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上觀新聞 作者：蘇智良
紅色，在中國政治中常被用來象征革命，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革命也就被稱之為紅色革命。上海是中國近代曆史的重要現場，是一座有着光榮革命傳統的城市。因其獨特的近代城市格局和曆史文化，上海成為中國革命者的聚集地，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革命時代劇。
上海是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地，也是中國革命紅色基因的發源地。上海紅色文化内涵豐富，“紅色源頭”特點鮮明。概而言之，上海是中國工人運動的發源地、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啟航地、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地、遠東共産主義運動的中心城、革命書籍報刊的中心出版地、中央領導機構的駐在地、城市暴動的試驗場、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的策源地、左翼思想文化戰線的主陣地、隐蔽戰線的主戰場、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地、新四軍的後援地、反内戰第二條戰線的主陣地。
第一，上海是中國工人運動的發源地。
1843年上海開埠以後，随着近代工業的興起，上海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搖籃。1898年，上海甯波幫工人為抗議法租界侵占四明公所進行了大規模的罷工。1919年上海各界工人的“六三”罷工，标志着中國工人階級登上了曆史舞台。1920年，上海産業工人約有30萬人，占總人口的20％。而當時工人階級在全國的比例，還不到5‰。上海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大本營，這為建立中國共産黨準備了階級基礎。
第二，上海是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法租界創辦《青年》雜志（後改名為《新青年》），高舉文學革命旗幟，催動了新文化運動。《新青年》影響了一代人的信仰與人生道路。毛澤東就曾回憶：是《新青年》改變了他的人生取向。
第三，上海也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啟航地。
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89名由海路赴法勤工儉學學生乘坐的“因幡丸”（InabaMaru）郵輪在彙山碼頭起航。到1920年12月15日止，兩年内先後有1600名中國學生從上海揚帆起航，遠涉重洋、聯袂留法，其中有陳延年、陳喬年、周恩來、鄧小平、王若飛、劉伯堅、陳毅、李維漢、李富春、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聶榮臻等，這就是影響深遠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培養了一大批中國革命的領導者。
第四，上海是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地。
1920年8月，上海發起組成立，在全國共産黨組織的籌建過程中發揮着臨時中央的功能。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産黨在上海誕生。1949年5月29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後的第2天，新華社發表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的社論《祝上海解放》。社論《祝上海解放》指出：
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大本營和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地，在長時期内它是中國革命運動的指導中心。雖然在反革命勢力以野蠻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國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轉入鄉村以後，上海仍然是中國工人運動、革命文化運動和各民主階層愛國民主運動的主要堡壘之一，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國的革命力量相配合，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上海是近代中國的光明的搖籃。
第五，上海是遠東共産主義運動的中心城。
上海是蘇俄和共産國際苦心經營的遠東基地。1919年8月，成立不久的共産國際開始積極推動遠東地區的革命。1920年5月，共産國際東亞書記處在上海成立，下設中國科、朝鮮科和日本科。中國科的使命之一就是“成立共産主義基層組織，在中國進行黨的建設工作”。東亞書記處在上海的建立，标志着共産國際已完全将上海作為遠東革命的活動中心。8月17日，維經斯基寫給東方民族處的信中談到：“我在這裡逗留期間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從維經斯基的這封信和東方民族處12月給共産國際執委會的工作報告，可知上海“革命局”由5人組成，其中3人為維經斯基、陳獨秀和李漢俊。
為了加強理論宣傳工作，維經斯基在霞飛路新漁陽裡6号組建了華俄通訊社。為推動遠東地區的革命運動，1920年8月，共産國際執委會委員、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秘書馬林被任命為共産國際駐中國代表，前往上海。1921年6月，馬林抵達上海，同期到達的還有共産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科爾斯基。于是，上海作為遠東共産主義運動中心的地位日益确立。
第六，上海是革命書籍報刊的中心出版地。
中共最早建立的第一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就設在上海。在五四運動前後最早介紹宣傳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的刊物，主要是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邵力子主編的《覺悟》、張東荪主持的《時事新報》副刊《學燈》、戴季陶主編的《星期評論》。其中除《新青年》雜志的編輯部一度在北京（發行部則在上海）外，其餘三種都是上海的刊物。另外五四時期上海出版的其他名刊還有《太平洋》（上海）、《新教育》（上海）、《少年中國》（上海）、《解放與改造》（上海）、《科學》（上海）等，也多在上海。俄共代表費奧多爾在報告上海之行時亦贊譽，“上海是中國社會主義者的活動中心，那裡可以公開從事宣傳活動。那裡有許多社會主義性質的組織，出版300多種出版物 (報紙、雜志和書籍)，都帶有社會主義色彩。”據此而論，近代上海發達的媒介網絡為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
