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4日 04： 特稿 稿件來源：解放日報
劉慈珍坐在紗門裡凝望。 宰飛 攝
■本報記者 王潇 宰飛
一位91歲，一位89歲。兩雙褶皺縱橫的手緊緊攥在一起。
2019年5月的江西萍鄉，春寒已退，抗戰老兵劉慈珍從湖南嶽陽專程坐了3個多小時火車來見妹妹。2017年6月她們時隔近30年重聚。去年，劉慈珍過了90大壽。妹妹劉蓉芳說好要來卻沒來。今年年初，妹妹又中風了。
“你怎麼沒戴那塊勳章呢？”談話間，劉蓉芳突然問姐姐。一旁的志願者陳良想起，兩年前見面時，劉慈珍戴着一塊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勳章，當時妹妹将勳章捧起，摸了又摸。
“現在時代好了，你把你的事情都跟他們說了，也能拿到一塊。”劉慈珍說。
陳良覺得劉慈珍一定是搞錯了。劉蓉芳并沒有參加過抗戰，而勳章是由國家專門頒發給約21萬名抗戰老戰士老同志、抗戰将領和為中國抗戰勝利作出貢獻的國際友人的。
但她口中，妹妹的“事情”是什麼呢？
随後他意識到，劉慈珍是抗戰老兵，但同時也是被确認二戰時期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之一。劉蓉芳極有可能也是一位“慰安婦”制度的受害者。
從2013年接觸劉慈珍起，陳良在湖南一省已發現了多名“慰安婦”受害幸存者。她們中的大多數最初都不願啟齒。自身的痛與恥、外界賦予的标簽，折磨着這群“失語”者。
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曆史博物館的一面牆上，随時更新國内“慰安婦”受害幸存者的數字。這個數字會根據逝去和新發現的人數而變動。如今，這個數字是17位。
包括陳良在内的志願者們、學者、民間調查員、“00後”的學生，依然走在尋找、幫助這些幸存者的路上。“再過10年，她們基本就都不在了。但曆史，永遠都在。”
沉默
村莊的盡頭是一道斜坡。坡上是三間土屋，白色土坯牆，還保留着幾十年前湖南鄉間的模樣。
一位老人靠門坐在屋裡，眼睛望着門外，像是在看門口那棵十多米高的大樟樹，又像什麼都沒有看，隻是對着屋外出神。
2013年，陳良第一次找到劉慈珍時看到的就是這幅畫面，村莊裡還沒人知道劉慈珍的故事。
最初，陳良以為她隻是一名老兵。
陳良是一個尋找抗戰老兵當地公益組織的成員。一位出租車司機告訴他，嶽陽市梅溪鄉有個老太太，是外地人。村裡傳言她在國民黨部隊幹過，也有傳言她是國民黨姨太太，甚至有人說她被日本人抓去過。
“奶奶，有沒有參加過國民黨？”他問劉慈珍。
劉慈珍隻是說：“都不記得了。”眼睛依然望着門外。
參加過國民黨的老兵，因為政治原因，大多不願重提往事。對于這一點，陳良很清楚，因為他自己的奶奶曾經就是國民黨女兵，而這個秘密，直到奶奶死後，他才得知。
2013年，陳良初見劉慈珍時，已經有了心理預期。記不清是多少次登門後，劉慈珍終于告訴陳良，她曾在湖南湘潭幫國軍士兵洗衣服、照顧傷員。這一描述為後來劉慈珍被确認為抗戰老兵提供了線索。
但言談間的一句話，卻令陳良覺得還有隐情。老人說：“我這輩子吃了日本人的虧，被日本人害苦了。”吃了什麼虧，怎麼害苦的，陳良一再追問，劉慈珍隻是說，都忘記了。
2017年6月17日，在一家公益組織的安排下，劉慈珍時隔73年第一次回到湖南故裡湘潭。
