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近代文學研究 第183期
三千年疫病的當代思考
文/張劍光
疫病的到來，與之相伴随的是人們對命運的抗争，決不向疫病低頭的勇氣在中國的古代是一以貫之。無論在帝王、官員，還是普通百姓，難免有時會産生出些退縮的情緒，但更多的是凝聚精神思想，用一切科學的辦法和措施，與疫病作殊死的鬥争，衆志成城，昂頭挺胸，跨過了一個又一個的困難。
守望相助：緊急抗疫救濟
疫病一旦産生和流傳開來，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級政權都會采取一些積極措施，來渡過暫時的難關。
常見的一種措施是帝王自責。帝王主動承擔責任，認為疫病的流行是自己的政事有問題所導緻的。這樣做的目的，其實是以退為進。在災疫面前，帝王承認錯誤，以求得官吏們和普通百姓的諒解，從而樹立抗災自救的信心。漢代自責的第一個帝王當是漢文帝，此後如西漢元帝、成帝、東漢桓帝等都有因疫病而自責的诏書。一些帝王和官員審時度勢，會主動要求減膳、罷遊樂活動等，将其費用用于救助染疫的災民。唐文宗江南大疫，他“蠲減國用”，除宗廟所須比較急切外，所有“舊例市買貯備雜物一事已上并仰權停，待歲熟時和則舉處分。”
減輕經濟負擔是政府采取的最普通措施。百姓染上疫病，輕者需要醫藥救治，重者死亡，甚或一家數人去世，也有滿門死絕的。對活着的人來說，在天災人禍之下，再要按正常年景向國家交納賦稅，實在是力有所不及。疫病常常随着水災、饑荒、蝗災等一起到來，會形成農業歉收，農民收入下降，因此免稅之類減輕農民負擔的措施在一定意義上是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漢宣帝元康二年（前６７年）疫災後下诏染上疫疾之家，一年可以不交租稅。唐宣宗大中年間，江淮大疫，災情嚴重，宣宗令受疫肆虐的淮南、武甯軍等節度觀察轄内，自貞元以來拖欠政府的缺額錢物攤派先放免三年，三年以後再行交納。本年的兩稅錢物，在上供、留州、留使三份内均攤放免一部分。各地用常平、義倉斛鬥救濟百姓的，由政府在秋熟以後再填納。各州縣要減價出粜糧食給受災百姓，“以濟周貧”。所有放免的租賦貢物，州縣必須在鄉村要路一一榜示，使闾閻百姓能全部透徹地了解。
傳播普及醫學知識，是抗擊疫病的重要措施。唐五代時曾編纂頒行簡便易用方書，并錄于木版石條上，在村坊要路曉示，對疫病防治的作用更為直接有效。唐玄宗開元年間曾令各州都要抄寫陶弘景的《神農本草經》和《百一集驗方》，一旦出現疫情，可随時取出照方用藥。不久，又“親制《廣濟方》頒示天下”。天寶五載（746年）他又頒敕令各郡縣長官把《廣濟方》中常用藥方、要點摘錄下來抄到木闆上，在各村口要道上榜示。他還生怕各州縣抄寫有誤，以免用藥出現差錯，特地讓采訪使派人去校對。唐德宗也披閱方書，挑選簡要明了的醫方，這些醫方又在實踐中屢屢試用，“務于速效”，編纂結集，進行分類訂考，編成五卷本的《貞元集要廣利方》。醫方編成後，德宗責令有關部門頒下州府闾閻之内，使老百姓都能夠知道，以便出現疫病時就可對症下藥。
至宋朝，政府充分利用了雕版印刷技術發明帶來的契機，大量印行編輯醫書，向各州縣加以推廣，向老百姓傳播預防、醫治疫病的知識。如宋仁宗時頒發了《簡要濟衆方》，“命州縣長吏按方劑以救民疾”，對照了醫書來救疫配藥。
