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文彙學人
相較之下，王塵無雖有左翼影人、舊式文人、小報文人、通俗小說家等多重身份、面相，但是否留有第一流的文學和思想遺産，有待今人批判、繼承、發展，迄今仍是一未知數，而其帶給我們的印象，似仍顯得有些單調、平淡。
董天野繪《江南才子唐大郎》
在上世紀30年代的“軟性電影”論争中，左翼影人王塵無可謂一重要角色。其與唐納、魯思、史枚等人一道，與劉呐鷗、穆時英等被定義為“軟性電影”論者，展開了激烈論争。在一篇小文中，我曾如是略述其生平事迹：
塵無（1911—1938，江蘇海門人），原名王承谟，筆名塵無、王塵無、摩爾、向拉、方景亮等。曾就讀于持志大學。1932年7月，與沈西苓等合辦左翼電影評論刊物《電影藝術》，另在上海《時報·電影時報》等處發表有大量影評和《電影講話》《電影在蘇聯》《中國電影之路》等論文。《論穆時英的電影批評底基礎》之外，其批評“軟性電影”之文，還有《清算劉呐鷗的理論》《劉呐鷗的責任》《夜記之什（一）·“軟性電影”的毀滅》《毒藥與聖藥》等。著有《浮世雜拾》《王塵無電影評論選集》。（王賀：《穆時英研究三題》，《漢語言文學研究》2018年第4期）
事實上，王塵無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已是中共黨員，亦屬地下黨領導、支持的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上海總盟、影評小組成員。其竭力批判“軟性電影”，或屬臨危受命之舉，亦未可知，但諸種電影史、文學史論著并拙文在内，均視之為一早逝的左翼電影批評家，幾未注意其有另外的身份、面相。然而，近閱張偉、祝淳翔編《唐大郎紀念集》（中華書局，2019年，下簡作《紀念集》）見載唐大郎詩文、掌故，竟發現多筆王塵無研究資料，頗有助于我們打破此前對其形成之“刻闆印象”（stereotype）。
唐大郎夫婦60年代初在上海豫園合影。
據唐大郎所記，其與王塵無訂交于1933或1934年，“時為細雨溟濛之晨，塵無來訪唐瑜，唐瑜為愚介，塵無乃力揚愚小詩之美，為之悚然，蓋愚知塵無，工舊詩，文亦清緻幽遠，如愚犷野，胡足見稱。愚平時自傲，恒人譽吾詩佳者，必勿悅，以為彼又何知者。而塵無忽緻其頌詞，則又惶恐不敢受，患其過獎，而不作由衷論也。”（《愚識塵無于四五年前》）但在此之前，唐已知塵無工于舊詩，盡管其所見者，隻限于塵無發表在報紙上的部分，仍“誦而愛之”，以為其“清微幽遠，似出晚清人手”。如其病中得詩“白頭父老呈霜柿，素手村姑薦蜜茶，不道先生非稅吏，病餘來看早梅花”，清新質樸,渾然天成，頗為友人津津樂道（《愚識塵無于四五年前》《看梅花》）。
1937年春，由張道藩編劇、黃天佐導演的《密電碼》于南京、上海等地放映。當其試映之晨，唐大郎以起身太遲，未及往觀，其一友人稱“戰争場面甚好，口号太多，是一出正經戲也”。而王塵無則“在湖上作《杜鵑篇》”（《〈密電碼〉試映》），惜未見此篇全貌，此後似亦未見其有關《密電碼》之影評發表。《密電碼》一般被認為是國産諜戰片的“開山之作”，雖然不一定是“軟性電影”，但站在特定的意識形态立場、黨派政治立場上，要對其作出批判并不費力。
約1947年唐大郎和文藝界人士合影，第一排金山，二排左二、左三為馮亦代、鄭安娜夫婦，左四為丁聰，三排左一為唐大郎、左二為張瑞芳、左三為龔之方，四排左一為魏紹昌、左二為張俊祥
王塵無生前亦曾以一帙自訂詩集，交鄧鈍鐵（糞翁），并謂“畢生心血，盡于此耳”。其中收詩數百首，大多為作者朱筆删去，隻餘三十餘首，自謂“一生有十首詩可傳，則死且無憾”，請鄧氏更為删削，最後僅剩十餘首。（《塵無删剩之詩》《糞翁遵塵無遺志》）但此說似亦不甚确。因唐大郎另文稱，在王塵無亡故後，鄧鈍鐵董理其遺稿，“得詩九十餘首”（編者欲更删去二三十首）“《吞聲小記》二萬餘千字”，且“詩經叔範、禹鐘校定”，沈禹鐘作序，鄧氏則為其題跋。
此處《吞聲小記》中的“吞聲”，即王塵無。1935年末，唐大郎有補白 《聽潮白鹭怕雄飛》，稱：“王先生近來頗有绮行，其心上人則亦詩亦影，在詩中乃亦及之也。詩雲：‘開過蘼蕪了了春，佳期正值此芳辰，圈中自有顔如玉，何必臨淵羨别人。’”因故有人作調吞聲詩，可發一噱。
