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18 來源：解放日報
王紀人
蕭紅一生漂泊，命運多舛，年僅31歲就不幸病逝于香港，但她的文學作品卻長留于世，并得到了甚高的評價，這正應了詩聖杜甫“文章憎命達”的詩句。電影界對她情有獨鐘，先後有《蕭紅》和《黃金時代》兩部傳記片問世。兩部電影各有千秋，比較而言，我更欣賞由許鞍華導演、李樯編劇的《黃金時代》。
《黃金時代》的視野更見開闊，把傳主蕭紅的個人命運與一個宏大的時代以及知識分子群體更緊密地結合起來表現，把觀衆帶回到民國曆史的現場。蕭紅一生雖然短促，卻有過離家出走、逃婚、顧此失彼的愛情、革命、流浪的傳奇經曆，這就為電影的情節展開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北京、哈爾濱、青島、上海、日本、臨汾、西安、武漢、重慶、香港等蕭紅在後12年中先後漂泊過的地方，以及蕭紅與許多熱血青年參與的抗日活動和他們颠沛流離的生活，在電影中都作了相當生動形象的表現。
這樣，蕭紅的一生不再僅僅是她個人的傳奇，而是屬于有着某種曆史必然性和時代共同性的傳奇。這一傳奇象征着我們這個民族曾經的苦難和抗争，知識者對家國命運的擔當和對個人自由及人生價值的追求。所以《黃金時代》是以蕭紅這個特定的曆史人物帶出了一個時代和一群人，并在時代的大波大浪中塑造了蕭紅和衆多作家的藝術形象。蕭紅所在的東北作家群、以魯迅為核心的上海左翼作家群、共赴西北參加抗日活動的作家群，這在第一部蕭紅傳記片中沒有得到充分表現或有所疏漏的，在《黃金時代》中都得到了曆史性的呈現。
而且可貴的是，那不是曆史人物群像走馬燈式的展示，而是一種集體性的出場和與傳主的精神性交集。在這個前提下，所謂一個女人與四個男人的故事，就不再是绯聞式的商業性賣點，它同樣蘊含了一個大時代中特定的男女關系，以及他們夢想的浪漫，對于自由和理想的共同追求，對于愛情自主的執着。在那個時代，蕭紅固然是特立獨行的一位，但她面對的，往往也是一個特立獨行各有個性的群體。不同的是，當更多的人為時代的潮流所裹挾時，蕭紅最後卻做了逆向性的選擇，堅持個人“要做什麼就做什麼”，更願意找一個地方安靜地寫作。
在蕭紅的情史上，電影側重表現她與包辦婚姻中的未婚夫、蕭軍和端木的關系帶來的問題。未婚夫始亂終棄使她陷入了生死絕境；與蕭軍結合時懷着未婚夫的孩子；與端木結婚時懷着蕭軍的孩子。應該說蕭軍、端木對她都是真愛，但後來同樣出現了問題。與蕭軍的分手結束了一個問題，與端木的結合開始了另一個問題。電影更多地站在蕭紅的角度，對幾個男性的不負責任、移情别戀和玩失蹤等行為作了不加掩飾的展示，當然，有的也曾經向蕭紅伸出過重要的援手，尤其是蕭軍還促使她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電影編導并未刻意地持女性主義的立場，隻是對蕭紅颠沛流離的人生和顧此失彼的愛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蕭紅的傳奇人生頗為曲折多變，某些關節點尚有未解之謎，對同一事件蕭紅與其他當事人有不同的說法，當時人們對蕭紅的評價也言人人殊，凡此都給電影的叙事和言說增加了難度。編導采取了“對鏡獨白”的創新手法來解決這一叙事學上的難題。即劇中的某個人物可能突然跳出劇情對着鏡頭說話，直接向銀幕外的觀衆自報家門、交代劇情難以盡述的時空關系，以及對某一事件的不同說法和對傳主蕭紅的不同評價或态度。如白朗和羅烽、舒群、許廣平、丁玲、聶绀弩、胡風和梅志、蔣錫金、駱賓基、蕭軍和端木等等，都有“對鏡獨白”的叙述，其中許廣平熱情好客但對蕭紅頻繁造訪她與魯迅的家也不無微詞。
這種叙述初看時有點突兀，但多看幾次也就适應了。作為劇中人的叙述，既可能有權威性，因為他們曾是蕭紅曆史的見證人；但也可能存在歧義，因為他們可能是同一事件的不同的當事人和名譽攸關者，後者的叙述就類似于羅生門了。這類對鏡獨白大多出自蕭紅本人的作品或他人的言論，與電影的内在叙事構成了一個對話性的複合文本。總的看來這一手法在電影叙事學上的探索是成功的，其中“老年蕭軍”和“老年端木”的“對鏡獨白”尤其大膽，因為他們已不是這部電影規定情景中的“劇中人”，卻仍然在述說着過去的事情且不無矛盾之處，顯得耐人尋味。
《黃金時代》作為傳記片的最大特色，就是讓各人說各人的話，既有蕭紅自己表述過的蕭紅，也有同時代文人眼中的蕭紅，既有史家猜測的蕭紅，也有電影創作者理解的蕭紅，總之是一個複合的蕭紅，是需要觀衆自己再加整合的蕭紅，而不是創作者硬塞給觀衆的一個蕭紅。這樣做可能使蕭紅形象的輪廓線不夠清晰，就如印象派繪畫中的人物形象，卻也因此更加客觀真實。雖然對蕭紅人們各有各說，但電影給人的總體印象恰恰是：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紮。
蕭紅短促的一生燦爛而又悲苦。燦爛是因為她通過文學創作讓自己的生命之火綻放，悲苦是因為她的确活得很艱難。她時常處在食不果腹的饑餓線上，甚至流落街頭。一個孩子送人一個孩子據說生下來就夭折。她還遭遇感情不忠和家暴，以及在逃難途中的背棄。對此，電影都作了生動形象的再現。
1稍有不足的是，電影對她曾經遭受的冷遇和曲解，尚缺少表現。當代蕭紅的研究者指出，蕭紅後來更願意進行無黨派的寫作，所以她的後期創作偏離了左翼文學的政治化軌道，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個人性、自我化之路，從而招緻了左翼陣營的批評和非議。茅盾對她作過辯護，指出：與她在“情調”、“思想”上的缺失相對應的，是她在藝術上的巨大成功。
如果電影能在這方面有所表現，顯然更能凸現蕭紅艱難的曆史境遇和後期更高的文學成就。蕭紅臨終前曾經悲憤長歎：“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可見她是死不瞑目的。
毫無疑問，《黃金時代》是近年來少見的一部文藝大片。它出世于商業主義、消費主義彌漫已久的影業界和觀影界，可謂知難而上。它上映後有可能遭遇連看也看不懂的“白眼冷遇”，從而導緻減少上映的場次。如果這樣，那就說明中國影業在表面的繁榮下，積疾已深，觀衆的欣賞水平堪憂。這就需要作深長的反思了。
（王紀人系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