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唐力行教授是研究徽學的專家。一次偶然的機緣，編者了解到從今年開始他将研究全面轉向評彈，于是便有了這篇講述其學術心路曆程的文字。
1994年，我從安徽師範大學調到蘇州大學，這一工作區域的變動，促使我轉換了一個角度來看徽州，突破了區域研究的疆界，開始思考同在江南的徽州與蘇州之間的相互關系。
在精神交往中聯結蘇州與徽州
江南有“無徽不成鎮”之說，江南的中心蘇州同樣是徽商的大本營。徽商的原始資本是從海外走私貿易賺來的。明代萬曆年間實行鹽政改革，可以買鹽綱，徽商賺來第一桶金後，大量購買鹽綱，之後開始多種經營，子孫亦從徽州遷至蘇杭。過去我們的研究缺乏對市場的關注，認為資本主義就是一種生産關系，就是機器生産，但是沒有想到，工場手工業的生産形式、機器生産，是和市場聯系在一起的。中國同樣如此。明代中後期，蘇州之所以市民社會發展得這麼繁榮，有如此豐富的商品經濟，與海外市場的開辟不無關系。蘇州海外市場的開辟，靠的是汪直、許氏兄弟、徐海這些徽州人，他們将絲綢、瓷器、棉織品走私貿易做到日本、東南亞，甚至歐洲。
明清時期，蘇州最繁華的商業區在西部，從阊門一帶到寒山寺主要是徽商。相比較而言，蘇州人很聰明，但是商業冒險精神卻不及徽州人。徽州商幫還有着深厚的宗族傳統，内部凝聚力特别強。在這段時間裡，蘇州的絲織業、木材業、糧食、醬園，主要由徽州人經營。徽商在蘇州所有的商幫中最為強大，許多人在蘇州定居下來，比如當時的“富潘”、“貴潘”、“吳趨汪氏”。同時，蘇州的市民文化也繁榮起來，評彈便是在這一時期誕生、發展起來的。
區域互動的最高層次是相互知覺，也就是人的精神交往。我深深感到蘇州與徽州在精神層面是相通的。評彈就是其中的文化紐帶之一。蘇州評彈由評話與彈詞兩個曲種組成，興起于明末清初，與蘇州市民社會的繁興同步。在蘇州評彈裡能聽到很多徽州人的故事，比如《描金鳳》中的典當商汪宣。徽州人在蘇州經商，以儒商自居，講究以義取利的長久之道，但良莠不齊，不免有欺詐和刻薄的行為，引起蘇州人的反感。《描金鳳》裡有“徽州人喂勿飽”、“徽州人往往多奸巧”，甚至詈為“徽貓”、“徽狗”、“徽鼈”等。為此，徽商力圖改變蘇州人對徽州人的認知。由于士大夫是當時社會輿論的中心，徽商十分注意與士大夫的交遊。歙縣潘之恒，經商蘇州，“以文名交天下士”。婺源李賢，“樂與賢大夫親，故随所在，吳士大夫鹹願與之遊”。徽商與文人相交而相知，這對他們融入蘇州社會和經營活動很有好處。我深切感受到區域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應該引入文化因子。
另一種衣缽承傳
我關注評彈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1989年，我的父親——評彈藝術家唐耿良退休，随後移居加拿大，在海外演出、講課，傳播評彈，在我的鼓勵下他開始撰寫回憶錄。這項工作持續了十幾年，直至2007年完成。我把父親的回憶錄當作一部社會文化史來整理。父親經曆了近90年的時代變遷，他個人的信史其實也是20世紀30年代至今評彈史的縮影。
在為父親撰寫回憶錄時，我閱讀了大量報刊、文集、檔案，感受到評彈與社會生活的關系密切，其受衆遍及士農工商乃至販夫走卒，而紳商官宦則把評彈藝人請進家門舉辦堂會。評彈的傳播力強大，從形成之初便走出蘇州這一江南的中心城市，向吳語地區擴散。這是由評彈的藝術形式和内涵所決定的。評彈藝人在一個地方演出，根據書目，其演出周期少則十餘天，多則數月。傳統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口流動小，演畢就要變換場地，而且數年内不會再重複莅臨。這就是評彈的“走碼頭”。江南水鄉水網密布，評彈藝人行裝簡單，評話藝人隻需醒木和折扇，彈詞藝書人則背一琵琶或弦子即可搭船成行。評彈藝人“走碼頭”，深入到江南的每一個細胞中去，他們與小橋流水、枕河粉牆相映成趣，融合成一幅有聲有色的江南圖景。