政府最為積極與疾病作鬥争的措施是給醫藥進行救治。在疫病流行時期，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員經常采用醫藥治療來對抗疫病。東漢和帝永元間，疾疫流行，城門校尉曹褒“巡行病徒，為緻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城門校尉主管京師的市容市貌與警衛，城内出現疫病，曹褒以官方的名義給藥施粥，救活了相當一批人。農村出現疫病，政府也會派出醫生到鄉村巡視。疫病流行高峰時，人民最需要、最緊迫的是能有人為他們提供針對性很強的抵抗疫病侵襲的醫藥。隋唐五代時，很多帝王能及時派出使者為疫區人民送醫送藥，治療病人。貞觀十年（636年），關内、河東疾疫，唐太宗李世民“遣醫赉藥療之”，派出醫生帶了藥品到疫區送醫上門，進行治療，見效明顯。唐文宗大和六年春天，自劍南到浙西，江南大部分地區流傳疫疾，文宗頒诏說：“其疫未定處，并委長吏差官巡撫，量給醫藥，詢問救療之術，各加拯濟，事畢條疏奏來。”責成地方官員親自下鄉送藥，其具體實施情況必須向文宗彙報。
開倉赈濟、恢複生産，這是幫助老百姓疫後生活重建的措施，可以保證老百姓有一些基本的生活設施。遭受疫災之後，災區人民生活會受到較大的影響，政府在經濟上切實解決人民生活困難、減輕生活負擔的做法是救濟糧食。西漢元帝時，關東水災疾疫，大量流民湧入關内，元帝下诏官吏要轉運糧食給流民，要開倉赈濟，賜寒衣，保證災民能有基本的吃穿。減輕租稅。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江南大疫，不久，發現疫區缺乏糧食，所以給遭受疫病流傳的山南東道、陳許、郓曹濮三道各賜糙米三萬石，讓度支逐便支遣，“仍令本道據饑乏之處赈給”。中央政府将糧食赈給地方政府，地方官員再落實到具體的人頭上。淮南、浙西兩道文宗不赈給糧食，而是以常平義倉粟赈賜。義倉本是為了救災而設立的，災疫嚴重，政府就開倉放糧。此外，文宗還令上述數道除軍糧外，屬于度支戶部征收到的糧食，全部減價出售給災區。這樣的措施，既保證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又使災區人民能及時地恢複生産，實行自救。
掩埋屍骨既可及時切斷病源，又能給疫後人們以心靈上的撫慰。大疫過後，許多百姓家破人亡，已無力為死去的家人安葬，往往會出現白骨露野的悲慘荒涼的景象，許多人死後得不到及時掩埋，抛屍田野，弄得不好還會将病菌傳給活人，因此曆代政府對屍體的掩埋非常重視。漢平帝元始二年下诏，凡是在疫病中一家死掉六人的賜給葬錢五千，一家死掉四人以上的賜給葬錢三千，二人以上的賜二千。平帝賜葬錢，既可以給活着的人心靈上以安慰，又能幫助他們擺脫困境，樹立生活的信心。貞觀四年（６３０年），唐太宗得到消息說突厥各部落疫病之後，“殒喪者多，暴骸中野，前後相屬”，馬上派出使者于長城以南分道巡行，發現突厥人屍骸，迅速掩埋。天寶元年（742年）三月，唐玄宗聽到“江左百姓之間，或家遭疫疠，因此緻死，皆棄之中野，無複安葬”，内心十分不安，因而下令郡縣長官嚴加誡約，不允許病家把死人亂抛；以前沒有進行安葬的，勒令死者家屬給予安葬；如果沒有家人的，讓地方官将屍體集中到幾個地方進行安葬，“無令暴露”。大曆年間，杭、越地區發生大疫，代宗敕：“其有死絕家無人收葬，仍令州縣埋瘗”，斷絕屍體傳染病菌的可能。
收養遺孤等其它善後措施。疫病帶來的災難是巨大的，死亡比率極高，經常會發生全家死絕，唯一留下一、二個孩子的情況，對此曆代政府也專門有指示。如唐代大和年間發生災疫後，文宗針對這一問題說：“小孩隻要不到十二歲，家中沒有大人，官府就要出面幹涉，讓其親戚收養，官府救濟二個月的口糧，其名單必須上報給政府，以便随時了解孩子的生活情況。”