之所以選擇這個日子，是因為1944年6月17日，日軍攻破湘潭，當日，劉慈珍被日本人擄走。陪她回鄉的志願者葛琳寫道：“今天是湘潭淪陷的日子，今天是劉奶奶回家的日子。她從花季少女到耄耋老人，嶽陽到湘潭茶恩寺260公裡，走了漫長的73年。”
在劉家老宅和祖墳前，劉慈珍哭了又哭，卻依然沉默。
尋找
陳麗菲的到來，打破了沉默。
在老家時，陳良隐約聽村民說，劉慈珍年輕時被日本人抓去過。是不是受過日本人淩辱？他無法确定。作為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特約調查員，他把消息告訴了陳麗菲。
陳麗菲是上師大“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她的丈夫蘇智良教授則是這個中心的主任。“慰安婦”田野調查的特殊性，需要女性研究員的助力。從第一次探訪幸存者，蘇智良就請愛人一同前往。
“最初我很反感研究‘慰安婦’問題，”陳麗菲說。1991年蘇智良聽日本學者說，世界上第一個慰安所就在上海。他是研究上海近代史的，卻不知曉，于是開始研究。“我當時不知道‘慰安婦’制度是怎麼回事，以為就是軍妓，日本回來後，我請他把材料都拿到學校去，我們的孩子那時五六歲，已經開始認字了，當時那些報道幾乎都是性的細節，根本不是上升到曆史的研究。”
1996年前後，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派出特别調查官來調查“慰安婦”制度。結果認為，這是一種軍事的性奴隸制度，委員會以勸告的形式提出，日本政府應該向受害國政府、特别是受害國的女性進行道歉，而且賠償。
蘇智良讓陳麗菲幫忙翻譯報告，她翻完發現，在這樣一份國際性查證的正式報告中，很多國家和地區都被關注并查證了，而中國大陸，卻是空白。這個結果給了她很大的震動。
她想，這個局面的出現，曆史學者是有責任的。“我們民族的聲音缺失了，是因為我們的曆史學工作者、我們的知識分子，沒有提供這樣的事實來說話。”
1993年，夫婦倆開始尋訪慰安所，陳麗菲也在尋找幸存者。
他們的消息源有文獻，也有一線的老兵關懷組織志願者，比如陳良。一旦接到消息，就要迅速前往。
性格内向的陳麗菲，積累出了相當溫柔、細緻的尋訪經驗。“不可單刀直入，在場最好不要有男性，一定要有肢體接觸，要讓她放松……”
在劉慈珍家時，最初的對話，從點頭和搖頭開始。提到親人，才漸漸有了對話。
“奶奶的老家在湘潭是吧？家裡怎麼樣？”
“我裡五姊妹，五姊妹，死哒，還剩我裡兩姊妹，還有一個在江西，老妹。”
“日本人來的時候，躲在哪裡？”“躲在閣樓的絆筒裡。”
“什麼是絆筒？能裝得下人嗎？”“打谷的東西，木頭做的。”
“閣樓能放下這麼大東西嗎？”“能放下。”
1944年6月17日，16歲的劉慈珍在家中閣樓上被日軍發現，帶至樓下當場強暴後擄走，與其他十幾位中國女性一起被關押在易俗河鎮。劉慈珍記得，慰安所的門前有一條河。
陳麗菲說，承認自己被日軍帶走，一般都意味着談話局面的打開。老人們會慢慢說出在慰安所内的衣食住行和被強暴毆打的細節。
“日本兵很兇，沒有什麼理由，想打就打……現在看電視裡的日本人都不敢看，覺得很兇。”劉慈珍主動說。
個人口述隻是尋訪中的一環。文獻和旁證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容。訪談之後，陳麗菲去了老人口中的受害地易俗河鎮，尋訪慰安所的舊址；又去湘潭的茶恩寺鎮尋訪當年被擄走的地點……一輪下來才算完成受害事實的确認。