作詩之外，王塵無亦偶有壯語。在緻友人書劄中，即有“适當午睡，聞隔岸炮聲，極易入夢！”數語，雖寥寥十餘字，卻被稱為“神來之筆”。（《塵無神來之筆》）遺憾的是，近現代文言散文向來較少研究，目前尚不确知塵無之文言文章多否、能入方家之法眼否。
20世紀40年代卡爾登大戲院辦公室内的唐大郎
如果說子曰詩雲，尚屬舊式文人之積習，那麼，王塵無還有超越同侪的另一特長，不可不提，此即從事長篇通俗小說的創作。唐、王的共同好友陸小洛即“常讀塵無所輯之報”，且以其長篇小說《江湖豔史》為上，而另一長篇小說《欲海鴛鴦》則等而下之。唐大郎評論道：“塵無所作乃于江湖欲海之間，亦使此公啼笑皆非矣。”并作懷塵無一詩：“記從馬路見芳蹤，一件大衣像鬥篷，無複能詩偏作影，卻因相罵頗懷公。江湖豔史雙肩上，欲海鴛鴦一望中，不盡滄桑人事也，塵無竟似有塵封！”（《懷塵無》）慨乎言之。而近現代長篇通俗小說的創作，固然受到西洋翻譯文學的影響，更導源自中國漫長的說部傳統，尤其明清白話長篇小說傳統；其作者亦多屬與古為徒的舊式文人。
與王塵無日常酬酢者，除上文提及的唐大郎、鄧鈍鐵、陸小洛，至少還有陳靈犀、施叔範、王小摩、李培林、薛白雪、蔡蘭言、曹聚仁等人（《詩書畫三絕荟萃一堂》《酒令》）。有一次施叔範自華北歸滬，适值王塵無返自杭城，諸人宴飲，“席上行口字令，各人念一句古詩，或現成名詞，或成語皆可，惟其字中須有口字，或字之構造中，附有口字者”，如唐大郎“誦‘一輛汽車燈市口’，則順次而數，第五人與第七人皆飲酒，又如靈犀言‘皆大歡喜’，則第三與第四人，各飲兩杯，蓋歡喜二字，乃有兩個口字也。于是有人念渾渾噩噩一語，噩噩兩字，每人各吃四杯，而座上楊君，忽念一人名曰‘沙不器’，于是第三人亦飲四杯，一時谑浪笑傲，喧然并作。當入席之始，各人座上，皆有名單，惟并不直寫其姓名，而作類如廋語之文句”“愚号大郎，則書曰‘且問郓哥兒’，直以愚為三寸釘矣。又如靈犀曰‘一點通’，蝶衣曰‘金粉’，塵無則曰‘玉潔冰清’，胥出糞翁之手”。（《酒令》）
唐大郎（高唐）《高唐散記·序與跋》版面，刊1947年12月2日《鐵報》
1938年夏，早已歸鄉的王塵無，以病犯沉疴、咳血而死。對其死狀、死因及此事如何播聞至滬、友人如何不勝痛悼等情事，唐大郎亦有相當親切之記述：
戰後，兄養疴裡門，至上月始聞其将避地來孤島，吾人方欣慰故人之重來，讵顧望久之，而蹤影杳然。昨日糞翁先生得海門朱公羊君來函，謂塵無于上月二十六日晨七時，以咯血過多，緻溘然作古。糞翁得書，遂告靈犀，靈犀以電話詢培林，培林複以電話詢塵無介弟。其弟塵笠，執事于本埠某錢肆，初問塵無如何矣，則謂不久且得家報，三哥雖在病中，然無大礙也，因告以公羊之書，其弟大恸，陡憶一二日前，有鄉人來，初未言塵無已死，曷往覓之，一詢究竟，以是更覓鄉人，鄉人固言，塵無已病死，惟渠離鄉時，王家人囑其勿傳塵無噩耗，使塵笠傷心也！自是塵無之死且證實，塵笠乃複踵靈犀許，白以鄉人之言，塵笠已泣不可仰矣，朋友聞者，無不怆然，今将由至友若幹人，為之開一追悼會，又為之延高僧追薦。讀吾報者，亦有佩塵無之清才絕調者乎？讀此文竟，又豈可不臨風雪涕，以吊此凄涼絕世之才人哉！（《塵無以嘔血死矣》）
三年之後，塵無遺著《浮世雜拾》乃由長城書局梓行。此書系“長城文藝叢書之一”，由桑弧特為搜集、整理、編輯，以紀念亡友。全書收其《寂寞的街頭》《三和尚的死》《賣笛的老人》等抒情散文26篇，另有《小引》、柯靈序言、桑弧所撰《校印後記》。據柯序可知，這些文章是王塵無生前親手從各報上剪存，“還在稿端注明‘改’或‘大改’字樣，預備重加飾潤”。但桑弧《校印後記》則稱之為“中國文壇”“最優秀的散文作家中的一個”，還與陸小洛異口同聲、鹹謂其為“鬼才”，似不免過譽甚矣。
1940年1月23日卡爾登演出《雷雨》後合影,後排左二為唐大郎
《浮世雜拾》一集，未及王塵無之舊體詩文、通俗小說、影評作品，但影評、雜文方面此後尚有《王塵無電影評論選集》（廣播電影電視部電影局黨史資料征集工作領導小組、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編，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4年）可作補充。該書末編，另收不少關于王塵無的回憶資料，唐大郎的大量論述當然被遺漏在外，而王氏的詩文、小說之什，至今仍未見結集出版。