區域隔離
春秋戰國時期的人們認為早預防、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都是對付傳染病的對策。公元前479年，楚國的子西說：“夫誰無疾眚！能者早除之。……為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以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對染上疾疫的病人要及早治療，越早就醫就越可以治愈。
疫病發生後，除了積極治療外，夏商周時期對隔斷傳染源以防止疫病繼續擴大的思想已經産生。《易·兌卦》九四爻辭說：“介疾有喜。”介即隔離。王弼注釋道：“閑邪防疾，空其有喜也。”為防治疫疾擴大，在患者區域之外樹立栅欄隔斷傳染渠道，其他人的性命就不會受到妨礙。《易· 卦》的九三爻辭說：“系遯，有疾厲。”《易傳》解釋說：“系遯之厲，有疾憊也。”意謂當疫病發生時，健康人的身體受到威脅，就應該采取遠離傳染源的方法進行回避，不應該與病人接近或接觸，要防備自己被傳染上。隻有采取隔絕辦法，才能把疫病局限于一定範圍内。
《中國抗疫簡史》
春秋戰國時期人們繼續認為對患者采取隔離是防止疫病擴大的最有效措施，如果不及時隔離，就會影響他人的生命健康。《莊子·外篇》說：“麻風病人，夜半生孩子，馬上拿了火照着看，内心十分擔心，惟恐小孩像自己一樣。”麻風病會因密切接觸而傳染給他人，這使古人不勝惶恐，認為要嚴格進行隔離，切斷傳染源，《儀禮》說：“有人得了疫病後，内外都要清掃幹淨，要将病人穿的髒衣服全部處理掉。”對病人的生活用品及時處理，病人的居室要進行消毒工作，這種做法至今仍為我們接受。
秦漢時期，從農村到城市，對凡是感染疫病的病人，有一套檢查和隔離措施。湖北省中部發現的雲夢秦簡《封診式》中，我們看到了一條鄉村是如何對疫病患者采取措施的資料。這條竹簡講述了裡典甲向上級報告，發現本裡人丙好像是患疠（即麻風病），于是展開了調查。經詢問，丙說自己三歲時病瘧，秃了頂，别的情況自己不太清楚，希望不要被認為是其他病。接着派醫生前去檢查，醫生根據丙的鼻、肘、膝、足下等幾個方面進行觀察，最後診斷丙确是犯了麻風病。根據《封診式》患病者常被送到遷所的記載，所以患疠病的人将被送到疠遷所隔離，再進行醫治。說明早在秦代時期，對麻風病的診斷已有較高的水平，并且有一套報告、鑒定、隔離的完整制度，還建立起了傳染病的隔離醫院。
隔離的地方有二種，一為疫病來到後臨時性建立的場所。至西漢平帝元始二年（２年）夏天，青州大疫，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疫情嚴重，患病人增多，政府因地制宜地空出一些住宅作為疫病的臨時隔離醫院，集中為他們進行治療。東漢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先零羌叛，朝廷以皇甫規為中郎将，持節監關西兵。次年，皇甫規派遣騎兵向隴右進攻。由于道路阻絕不通，士兵中患病的達十之三、四。皇甫規便将傳染病患者安置在臨時搭建的庵廬中，使之與健康的士兵隔離開來，以免擴大傳染範圍。皇甫規還親自巡檢，給予醫藥，即使是患病的士兵心裡也感到十分安定。永明九年（４９１年）建康周圍的長江下遊地區發生大水，災後很多人得了疫病，南朝蕭子良開倉赈救，得疫病者“于第北立廨收養，給衣給藥”。皇太子蕭長懋立疾館以養窮人，專門設立治病場所改治無錢醫治者。