“日本右翼常說中國方面造假，在這種情況下，所有這些事不能随随便便，必須要有一套學術規範，一定要能建立起證據鍊來。”
阻礙
事實上，2017年6月，老兵劉慈珍回家時，一同回家的，還有妹妹劉蓉芳。幾十年音信不通，直到最近，老姐妹倆才從志願者那裡得知對方仍然在世。
就在這次回鄉聚會上，陳良聽萍鄉的志願者說，劉蓉芳也曾被日軍擄去。難道姐妹倆先後遭遇了同樣的厄運？
陳良拐彎抹角問劉蓉芳有沒有這回事，劉蓉芳說“沒有”。陳良問她，“是怎麼從湘潭去的萍鄉？”劉蓉芳隻說，“是一路讨飯過去的”。
線索斷了。
尋訪20多年，陳麗菲太理解這些老人。
“她們本身是受害者。從日本軍隊那裡回來以後，你想想家裡人怎麼看她，丈夫怎麼看她，鄰居怎麼看她。她把這段曆史打掉牙和着血淚往裡吞都來不及，她怎麼能夠講出來。”所以一開始，他們的調查也常常無功而返。
“可以說100%的老人家都很戒備”，反悔，發火的情況時有發生。有人對誰都是懷疑，不接受任何肢體接觸，洗澡時不要别人幫忙，床不允許别人碰，連志願者端來的水都不喝一口；有人在聽到慰安婦話題後，起身就把送來的禮物扔到門外。
家屬也有芥蒂。陳麗菲去一家幸存者訪談，卻被家屬趕出，“你們來幹什麼？你們能做什麼？你們是不是有自己的目的？”當時陳麗菲到廚房掉眼淚，電視台也跟過來拍，後來眼淚擦一擦，還是要再跟家屬做工作。
最根深蒂固的阻礙其實來自自己的同胞。
上世紀90年代一個大年三十，一位武漢的受害者給蘇智良打電話哭訴，别人把洗腳水潑在她家門口，凍成堅冰，罵她“日本婊子”。
一位研究員講過一件事：南方一個村莊的4位老人聽說如今可幫“慰安婦”讨回清白，鼓起勇氣去某政府部門訴說。結果卻被人反問，“你們自己當初丢臉丢盡，還要再來說”。4人哭着回去，從此再也不肯站出來。
2000年12月8日，一個由民間組織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在日本東京開庭。蘇智良準備帶幾位幸存者參加，結果臨行前，卻被某部門攔住，傳來的話說，“自己丢臉也就算了，還要把臉丢到國外去”。
“我們一路走來，現在好像大家都知道（慰安婦）了，一開始就像在黑暗的隧道裡挖洞一樣，前邊看不到光亮，隻是覺得從道義上來講，從我們整個國家民族的曆史來講，我們應該做，我們沒做錯。”
公道
轉折發生在劉蓉芳中風之後。
在劉慈珍看望過劉蓉芳後，有志願者問劉蓉芳，願不願意講？劉蓉芳說，“願意”，“再不說出來，就沒人會知道了”。
她告訴陳麗菲，那年14歲，“還沒有做大人”。
日軍攻占湘潭後，在當地擄掠女性的情況時有發生。僅在劉蓉芳的記憶中，就有兩次躲避日軍掃蕩的經曆。日軍第三次來時，劉蓉芳沒有那麼幸運。她正在老家裡烤火，日軍突然到來，令她猝不及防。她與十幾名女子被雙手捆綁後，抓到一個泥磚砌的、僅以稻草鋪地為床的簡陋大房子裡。
在湘潭被關押五六天後，劉蓉芳和其他女孩子又一起被“裝到車上”帶到萍鄉，關在一個更大的磚砌房屋裡，仍舊是被欺辱、毆打。講到痛苦細節時，她緊緊地抓住陳麗菲的手，依偎在她身邊。
飽受痛苦與折磨的日子裡，劉蓉芳曾目睹過一位機靈的女孩子成功逃脫。“再不出來就是死。”她和另外兩名瘦瘦高高的女孩也策劃逃跑，每日外出如廁時，觀察周圍環境與守衛的站崗時間。兩周之後，她們就借着昏暗的天色，趁守衛換班時，逃了。
“怎麼逃出來的？”
“稻田裡面救過好多人。”
“意思是稻田裡可以藏人嗎？”
“哎哎哎，往田裡一鑽，再往前一塊田。”……
“回過頭去想這段經曆，你恨麼？”
“恨。”
“想不想日本鬼子給你道歉麼？有這個想法麼？”“有。”
“怎麼個道歉法？叫他們說什麼。”
