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旭：我的王運熙老師

　　王運熙老師很低調，所有見過他的人，都覺得他是一個“藹然”長者，謙謙君子，即之也溫。其實，作為他的學生，我們都有點怕他，因為他在“藹然”、“平和”的外表下面，内心有一股學術的精光。我第一次見到他，就聽他批評某個名家，讓我很吃驚；他會參與報刊上的學術争鳴，也要求我們參與。他上課的時候說，學術争鳴是他論文題目的來源之一。他的思想像剃刀一樣鋒利，雖然批評的話輕聲輕氣，語氣溫和，但隻要經他批評輕輕一碰，問題就會出血。
        王老師是真正做學問的人，做學問是天下最老實的事，如有不老實的地方，就怕王老師的鏡子照。
        1984年我考進複旦，成為他的第一個博士研究生的時候，我很擔心，王老師和他的學生都很謙虛、很平和，敏于思而謹于言，不像我這麼露才揚己。但也有人對我說：“王先生其實很喜歡說話的學生，他是很期待人家說話的。”經常是，說話的是學生，他是聽衆；偶爾發言，都是按語。
        入學的時候，他就給我們講“信古”、“疑古”和“釋古”三派，他說他是“釋古派”。釋古的文章差不多有三個目的：一是弄清真相；二是解決問題；三是揭示規律。
        王老師要求我們多寫論文，少寫書。因為書要求完整，有些别人講過的地方你不得不重複。寫論文則是自己獨立的觀點，他所有的論文都是解決一個問題的。譬如他寫“中國的叙事詩為什麼這麼少”、“吳聲西曲中的揚州”，通過資料分析、對比，得出結論，此揚州不是那揚州。
        怎麼寫論文？王老師說：文章不僅要寫“其然”，還要寫“其所以然”。我們很多學生文章寫不好，往往都隻寫了“其然”，沒有寫“所以然”，所以寫不深，寫不透。
        從做學問的方法上說，王老師寫文章主要是用曆史學的方法，文史結合，以歸納為主。通過歸納、對比，弄清真相，解決問題，并抽象出事物内部規律性的問題。
        王老師的論文，專論多，通論少。當時學界強調宏觀研究，但王老師對我們說：他是“中觀研究。”他一直用“中觀”的眼光做“微觀”的工作。有幾次他講他是“小宏觀”，我不知道有沒有“小宏觀”這個名詞，我想是王老師的發明。
        從文學史到批評史，王老師的研究，一貫奉行實事求是的原則和方法。他複原文獻中的思想含義，不作任何添加；遇到矛盾的材料不繞過，而是正面分析，解開謎團。在辨析古代文論中的名詞、術語、概念、範疇，解決“小問題”的時候，王老師用的是大的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的背景。譬如孔子說的“文質彬彬”，到底是什麼意思，以前人一直沒有說對。王老師說，那是兩種風格的融合和調和，不是思想加内容的關系；對《文心雕龍》“風骨”的辨析，什麼是“風”，什麼是“骨”，他的闡釋也成為學術界一緻公認的觀點。他重視權威，但不迷信權威；甚至對陳寅恪也是如此。王老師的文章，經常可以用作學術的“矯正器”。
        王老師為馬茂元老師的學生答辯，那位學生把吳融的詩歌抄錯了幾個字，王老師批評不是就事論事地說你“抄錯了字”，而是看出抄錯的地方都是平聲字抄成仄聲字，就說他“可能不懂詩詞格律和平仄”。那位學生果然承認不懂平仄。
        這種清晰明了、一語中的，以少勝多、以簡馭繁的事，不僅表現在學術上，也表現在平時的生活裡。他會說最平易、最普通、最老實的話，别人聽起來卻是大智大慧的哲人經過磨砺才能說出的話。
        1986年，《文心雕龍》會議在安徽師範大學召開，去黃山回來的路上，兩輛破舊的公共汽車在黃土路上一前一後地開。我和王老師、顧易生先生等人坐在第二輛車裡。六月的天氣，車窗開着；前車在黃土路上揚起的灰塵，滾滾直入後車。用衣角已經不行，有人用毛巾捂住鼻子。我對坐在身邊的王老師說：“要是我開車，我一定把車超到它前面，讓它吃我們的灰。”王老師說：“你開到前面，前面還有車。”一句話，車上的人都笑了；但是，王老師不笑。
        還有一次，也是在外地開學術會議，會議結束了大家在街上走，一個女生怕王老師眼睛不好走路摔跤，就挽住王老師的胳膊走。這時，駱玉明從後面趕上來說：“啊！王老師，你這樣，我回去要向師母彙報的哦！”王老師說：“師母就在後面。”駱玉明回頭一看，王師母果然就在後面一兩步的距離。王老師說了一句真實的話，駱玉明以為王老師不動聲色就解除了來自他的威脅。
        最有趣的是，王老師一面教學生，一面寫論文。他的《文心雕龍探索》一書，就是教研究生的時候寫的。文章寫出新觀點，他馬上放到下節課去講；因此，一學期課上完了，他的書稿也差不多完成了。
        《詩品》也一樣。他指導我研究《詩品》的時候，就一面寫《詩品》的文章，我們都知道。我們說，我們要和王老師比賽寫論文。我的《論宮體詩的審美意識新變》，就是王老師在課堂上講聞一多《宮體詩的自贖》，我們和王老師比賽寫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