臨時隔離治療所設備簡陋，但畢竟隔離治療的方法在秦漢時期已被廣泛地接受和認可，說明了人類認識在實踐中不斷進步，科學知識在實踐中不斷地被掌握。宋神宗熙甯八年（1076年）吳地大旱，饑疫并作。這年春天，疫病流傳，染病百姓不計其數，蘇轼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以處疾病之人”，實際是簡陋的隔離醫院。他招募誠實僧人分散到各坊去進行管理，每天早晚，僧人們按時準備病人的藥物和飲食，“無令失時”。病坊的設立，救治了許多人的性命，同時也防止了疫病的擴大再傳染。
另一種是常設的隔離場所。常設一個地方進行疫病隔離，大概是佛教傳入中國後的産物，最初是由佛教界人士創設的。唐僧人道宣在《續高僧傳》中曾說那連提黎耶舍設有“病人坊”，内中收養的是麻風病人，男女别坊，分開管理，“四時供承，務令周給”。所以有人們推斷病人坊的出現始于北齊時期。道宣又講到了釋智岩曾在石頭城疠人坊居住，為病人說法，“吮膿洗濯，無所不為”。至唐永徽五年（654年），他死于疠人坊。武則天時期，疠人坊由政府出面主辦，有專門官員負責，此時改稱為悲田養病坊。會昌五年（８４５年）武宗滅佛後，李德裕主張把悲田坊專門改為養病坊。其兩京及各州，在錄事或年老者中挑選一位信得過的人專門管理，各州根據收容的病人數給田作為費用，“以充粥料”。兩京給寺院十頃，大州鎮給七頃，一般州給五頃。
宋朝在唐五代的基礎上積極地推行設立病坊。宋真宗在各路設置病囚院，專門收治疫病病人。宋徽宗崇甯初年，鑒于京師疫情不斷，政府設立了專門收養病人的安濟坊。安濟坊招募僧人掌管。當時政府規定坊中的醫者如果三年之内能醫治痊愈一千人以上的，“賜紫衣、祠部牒各一道”。這些醫者每人都要建立個人的技術檔案（手曆），醫治病人的技術長短處都要記錄下來，作為年終考評的主要依據。京師外，各州、縣在北宋末年有許多地方設立了安濟坊。宣和二年（１１２０年），徽宗又頒布了安濟坊每年所需錢米醫藥的數目。
除病人外，接觸過病人的人也要被隔離，因為他們最有可能傳染上疫病。《晉書》說：“永和末年，疾疫流傳。根據舊制規定，朝臣家裡出現時疫，染易三人以上者，即使他身上沒有病，但百日之内不得入宮。”這個“舊制”可能是指漢代，說明自西晉起，當時政府已有疫病的隔離政策和制度。如果一戶人家有三人得同樣的病，肯定是傳染病無疑，政府規定官員即使表面無病，隻因可能是帶菌帶病毒者，也要過百日後才能上朝。這種措施，極為科學，它可以把疫病控制在最小範圍之内。由于東晉疫病多發，很多官員的家裡都有病人，因此不上朝的人很多，王彪之就對穆帝說：“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複入宮，則直侍頓阙，王者宮省空矣。”從政事角度而言，王彪之的進言是無可非議的，但從防治疫病角度而言，王彪之的做法是反科學的，那樣會使疫病的傳播暢通無阻。
人痘接種術
天花在我國最早的記載見于晉朝葛洪的《肘後方》，認為天花是一種流行病，稱之為“天行發斑瘡”，“劇者數日必死”，第一次準确而詳細地描述了天花症狀，并提出了治療的方法。隋唐時期，人們稱天花為豌豆瘡，已有了許多種的治法，王焘《外台秘要》更是搜羅百家治療方劑多達１２種之多。至宋朝的醫書中，天花才被稱為豆瘡，後改豆為痘。南宋名醫陳文中《小兒痘方論》，始把這一疫病看作是小兒病。