“對不起，請我原諒。”
“你現在原諒他們麼，如果他們不道歉。”
“不道歉不原諒。”
“不道歉不原諒，如果道歉了，你原諒麼？”
“原諒。”
陳麗菲再次握緊了她的手。
讨回公道，是所有受害者站出來的初衷。但是老人家們去日本訴訟的官司，幾乎都輸了。
萬愛花，曾是大陸地區第一個站出來控訴日軍性侵害罪行的中國受害者，并7次赴日維權。她一度不能接受“慰安婦”的說法，因為來調查的日本人告訴她，在日語裡，慰安有自願的意思，“慰安婦”就是妓女。“我去慰個什麼安？”
陳麗菲做過專門的“慰安婦”制度緣起研究。她告訴萬愛花，慰安婦制度本質是一個性奴隸制度，隻是起了一個委婉的名字。這個制度被害者的主體，主要來自中國的戰場，東南亞、朝鮮半島也有大量女性受害者，“她們難道是自己要來慰安日本軍隊嗎？”“你們是性奴隸制度的受害者！但是因為日軍是以慰安婦制度來推行，所以軍隊的性暴行才能合法化、縱容化，才能這麼大面積持久地進行。”
老人家一聽，馬上就明白了，“陳老師，我們以工作為重，慰安婦不慰安婦，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事，我就是這個制度的受害者，你們該怎麼寫就怎麼寫。”
2013年去世前，她握着外孫女的手說，“咽不下這口氣，官司沒打赢”。外孫女對她說，“我們中國人是争氣的，奶奶，你放心去”。
雲南唯一站出來的受害者李連春，遭受了很多的侮辱。一次訪談結束後，她和陳麗菲坐在深山裡的火塘邊烤火。
“陳老師，你不要看不起我，我一生很窮很苦，一直被人看不起，我唯一寶貴的東西是我的身體，但這個寶貴的東西，是被當時日本鬼子奪走的，不是我自己要這樣的。我不是要找哪一個人算賬，我也不要好多錢，我都這麼老了，黃土埋到半截了，我要錢幹什麼？我要的就是一個世間公道。”
火塘邊，李連春患有白内障的眼睛裡，火光閃閃。“我覺得她的眼睛就像結着冰的湖面那樣寒光凜凜。她們真的是用一種戰鬥的姿态站出來的，可以說是出師未捷身先死。現在她們人沒有了，但這個聲音我聽到了，我一定要給她們發出來。隻要活一天，這個事情我就要做一天。”陳麗菲說。
銘記
陳麗菲認為，尋訪是一回事，但找到以後，能否提供關愛和支持又是另一項工作。“如果由社工專業人員介入肯定做得比我們要好得多。”
陳麗菲曾去韓國、台灣地區交流，當地的心理支持活動很多。有人終生未婚，卻有做一回新娘的心願，便給她辦一場婚禮儀式；有人喜歡畫畫，就通過繪畫來疏解心中的郁結。藝術家會在晚間免費去給老人們拉琴，唱歌，讓她們盡量過得愉快。但這些目前在中國社會裡是缺失的。
“‘慰安婦’問題的研究，牽涉領域很大，而目前日本國内曆史修正主義的力量又如此強大，目前看來不是一代人能解決的。”陳麗菲說，她很欣慰一批“90後”“00後”正在成為研究的主力。
“對‘慰安婦’問題的關注，并不僅僅是中日之間的現實問題和曆史事實問題。我們要達成一種曆史共識，為什麼戰争是殘暴的，為什麼和平是可貴的，什麼樣的人性是我們應該譴責的，什麼樣的觀點會發展成一種登峰造極的形态來殘害人類……我們要堅決把它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警示來者。這是一個不斷向前的過程。”陳麗菲說。
可以肯定的是，上師大裡那面幸存者的照片牆上，數字增加的幾率将越來越小。蘇智良說，他會守着這面牆，去世一位，就拿掉一張，直到最終變為，0。
劉慈珍大多數時候還是沉默地坐在屋門口。但卻是一種更為平靜的沉默。