江南民衆的曆史知識大多也是從評彈中聽來的。評彈與近代社會變遷緊密相關。近代，評彈的中心由蘇州移往上海。租界為男女拼檔演出及男女同場聽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天地。20世紀20年代，電台廣播增強了評彈的傳播力，評彈進入黃金時期，成為上海的都市之聲。1949年後評彈藝人的組織化與政治動員相結合，評彈在興盛中潛伏了衰落的因子。之後的十年，評彈受衆斷層，走向式微。有幸的是在陳雲同志的長期關心下，評彈藝術得以延續。今天的評彈已成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産。
十年積累與思考終緻學術轉向
我真正下決心進入社會文化史領域、從事評彈社會史研究是在2002年。當時我到英國參加一個社會文化史的會議。到那裡一看，人家做的都是文化的東西，跟我們傳統意義上的曆史有差别。史料并不等于曆史的原型。文化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非物質的，它留下的信息、符号如能跟通常意義上的曆史結合起來，那麼我們所重構的曆史，可以更真實、更接近當時曆史的原型。同時，文化也是觀察社會的一個特有視角。從那次會議以後，我确切地感覺到社會文化史研究是國際學術的前沿。從評彈看江南社會，從江南社會看評彈，考察明清以來尤其是近現代中國社會文化的曆史是我下一步應該追尋的目标。
從2004年起我開始在研究生和青年教師中物色人才，組織團隊，将評彈與江南社會作為一個課題來做。我們沿用曆史學的基本方法，從資料入手，進而考察評彈與社會變遷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近現代社會急劇轉型時，傳統文化與社會變遷的内在關系。我們所做的工作大體可以分為四個方面，一是資料文獻工作，建立評彈資料庫。計劃出版評彈社會史資料集，整理出版明清以來重要的評彈腳本，做100個評彈藝人的口述史或回憶錄。二是評彈社會史的研究工作。三是搭建評彈研究交流平台，開設評彈與江南社會系列研究講座。四是把評彈藝人請進學校，演出評彈節目，在大學生中培養傳統藝術的知音。
而今我已是伏枥老骥，10年的積累和思考促我終于邁出學術生涯的關鍵一步，引一句屈原的話相勉并自勉：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摘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2月04日
1994年，我從安徽師範大學調到蘇州大學，這一工作區域的變動，促使我轉換了一個角度來看徽州，突破了區域研究的疆界，開始思考同在江南的徽州與蘇州之間的相互關系。
在精神交往中聯結蘇州與徽州
江南有“無徽不成鎮”之說，江南的中心蘇州同樣是徽商的大本營。徽商的原始資本是從海外走私貿易賺來的。明代萬曆年間實行鹽政改革，可以買鹽綱，徽商賺來第一桶金後，大量購買鹽綱，之後開始多種經營，子孫亦從徽州遷至蘇杭。過去我們的研究缺乏對市場的關注，認為資本主義就是一種生産關系，就是機器生産，但是沒有想到，工場手工業的生産形式、機器生産，是和市場聯系在一起的。中國同樣如此。明代中後期，蘇州之所以市民社會發展得這麼繁榮，有如此豐富的商品經濟，與海外市場的開辟不無關系。蘇州海外市場的開辟，靠的是汪直、許氏兄弟、徐海這些徽州人，他們将絲綢、瓷器、棉織品走私貿易做到日本、東南亞，甚至歐洲。
明清時期，蘇州最繁華的商業區在西部，從阊門一帶到寒山寺主要是徽商。相比較而言，蘇州人很聰明，但是商業冒險精神卻不及徽州人。徽州商幫還有着深厚的宗族傳統，内部凝聚力特别強。在這段時間裡，蘇州的絲織業、木材業、糧食、醬園，主要由徽州人經營。徽商在蘇州所有的商幫中最為強大，許多人在蘇州定居下來，比如當時的“富潘”、“貴潘”、“吳趨汪氏”。同時，蘇州的市民文化也繁榮起來，評彈便是在這一時期誕生、發展起來的。
區域互動的最高層次是相互知覺，也就是人的精神交往。我深深感到蘇州與徽州在精神層面是相通的。評彈就是其中的文化紐帶之一。蘇州評彈由評話與彈詞兩個曲種組成，興起于明末清初，與蘇州市民社會的繁興同步。在蘇州評彈裡能聽到很多徽州人的故事，比如《描金鳳》中的典當商汪宣。徽州人在蘇州經商，以儒商自居，講究以義取利的長久之道，但良莠不齊，不免有欺詐和刻薄的行為，引起蘇州人的反感。《描金鳳》裡有“徽州人喂勿飽”、“徽州人往往多奸巧”，甚至詈為“徽貓”、“徽狗”、“徽鼈”等。為此，徽商力圖改變蘇州人對徽州人的認知。由于士大夫是當時社會輿論的中心，徽商十分注意與士大夫的交遊。歙縣潘之恒，經商蘇州，“以文名交天下士”。婺源李賢，“樂與賢大夫親，故随所在，吳士大夫鹹願與之遊”。徽商與文人相交而相知，這對他們融入蘇州社會和經營活動很有好處。我深切感受到區域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應該引入文化因子。