由于唐宋時期天花屢屢流行，後代醫家們反複進行了研究。有人認為早在唐開元年間我國就流傳有鼻苗種痘術以預防天花：“考上世無種痘，諸經自唐開元間，江南趙氏始傳鼻苗種痘之法”（清董玉山《牛痘新書》）。這種新法，無其他材料可以輔證，所以并不為學界認同。至北宋初年，在四川峨嵋有了專門傳播種痘的人。清朱純嘏《痘疹定論》、吳謙《醫宗金鑒》等書記載，宋仁宗時，丞相王旦子王素從小就聰明異常，王旦特别喜愛。王旦以前的小孩都得過痘疹，一一去世，所以王素出生後，他心中一直耽憂，害怕他也會得病。一天，他召集了許多醫生，問他們如何才可以預防此病，有什麼藥可以治療。當時有個四川籍的醫生對王旦說：“在峨嵋山有個神醫，他能夠種痘，百無一失，峨嵋山的四周村莊，人們都求他對小孩種痘。由于他種痘後，對預防天花十分靈效，所以人們稱他為神醫，所種的痘，稱為神痘。如果丞相非常想給公子種痘，我就一定到峨嵋山去請神醫來，這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王旦表示一定要請神醫來。
一月不滿，峨嵋神醫被請到了京師。神醫見到王素後，摸摸他的頭說：“這個小孩是可以種痘的。”遂于第二日為他施了種痘手術。七天後，王素發熱。再過十二天，所種的痘已結痂。王旦十分高興，厚謝神醫。神醫歸去以後，他的種痘術被其他醫生學到手，遂秘傳于民間。
峨嵋神醫在當時可能采用的是“鼻苗種痘”法，就是将痘苗接種到鼻粘膜上，引起人工免疫的一種接種方法。種痘法是在社會需要的情況下才産生的，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宋代天花肆瘧猖獗的情況。種痘法發明後，預防了天花的發生，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是醫學上的一大發明，是我國人民對世界醫學的一大貢獻。
衛生預防措施
随着人們對疫病認識的不斷深化，夏、商、西周時期産生了我國疫病預防最早的思想。這些思想有很多保存在《周易》這部書中。《周易》以卦和爻來占蔔和象征自然和社會變化的吉兇，其卦辭和爻辭則是對占蔔情況的記錄或總結，保留了古人對疫病預防思想認識的資料，這些資料大多是殷周時代人們真實思想的流露。
在《周易》中，一再提到在疫病未發生時，要确立預防疫病發生的思想在精神上作好準備。《易經·需卦》的九三爻辭說：“需于泥，緻寇至。”《易傳》解釋說“需者，飲食之道也”，“需于泥，天在外也，自我緻寇。敬慎，不敗也。”因此在疫病未發生前，就應該充分意識到疫病的危害及嚴重性，做好預防疫病的心理準備。
《易經·乾卦》的九三爻辭說：“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苦厲（疠），無咎。”後代王弼作注時說：“九三，在不中之位，故終日乾乾，至于夕惕 猶苦厲（疠）也。因時而惕，不失其機，雖危而勞，可以無咎。”不中之位，指處于憂患之境、困難時期。王弼意謂處于困難時期，君子要自強不息，不要象見到疫病一樣害怕得不要命。如果時時警惕，艱苦奮鬥，即使情況最後不很妙，但上天也不會歸咎下來的。反過來看，《周易》本意是說即使有了疫疾，君子也要帶頭進行防治，不要在疫疾面前心慌失措。中國古代就是在這樣的思想啟發下，樹立起了預防疾疫的思想，堅決了戰勝疾疫的信心，因而在防治疾疫的醫學理論和實踐上，發展很快。
為預防疫病發生，早在夏商時代的人們在個人衛生方面已十分注意，在甲骨蔔辭中已有個人洗面、洗澡、洗手、洗腳的記錄。在安陽的殷王墓中，出土了壺、盂、勺、盤、銅洗等全套盥洗工具。注重個人衛生出是預防疫重的生要措施。
秦漢時期的法律條令規定，官員每五天一休沐，即五天要洗一次澡。在《大戴禮記》中記載：“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蘭即佩蘭，又叫零陵香，散發香味，驅除細菌，清潔身體，有利于健康。秦漢還有“祓禊”，即消除不詳之祭。禊祭方式是熏香沐浴，《續漢書·禮儀志》雲：“是月上巳，官民皆潔于東流水上，日洗濯祓除去宿垢灰為大潔。”通過沐浴，搞好個人衛生，驅除疫病流傳的可能。