一陣風吹過，紗門自己開了，又“咣”地自己關上。再無其他聲響。 （應被采訪者要求，陳良為化名）
一位91歲，一位89歲。兩雙褶皺縱橫的手緊緊攥在一起。
2019年5月的江西萍鄉，春寒已退，抗戰老兵劉慈珍從湖南嶽陽專程坐了3個多小時火車來見妹妹。2017年6月她們時隔近30年重聚。去年，劉慈珍過了90大壽。妹妹劉蓉芳說好要來卻沒來。今年年初，妹妹又中風了。
“你怎麼沒戴那塊勳章呢？”談話間，劉蓉芳突然問姐姐。一旁的志願者陳良想起，兩年前見面時，劉慈珍戴着一塊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勳章，當時妹妹将勳章捧起，摸了又摸。
“現在時代好了，你把你的事情都跟他們說了，也能拿到一塊。”劉慈珍說。
陳良覺得劉慈珍一定是搞錯了。劉蓉芳并沒有參加過抗戰，而勳章是由國家專門頒發給約21萬名抗戰老戰士老同志、抗戰将領和為中國抗戰勝利作出貢獻的國際友人的。
但她口中，妹妹的“事情”是什麼呢？
随後他意識到，劉慈珍是抗戰老兵，但同時也是被确認二戰時期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之一。劉蓉芳極有可能也是一位“慰安婦”制度的受害者。
從2013年接觸劉慈珍起，陳良在湖南一省已發現了多名“慰安婦”受害幸存者。她們中的大多數最初都不願啟齒。自身的痛與恥、外界賦予的标簽，折磨着這群“失語”者。
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曆史博物館的一面牆上，随時更新國内“慰安婦”受害幸存者的數字。這個數字會根據逝去和新發現的人數而變動。如今，這個數字是17位。
包括陳良在内的志願者們、學者、民間調查員、“00後”的學生，依然走在尋找、幫助這些幸存者的路上。“再過10年，她們基本就都不在了。但曆史，永遠都在。”
沉默
村莊的盡頭是一道斜坡。坡上是三間土屋，白色土坯牆，還保留着幾十年前湖南鄉間的模樣。
一位老人靠門坐在屋裡，眼睛望着門外，像是在看門口那棵十多米高的大樟樹，又像什麼都沒有看，隻是對着屋外出神。
2013年，陳良第一次找到劉慈珍時看到的就是這幅畫面，村莊裡還沒人知道劉慈珍的故事。
最初，陳良以為她隻是一名老兵。
陳良是一個尋找抗戰老兵當地公益組織的成員。一位出租車司機告訴他，嶽陽市梅溪鄉有個老太太，是外地人。村裡傳言她在國民黨部隊幹過，也有傳言她是國民黨姨太太，甚至有人說她被日本人抓去過。
“奶奶，有沒有參加過國民黨？”他問劉慈珍。
劉慈珍隻是說：“都不記得了。”眼睛依然望着門外。
參加過國民黨的老兵，因為政治原因，大多不願重提往事。對于這一點，陳良很清楚，因為他自己的奶奶曾經就是國民黨女兵，而這個秘密，直到奶奶死後，他才得知。
2013年，陳良初見劉慈珍時，已經有了心理預期。記不清是多少次登門後，劉慈珍終于告訴陳良，她曾在湖南湘潭幫國軍士兵洗衣服、照顧傷員。這一描述為後來劉慈珍被确認為抗戰老兵提供了線索。
但言談間的一句話，卻令陳良覺得還有隐情。老人說：“我這輩子吃了日本人的虧，被日本人害苦了。”吃了什麼虧，怎麼害苦的，陳良一再追問，劉慈珍隻是說，都忘記了。
2017年6月17日，在一家公益組織的安排下，劉慈珍時隔73年第一次回到湖南故裡湘潭。
之所以選擇這個日子，是因為1944年6月17日，日軍攻破湘潭，當日，劉慈珍被日本人擄走。陪她回鄉的志願者葛琳寫道：“今天是湘潭淪陷的日子，今天是劉奶奶回家的日子。她從花季少女到耄耋老人，嶽陽到湘潭茶恩寺260公裡，走了漫長的73年。”
