待遇，戰争的雙方都應該遵守這一準則，這就是上海經驗、上海模式。公約還指出，要追究責任，如果違反,應該送交法庭等等。

　　在《日内瓦第四公約》的評注當中，對“上海模式”做了具體的說明和解釋，也就是說，《日内瓦第四公約》是怎麼出現的呢？就是因為有饒家駒安全區，這樣一個成功的案例、一種經驗的積累，使得國際上可以出台這個戰時保護平民的公約。《日内瓦第四公約》的附件議定書是不斷變化的，我這裡要特别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52年7月13日聲明予以承認，1956年12月28日遞交批準書，1957年6月28日正式生效，所以中國是《日内瓦第四公約》的簽約國。《日内瓦第四公約》現在成為國際法、國際條約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我們找到一張上海國際救濟會的第一收容所照片，非常壯觀，裡面有991人，這是我們現在找到的上海難民區裡面人數最多的一張合影。合影中成年男子有343人，婦女兒童更多。饒家駒這樣一個義舉，推動了《日内瓦第四公約》的建立，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這是了不起的壯舉，所以我們應該把饒家駒的理念以及他在中國的業績發揚光大。

　　饒家駒的博愛主義、慈善行為、奉獻精神、慈悲情懷的高尚人格超越了國家、種族、宗派、宗教和黨派，他是20世紀世界人道主義的光輝典範，他被稱為是“難民之父”、“中國之友”。他以他的獨創、堅韌、才華和責任心創立了戰時平民救助的上海模式——饒家駒區，成為一個典範。這個模式又推廣到了南京、漢口、廣州、法國、德國，推動了《日内瓦第四公約》的訂立，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

　　而且，饒家駒非常熱愛中國。他回法國前曾深情地說：我在中國時間很久了，以中國為第二故鄉，我愛中國的熱忱不亞于中國人熱愛中國，中國就是我的故鄉，我深愛中國，此次雖然暫返歐洲，不久還是要回來（遺憾的是他一去再沒有複返）。在上海的最後時刻，他把自己的中文名字饒家駒改名為饒家華。

　　這樣一位挽救了無數中國人生命的法國人，在中國卻一直是默默無聞。曆史不應該忘記饒家駒這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中國人也不應該忘記這一位國際友人。值中法友好年之際，我們呼籲，在原南市難民區應該建立難民區的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