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文化世家”，顧名思義，大緻應指在“人文教化”的某一領域作出為本國、本地人們所公認的傑出貢獻，并能在世代的傳承中長期保持這一“文化”特色的家族。以“文化世家”為讨論範圍和觀察主線，确實比熱衷鋪陳地大物博、曆史悠久一類豪華虛榮指标，更能深刻地展示紮根于這一地區的一種與“人文教化”共生的軟實力，和唯當地所特有的厚重氣質，當然，書寫的難度也就大得多。《書系》立意高，規模大，時段長，覆蓋廣，成果豐碩，為中國2013年“國學”研究的圓滿收官落下了精彩一子。
寫“文化世家”，其實就是在一個動态的框架内寫“世家文化”的特點及其形成演變過程，具體展現為“四有”——淵源有自，傳承有序，後繼有人，興廢有證。這是遷延數代、不絕如縷的“世家文化”與昙花一現、轉瞬即逝的“非世家文化”的最大區别。“世家”主要指父系宗族，但也可泛指涵蓋父系母系妻系等在内的廣義家族，魏青先生所撰《章丘李氏家族文化研究》，就“以李格非、李清照父女為中心”展開。按宗族的基本規則，婦女“既嫁從夫”，世系已轉移至夫系，不再是父宗成員。李清照一嫁密州趙明誠，再嫁杭州張汝舟，至死沒有回歸父宗。即便如此，将其仍視為李氏的“家族”成員，在理論上是可以成立的。這裡的關鍵，是要把某地一個“文化世家”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及其文化地位，建立在“世家”之“世”（即世代傳承）的基礎上，所以，就必須充分利用各類文獻資料，将該世家的根系淵源、遷徙過程、聚落空間、世系分支、婚姻關系、後裔代表、興衰緣由，按一條既定的時、空線索，完整精确地細細道來。也隻有在如此框架内，按如此要求展現的“世家性”文化，才會建構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地域性、“文化性”世家。《書系》各部專著在這方面都做得相當成功。
《書系》取得的成就，還可以為文化世家和世家文化的研究方法提供有益的啟示。
曆史上不認同或不主動認同、有意規避甚至刻意否認自己所屬之家族、宗族背景者大有人在。如果後人不作區别，僅按世系或姓氏标準，仍将其視為該族一員，或提升至該“世家文化”世代傳承的标志，那就既無視了個人成功的艱辛曆程，也抹殺了“世家文化”的演變走向。事實上，他們在一個框架内反映了“世家文化”的興、衰兩個側面。我們研究文化，不是一味張揚在傳統的制度背景下取得成功的“正能量”，還要認真關注轉換、摧毀、解構了這些曆史正能量的“負能量”。
栖霞牟氏莊園“寶善堂”大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