在劉家老宅和祖墳前，劉慈珍哭了又哭，卻依然沉默。
尋找
陳麗菲的到來，打破了沉默。
在老家時，陳良隐約聽村民說，劉慈珍年輕時被日本人抓去過。是不是受過日本人淩辱？他無法确定。作為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特約調查員，他把消息告訴了陳麗菲。
陳麗菲是上師大“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她的丈夫蘇智良教授則是這個中心的主任。“慰安婦”田野調查的特殊性，需要女性研究員的助力。從第一次探訪幸存者，蘇智良就請愛人一同前往。
“最初我很反感研究‘慰安婦’問題，”陳麗菲說。1991年蘇智良聽日本學者說，世界上第一個慰安所就在上海。他是研究上海近代史的，卻不知曉，于是開始研究。“我當時不知道‘慰安婦’制度是怎麼回事，以為就是軍妓，日本回來後，我請他把材料都拿到學校去，我們的孩子那時五六歲，已經開始認字了，當時那些報道幾乎都是性的細節，根本不是上升到曆史的研究。”
1996年前後，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派出特别調查官來調查“慰安婦”制度。結果認為，這是一種軍事的性奴隸制度，委員會以勸告的形式提出，日本政府應該向受害國政府、特别是受害國的女性進行道歉，而且賠償。
蘇智良讓陳麗菲幫忙翻譯報告，她翻完發現，在這樣一份國際性查證的正式報告中，很多國家和地區都被關注并查證了，而中國大陸，卻是空白。這個結果給了她很大的震動。
她想，這個局面的出現，曆史學者是有責任的。“我們民族的聲音缺失了，是因為我們的曆史學工作者、我們的知識分子，沒有提供這樣的事實來說話。”
1993年，夫婦倆開始尋訪慰安所，陳麗菲也在尋找幸存者。
他們的消息源有文獻，也有一線的老兵關懷組織志願者，比如陳良。一旦接到消息，就要迅速前往。
性格内向的陳麗菲，積累出了相當溫柔、細緻的尋訪經驗。“不可單刀直入，在場最好不要有男性，一定要有肢體接觸，要讓她放松……”
在劉慈珍家時，最初的對話，從點頭和搖頭開始。提到親人，才漸漸有了對話。
“奶奶的老家在湘潭是吧？家裡怎麼樣？”
“我裡五姊妹，五姊妹，死哒，還剩我裡兩姊妹，還有一個在江西，老妹。”
“日本人來的時候，躲在哪裡？”“躲在閣樓的絆筒裡。”
“什麼是絆筒？能裝得下人嗎？”“打谷的東西，木頭做的。”
“閣樓能放下這麼大東西嗎？”“能放下。”
1944年6月17日，16歲的劉慈珍在家中閣樓上被日軍發現，帶至樓下當場強暴後擄走，與其他十幾位中國女性一起被關押在易俗河鎮。劉慈珍記得，慰安所的門前有一條河。
陳麗菲說，承認自己被日軍帶走，一般都意味着談話局面的打開。老人們會慢慢說出在慰安所内的衣食住行和被強暴毆打的細節。
“日本兵很兇，沒有什麼理由，想打就打……現在看電視裡的日本人都不敢看，覺得很兇。”劉慈珍主動說。
個人口述隻是尋訪中的一環。文獻和旁證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容。訪談之後，陳麗菲去了老人口中的受害地易俗河鎮，尋訪慰安所的舊址；又去湘潭的茶恩寺鎮尋訪當年被擄走的地點……一輪下來才算完成受害事實的确認。
“日本右翼常說中國方面造假，在這種情況下，所有這些事不能随随便便，必須要有一套學術規範，一定要能建立起證據鍊來。”
阻礙
事實上，2017年6月，老兵劉慈珍回家時，一同回家的，還有妹妹劉蓉芳。幾十年音信不通，直到最近，老姐妹倆才從志願者那裡得知對方仍然在世。