另一種衣缽承傳
我關注評彈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1989年，我的父親——評彈藝術家唐耿良退休，随後移居加拿大，在海外演出、講課，傳播評彈，在我的鼓勵下他開始撰寫回憶錄。這項工作持續了十幾年，直至2007年完成。我把父親的回憶錄當作一部社會文化史來整理。父親經曆了近90年的時代變遷，他個人的信史其實也是20世紀30年代至今評彈史的縮影。
在為父親撰寫回憶錄時，我閱讀了大量報刊、文集、檔案，感受到評彈與社會生活的關系密切，其受衆遍及士農工商乃至販夫走卒，而紳商官宦則把評彈藝人請進家門舉辦堂會。評彈的傳播力強大，從形成之初便走出蘇州這一江南的中心城市，向吳語地區擴散。這是由評彈的藝術形式和内涵所決定的。評彈藝人在一個地方演出，根據書目，其演出周期少則十餘天，多則數月。傳統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口流動小，演畢就要變換場地，而且數年内不會再重複莅臨。這就是評彈的“走碼頭”。江南水鄉水網密布，評彈藝人行裝簡單，評話藝人隻需醒木和折扇，彈詞藝書人則背一琵琶或弦子即可搭船成行。評彈藝人“走碼頭”，深入到江南的每一個細胞中去，他們與小橋流水、枕河粉牆相映成趣，融合成一幅有聲有色的江南圖景。
江南民衆的曆史知識大多也是從評彈中聽來的。評彈與近代社會變遷緊密相關。近代，評彈的中心由蘇州移往上海。租界為男女拼檔演出及男女同場聽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天地。20世紀20年代，電台廣播增強了評彈的傳播力，評彈進入黃金時期，成為上海的都市之聲。1949年後評彈藝人的組織化與政治動員相結合，評彈在興盛中潛伏了衰落的因子。之後的十年，評彈受衆斷層，走向式微。有幸的是在陳雲同志的長期關心下，評彈藝術得以延續。今天的評彈已成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産。
十年積累與思考終緻學術轉向
我真正下決心進入社會文化史領域、從事評彈社會史研究是在2002年。當時我到英國參加一個社會文化史的會議。到那裡一看，人家做的都是文化的東西，跟我們傳統意義上的曆史有差别。史料并不等于曆史的原型。文化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非物質的，它留下的信息、符号如能跟通常意義上的曆史結合起來，那麼我們所重構的曆史，可以更真實、更接近當時曆史的原型。同時，文化也是觀察社會的一個特有視角。從那次會議以後，我确切地感覺到社會文化史研究是國際學術的前沿。從評彈看江南社會，從江南社會看評彈，考察明清以來尤其是近現代中國社會文化的曆史是我下一步應該追尋的目标。
從2004年起我開始在研究生和青年教師中物色人才，組織團隊，将評彈與江南社會作為一個課題來做。我們沿用曆史學的基本方法，從資料入手，進而考察評彈與社會變遷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近現代社會急劇轉型時，傳統文化與社會變遷的内在關系。我們所做的工作大體可以分為四個方面，一是資料文獻工作，建立評彈資料庫。計劃出版評彈社會史資料集，整理出版明清以來重要的評彈腳本，做100個評彈藝人的口述史或回憶錄。二是評彈社會史的研究工作。三是搭建評彈研究交流平台，開設評彈與江南社會系列研究講座。四是把評彈藝人請進學校，演出評彈節目，在大學生中培養傳統藝術的知音。
而今我已是伏枥老骥，10年的積累和思考促我終于邁出學術生涯的關鍵一步，引一句屈原的話相勉并自勉：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摘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2月0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