其實，桑弧曾有意将王塵無詩集及《吞聲小記》兩種、施叔範之《酒襟清瀉錄》及詩稿、錢梯丹之《隴上語》《西征聞見錄》及《破家贅錄》（均為連載作品），“亦并付欹劂”（《紀念集》誤作“欹厥”），“然紙價日增，印刷費複極昂貴，使為其友者，欲償素願不可得，即此《浮世雜拾》之産生，蓋亦耗桑弧之絕多心力矣”。（《亡友塵無》《桑弧拟印書》）此後終未見下文。印證了唐大郎這番頗有幾分預言色彩的甘苦之言。
從唐大郎關于王塵無的這些記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另有一個作為舊式文人、小報文人、通俗小說家的王塵無，已悄然浮出曆史地表。更重要的是，這多重身份、面相的王塵無，不僅與左翼影評人王塵無同在，而且同為一人，令人殊感意外。此一點，我們不讀《紀念集》，或恐難以知悉。不止此也，正如前引拙文所論，二三十年代的左、右翼文人、影人之間，也并未如我們想象得那樣勢如水火、老死不相往來，而在形形色色的都市空間、公私場合晤面，且在報章雜志、言論空間多所互動（“論争”何嘗不是一種互動？），恰恰是其常态，至今猶然。
丁聰畫唐大郎（扮演黃天霸造型），刊1947年4月24日《滬報》
不過，唐大郎所熟知的王塵無，隻是1933、1934年至1938年的王塵無，且其更表現出舊式文人、小報文人、通俗小說家的一面。這也許會給讀者一種誤會，其在這短短四五年時間，或已發生了某種變化、轉折。其實不然。雖然“軟性電影”論争至遲于1936年幾已塵埃落定，但直至1937年、亡故前一年，王塵無仍在積極撰寫影評、劇評，而其舊式文人、小報文人、通俗小說家的一面，顯然同時系于一身，貫穿于其全部人生旅程（如果不是更早的話）。但在四五年間，一人之思想、人生發生變化者，并非絕無僅有。王氏所批判的穆時英即如此。自1933年夏光華大學畢業，步入職業生涯，至1939年10月返滬，加入汪記、直至翌年身死，其思想觀念與人生屐痕一變再變（王賀：《穆時英的職業生涯、收入及其創作》，《上海書評》2018年6月28日；《穆時英職業生涯新證》，《文彙學人》2019年4月26日），整個三四十年代文人的創痛、掙紮、背叛、苟且之運命，似亦已集中于穆時英一人。相較之下，王塵無雖有左翼影人、舊式文人、小報文人、通俗小說家等多重身份、面相，但是否留有第一流的文學和思想遺産，有待今人批判、繼承、發展，迄今仍是一未知數，而其帶給我們的印象，似仍顯得有些單調、平淡。
唐大郎緻姚吉光信
但在《紀念集》中，包括王塵無在内的諸多近現代文人、影人、學人、藝人、書畫家的研究資料，實不知凡幾。該書的文獻史料價值，正如我在《紀念集》首發式座談會上所談，至少可從以下四個不同的脈絡當中來理解：
第一，詩文、掌故寫作的傳統（尤其明清以降），包括其與出版業、大衆傳媒的密切關系。一般所知之近代掌故家隻瞿兌之、鄭逸梅、陳定山、高伯雨數人，其實唐大郎亦屬個中翹楚，其同時代人如徐彬彬（如《淩霄漢閣談荟》）、汪仲賢（如《倒竈室筆談》）、林庚白（如《雙梧書屋筆記》）等，亦有不少掌故文字發表，有心人正可衡短論長、仔細商量。
第二，通俗文學的脈絡。唐大郎筆下對張恨水、秦瘦鷗、包天笑、潘柳黛、蘇青、張愛玲等人，都有很多記述和評論，對我們認識這些通俗文學作家及其作品，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第三，電影、話劇、舊劇（曲）生産的脈絡。本文所論王塵無即是一例，至于費穆、桑弧、洪深、歐陽予倩、舒湮、梅蘭芳、荀慧生等藝苑名家，此集中亦有不少筆墨，可助識者綜合新舊文獻，構會甄釋。
第四，在四五十年代文學和社會的轉折中，小報和小報文人如何調适、妥協直至失敗的整個文學生産場中，重新審視其作為另一種現當代文學的豐富性、複雜性及限度。
作者單位：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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