就在這次回鄉聚會上，陳良聽萍鄉的志願者說，劉蓉芳也曾被日軍擄去。難道姐妹倆先後遭遇了同樣的厄運？
陳良拐彎抹角問劉蓉芳有沒有這回事，劉蓉芳說“沒有”。陳良問她，“是怎麼從湘潭去的萍鄉？”劉蓉芳隻說，“是一路讨飯過去的”。
線索斷了。
尋訪20多年，陳麗菲太理解這些老人。
“她們本身是受害者。從日本軍隊那裡回來以後，你想想家裡人怎麼看她，丈夫怎麼看她，鄰居怎麼看她。她把這段曆史打掉牙和着血淚往裡吞都來不及，她怎麼能夠講出來。”所以一開始，他們的調查也常常無功而返。
“可以說100%的老人家都很戒備”，反悔，發火的情況時有發生。有人對誰都是懷疑，不接受任何肢體接觸，洗澡時不要别人幫忙，床不允許别人碰，連志願者端來的水都不喝一口；有人在聽到慰安婦話題後，起身就把送來的禮物扔到門外。
家屬也有芥蒂。陳麗菲去一家幸存者訪談，卻被家屬趕出，“你們來幹什麼？你們能做什麼？你們是不是有自己的目的？”當時陳麗菲到廚房掉眼淚，電視台也跟過來拍，後來眼淚擦一擦，還是要再跟家屬做工作。
最根深蒂固的阻礙其實來自自己的同胞。
上世紀90年代一個大年三十，一位武漢的受害者給蘇智良打電話哭訴，别人把洗腳水潑在她家門口，凍成堅冰，罵她“日本婊子”。
一位研究員講過一件事：南方一個村莊的4位老人聽說如今可幫“慰安婦”讨回清白，鼓起勇氣去某政府部門訴說。結果卻被人反問，“你們自己當初丢臉丢盡，還要再來說”。4人哭着回去，從此再也不肯站出來。
2000年12月8日，一個由民間組織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在日本東京開庭。蘇智良準備帶幾位幸存者參加，結果臨行前，卻被某部門攔住，傳來的話說，“自己丢臉也就算了，還要把臉丢到國外去”。
“我們一路走來，現在好像大家都知道（慰安婦）了，一開始就像在黑暗的隧道裡挖洞一樣，前邊看不到光亮，隻是覺得從道義上來講，從我們整個國家民族的曆史來講，我們應該做，我們沒做錯。”
公道
轉折發生在劉蓉芳中風之後。
在劉慈珍看望過劉蓉芳後，有志願者問劉蓉芳，願不願意講？劉蓉芳說，“願意”，“再不說出來，就沒人會知道了”。
她告訴陳麗菲，那年14歲，“還沒有做大人”。
日軍攻占湘潭後，在當地擄掠女性的情況時有發生。僅在劉蓉芳的記憶中，就有兩次躲避日軍掃蕩的經曆。日軍第三次來時，劉蓉芳沒有那麼幸運。她正在老家裡烤火，日軍突然到來，令她猝不及防。她與十幾名女子被雙手捆綁後，抓到一個泥磚砌的、僅以稻草鋪地為床的簡陋大房子裡。
在湘潭被關押五六天後，劉蓉芳和其他女孩子又一起被“裝到車上”帶到萍鄉，關在一個更大的磚砌房屋裡，仍舊是被欺辱、毆打。講到痛苦細節時，她緊緊地抓住陳麗菲的手，依偎在她身邊。
飽受痛苦與折磨的日子裡，劉蓉芳曾目睹過一位機靈的女孩子成功逃脫。“再不出來就是死。”她和另外兩名瘦瘦高高的女孩也策劃逃跑，每日外出如廁時，觀察周圍環境與守衛的站崗時間。兩周之後，她們就借着昏暗的天色，趁守衛換班時，逃了。
“怎麼逃出來的？”
“稻田裡面救過好多人。”
“意思是稻田裡可以藏人嗎？”
“哎哎哎，往田裡一鑽，再往前一塊田。”……
“回過頭去想這段經曆，你恨麼？”
“恨。”
“想不想日本鬼子給你道歉麼？有這個想法麼？”“有。”
“怎麼個道歉法？叫他們說什麼。”
“對不起，請我原諒。”
“你現在原諒他們麼，如果他們不道歉。”
“不道歉不原諒。”
“不道歉不原諒，如果道歉了，你原諒麼？”
“原諒。”
