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訊的故事·憶述】
兒時，我每出家門，至鄰莊玩耍，或至三裡路外的高作鎮上購筆墨，母親都要叮咛再三，防備被狗咬，小心失足落水。1954年，我在鹽城中學讀至高二，因病辍學，次年夏，申請退學，以社會青年身份，考入複旦大學曆史系，從本科到研究生，讀了八年多，畢業後，在上海師範大學任教，後調入中國社科院曆史所。複旦大學是教我在知識的汪洋大海中暢遊的偉大母親，而其校訓“博學而笃志，切問而近思”是指路明燈，照亮我前進的道路，更似母親的叮咛，要終身記取，切實遵行。1964年5月，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顧炎武北上抗清說考辨》，經答辯委員會投票通過。走出複旦大學大門，已逾半個世紀，而母校複旦校訓，一直像母親的叮咛，時時在我耳邊回響。
王春瑜素描 郭紅松繪
校訓源自《論語·子張》：“博學而笃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事實上，這正是複旦大學優良校風的體現。以我就讀的曆史系而論，教我們世界古代史的教授周谷城，在課堂上多次告誡我們，要于學無所不窺，由博而約。他本人就是個典範，他不但精通外語，更精通史學，以一人之力，寫成《中國通史》《世界通史》，20世紀40年代由開明書店出版。1927年，周谷城投身湖南農民運動，任湖南農會秘書長，打土豪，反封建。大革命失敗後，他到上海教書，是著名的反蔣愛國的民主教授。
又如教授周予同，在課堂教導我們，不管見到什麼書，都要翻翻，要懂得目錄學、版本學，又教導我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回憶他與周谷城在五四運動中參與火燒趙家樓，親眼見到匡互生點火的情景。20世紀40年代，他們是反蔣、反獨裁、争民主的“上海大學教授聯合會”主席，有很大的社會影響。
我研究生時的指導老師陳守實，是梁啟超的弟子。抗戰時，他投筆從戎，參加新四軍，任蘇南行署文教科長。戰争環境下，常要夜行，他眼睛近視很深，騎馬甚不便。粟裕同志勸他還是返滬到大學執教為好，他才重回教育崗位。
三位老師以及教授蔡尚思、譚其骧、王造時、程博洪等都是“博學而笃志，切問而近思”的楷模，我荷蒙教誨，幸何如也。
我在複旦大學讀本科時，遍讀文史書籍，換過三個借書證，讀研究生時，在善本書室，有多種康熙初年的刻本，如《砥齋集》《海右陳人集》等，還是我第一個撣去書上的灰塵，以前無人讀過。研究生畢業論文通過，等待分配時，又蒙蔡尚思師特别關照，給我一把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室（内部）的鑰匙，使我看了包括漢奸、托派、無政府主義者等等的書，開闊了視野，豐富了知識。我關心國事，心憂天下。我是1967年冬上海第一次炮打張春橋的“1·28”事件的策劃者之一，并寫了“點将錄”傳單。為此，受到張春橋的走狗徐景賢、徐海濤、楊一民、張惠民之流的迫害，我先後三次被隔離審查，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被平反才停止。在喪失自由的日子裡，我“切問而近思”，徹底反思“文化大革命”。從1977年至1979年，我先後發表了《究竟誰是牛金星》《株連九族考》《“萬歲”考》《燒書考》等雜文。《“萬歲”考》發表後，更引起廣泛的社會反響。
20世紀80年代初，我清醒地看到，貪官日多，民甚厭之。為了總結中國曆史反貪的經驗教訓，我主編了近百萬字的《中國反貪史》。此書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後由中國出版集團、人民出版社重版，并獲得第十三屆中國圖書獎。事實證明，古今往事千帆去，唯有校訓一篷知。我将牢記母校複旦校訓，繼續前行，生命不止，奮鬥不止。
（王春瑜先生原為我院曆史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