漢代的《論衡》說：“鼠涉飯中，捐而不食。”這符合現代意義上的衛生要求。《金匮要略》也告誡人們：“果子落地經宿蟲、蟻食之者，人大忌食之。”否則會得瘧疾。夏代人已知鑿井而飲，相傳伯益作井，人們已注意飲水衛生，而如果飲用河水就很容易轉相傳染。
預防疫病，環境衛生是重要的一個主面。商周時期的人們已知在高亢之地建造房屋居住，因為住在向陽幹燥地方有利于太陽光照，幹淨消毒，限制了疫病病菌的傳播。在河南安陽發掘的商代遺址中，發現在平民住屋附近，已有地下排水管道，說明商代人民已注意到排除積水、污水。在甲骨蔔辭中，已有在室内外打掃和除蟲的記載。《漢書》載，漢武帝時，戾太子發兵與丞相軍戰于長安，“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顔師古注釋說：“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這段記載表明，當時城市街道的兩旁開有通水的水溝。在考古發掘中，秦漢大中小型城市遺址之内普遍發現有下水道遺迹。下水管道多系陶制，逐節串連貫通，以供排洩污水之用。漢代已專門有裝人體排洩物的容器。孔安國曾為漢武帝掌過唾壺，即痰盂。在考古發掘中，我們已發現了漢代的瓦廁，即專門供方便的廁所。《周禮》中講到周秦時期的宮内已經建立路廁，漢朝我國都市中普遍設立公共廁所，當時稱之“都廁”，從出土的漢代明器來看，設計已相當合理。這些環境衛生的處理技術和方法，方便了群衆生活，對疫病的防治所起作用重大。唐五代時政府專門有管理廁所衛生的官員，城市的衛生設施在世界文明史上處于領先的地位。
漢代在各大城市附近開造了大規模的人工湖泊，在第宅庭院中還散布着許多規模較小的水池。這些人工水面的存在，既提供了居民的部分用水，而且還可以起到改良局部氣候的良好作用，有利于預防疫疠的産生。《淮南子·汜論訓》說：“發狂的馬不能接觸木頭，瘋狗不能投于河中。”古人知道狂犬、狂馬通過齧咬而很容易使人感染，所以捕殺之後嚴禁食用。同時也知道不能将打死的狂犬扔入水中，因為扔入水中，病毒會污染水源，将疫病傳給更多的人。《後漢書·禮儀志》雲：“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鑽燧改火，可去溫病。”水源衛生是人們控制、減少疫病的關鍵，因而夏天時必須挖好井，保證一年四季有清潔澄淨的水飲用。
古人認為，許多傳染病是由塵埃中得來的，因此早在秦國時期對“棄灰于道者”要判處一定的刑罰。就是說，垃圾不能随便抛撒到街道上，城市的垃圾須按政府的規定處理。為防止塵土飛揚，當時采用噴灑水的辦法來降低塵埃飛揚的密度，防止由塵埃傳染疾病的危險。為防止塵土飛揚，保持城市衛生，官府常常征發百姓清掃街道，并灑水于道，這對于淨化環境，改善衛生，具有相當的意義。
對疫病的預防還表現在藥物消毒方面。《夏小正》記載端陽時，“蓄藥以蠲除毒氣”，通過藥物，消除疫氣存在的可能。據雲夢秦簡記載，秦國在凡外來賓客入城時，對其車上的衡轭要用火熏燎，以防馬身上未被消滅的寄生蟲等附着在衡轭和駕馬的皮帶上。用火熏燎的方法是曆史上延續最久的風俗之一。用這種方法除有防蟲害作作外，對一些細菌和病毒也有殺滅作用，帶有防疫性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