陳麗菲再次握緊了她的手。
讨回公道，是所有受害者站出來的初衷。但是老人家們去日本訴訟的官司，幾乎都輸了。
萬愛花，曾是大陸地區第一個站出來控訴日軍性侵害罪行的中國受害者，并7次赴日維權。她一度不能接受“慰安婦”的說法，因為來調查的日本人告訴她，在日語裡，慰安有自願的意思，“慰安婦”就是妓女。“我去慰個什麼安？”
陳麗菲做過專門的“慰安婦”制度緣起研究。她告訴萬愛花，慰安婦制度本質是一個性奴隸制度，隻是起了一個委婉的名字。這個制度被害者的主體，主要來自中國的戰場，東南亞、朝鮮半島也有大量女性受害者，“她們難道是自己要來慰安日本軍隊嗎？”“你們是性奴隸制度的受害者！但是因為日軍是以慰安婦制度來推行，所以軍隊的性暴行才能合法化、縱容化，才能這麼大面積持久地進行。”
老人家一聽，馬上就明白了，“陳老師，我們以工作為重，慰安婦不慰安婦，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事，我就是這個制度的受害者，你們該怎麼寫就怎麼寫。”
2013年去世前，她握着外孫女的手說，“咽不下這口氣，官司沒打赢”。外孫女對她說，“我們中國人是争氣的，奶奶，你放心去”。
雲南唯一站出來的受害者李連春，遭受了很多的侮辱。一次訪談結束後，她和陳麗菲坐在深山裡的火塘邊烤火。
“陳老師，你不要看不起我，我一生很窮很苦，一直被人看不起，我唯一寶貴的東西是我的身體，但這個寶貴的東西，是被當時日本鬼子奪走的，不是我自己要這樣的。我不是要找哪一個人算賬，我也不要好多錢，我都這麼老了，黃土埋到半截了，我要錢幹什麼？我要的就是一個世間公道。”
火塘邊，李連春患有白内障的眼睛裡，火光閃閃。“我覺得她的眼睛就像結着冰的湖面那樣寒光凜凜。她們真的是用一種戰鬥的姿态站出來的，可以說是出師未捷身先死。現在她們人沒有了，但這個聲音我聽到了，我一定要給她們發出來。隻要活一天，這個事情我就要做一天。”陳麗菲說。
銘記
陳麗菲認為，尋訪是一回事，但找到以後，能否提供關愛和支持又是另一項工作。“如果由社工專業人員介入肯定做得比我們要好得多。”
陳麗菲曾去韓國、台灣地區交流，當地的心理支持活動很多。有人終生未婚，卻有做一回新娘的心願，便給她辦一場婚禮儀式；有人喜歡畫畫，就通過繪畫來疏解心中的郁結。藝術家會在晚間免費去給老人們拉琴，唱歌，讓她們盡量過得愉快。但這些目前在中國社會裡是缺失的。
“‘慰安婦’問題的研究，牽涉領域很大，而目前日本國内曆史修正主義的力量又如此強大，目前看來不是一代人能解決的。”陳麗菲說，她很欣慰一批“90後”“00後”正在成為研究的主力。
“對‘慰安婦’問題的關注，并不僅僅是中日之間的現實問題和曆史事實問題。我們要達成一種曆史共識，為什麼戰争是殘暴的，為什麼和平是可貴的，什麼樣的人性是我們應該譴責的，什麼樣的觀點會發展成一種登峰造極的形态來殘害人類……我們要堅決把它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警示來者。這是一個不斷向前的過程。”陳麗菲說。
可以肯定的是，上師大裡那面幸存者的照片牆上，數字增加的幾率将越來越小。蘇智良說，他會守着這面牆，去世一位，就拿掉一張，直到最終變為，0。
劉慈珍大多數時候還是沉默地坐在屋門口。但卻是一種更為平靜的沉默。
一陣風吹過，紗門自己開了，又“咣”地自己關上。再無其他聲響。 （應被采訪者要求，陳良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