第七，上海是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駐在地。
中共成立後，上海因其特殊的曆史機緣和空間構造，中共中央曾較長時間駐紮于此。1927年春，武漢成為中共中央的第二個駐紮地，“八七”會議後，鑒于武漢地區形勢的險峻，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于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陸續由武漢遷回上海，直到1933年。中共中央前後有12年在上海指導中國革命。
第八，上海是城市革命暴動的試驗地。
1926-1927年間，中共在上海發動了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在蘇聯的影響下，中國共産黨從1926年起開始嘗試“飛行集會”，在長達十一年的時間裡，頻繁使用，工人、學生、文化工作者都曾不同程度參與，甚至進步外僑亦有不少成員投身其中。
城市暴動與“飛行集會”是中共革命過程中的探索之一，此時中共很多幹部對革命充滿熱情，然而理論準備與實踐經驗不足。在通過城市暴動以奪取政權的理論實踐嘗試中，“飛行集會”是其中重要一環，經曆了發展、高潮、擴散等階段，利用“飛行集會”向敵人示威，展示革命力量，宣傳革命思想，動員革命群衆。然而，“左”傾教條主義者不懂得把馬列主義原理同中國工運具體實踐相結合，不願意去研究中國工運的實際，隻想生搬硬套外國模式，把革命的中心規定在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總是驅使工人群衆去孤軍奮戰，一次又一次地組織城市工人起義，一味蠻幹，撒傳單，貼标語，搞飛行集會，結果導緻工人運動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在十餘年的實踐中，經過血的代價，中國共産黨認識到這條道路行不通。
第九，上海是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的策源地。
1922年7月在滬召開的中共二大，第一次提出黨的統一戰線思想——民主聯合戰線的思想。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馮雪峰由陝北來滬，傳達毛澤東及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開始與救國會的合作。可以說中共與民主黨派的合作起始于上海。到20世紀40年代，上海又成為民主黨派的集中地。
第十，上海是左翼思想文化戰線的主陣地。
1930年3月2日，在窦樂安路（今多倫路）233号中華藝術大學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領導成員有魯迅、夏衍、馮雪峰、馮乃超、丁玲、周揚等。他們以《北鬥》《文學月報》等為陣地，團結和組織進步作家粉碎國民黨文化“圍剿”和推進革命文學運動，起過很大作用，标志着革命文學運動的新階段。“左聯”根據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學發展的經驗，初步制定為無産階級革命事業服務的文學理論綱領，提倡文藝大衆化，開展工農兵通訊員運動，建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等組織。
此後左翼文化延伸至左翼劇作家、左翼電影、音樂。1933年3月，成立了“左翼電影小組”和“左翼音樂小組”。中共電影小組成員有夏衍、錢杏邨、王塵無、石淩鶴、司徒慧敏，由夏衍任組長。當日本侵華步步緊逼之時，上海進步文化界又提出了國防文學、國防電影、國防音樂。
《義勇軍進行曲》初名《戰歌》，是電影《風雲兒女》的插曲。田漢居住在山海關路安順裡11号（今山海關路274号），創作歌詞。田漢被捕後，夏衍繼續創作，并把《風雲兒女》台本交給孫師毅轉付導演許幸之。此後聶耳在孫師毅家中得到歌詞。聶耳在霞飛路（現為淮海中路）1258号寓所完成了初步的譜曲。
第十一，上海是隐蔽戰線的主戰場。
1927年11月，周恩來主持設計下，将“特務工作處”擴建為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由此正式建立。至1928年特科已臻完備，建立起總務科、情報科、行動科、交通科。特科的基本任務是：保證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安全，收集掌握情報，鎮壓叛徒，營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電台。
1928年春，中央在上海舉辦秘密工作學習班，由周恩來親自講授如何保衛自己、打擊敵人的基本方法。11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織中央特别任務委員會，領導特科和全國隐蔽戰線的工作。周恩來是中央特委的核心領導者和決策者。
第十二，上海是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地。
上海作為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發源地，在上世紀30年代中日沖突逐步升級的背景下，成為中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九一八”事變以後，上海興起了抗日救亡運動。1936年5月31日，來自18個省市的60餘個救亡團體的代表齊集上海，召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
抗戰前夕，國共兩黨在面臨共同的民族危機的前提下，利用上海的特殊環境，秘密接觸和展開談判。上海成為國共兩黨走向第二次合作的裡程碑式的會談地點，為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實現做出了巨大貢獻。
第十三，上海是新四軍的後援地，是新四軍的根城。
上海人民與新四軍攜手戰鬥的過程中，建立了一種相互支持、互為依托的特殊關系，開創了城市地下鬥争與根據地武裝鬥争相結合的新局面。新四軍得到上海地下黨和人民的積極支援，上海成為支援新四軍和根據地的一個重要基地。
據不完全統計，上海人民參加新四軍和根據地建設的超過2萬人。當大量難民湧進租界和安全區時，上海地下黨立即成立黨的難民工作委員會，先後動員三批難民中的愛國青年，到皖南參加新四軍，共計1200多人。以後，又分批輸送愛國青年到蘇南等地參加新四軍。據榮健生、張達平回憶，從1941年到1942年，通過新四軍上海辦事處經手送往新四軍蘇北根據地人員近2000人，其中由上海地下黨動員組織的黨員、文化界人士、青年工人、職員、學生約占三分之二以上。
這一工作受到了中共中央表揚，中央認為“能從日軍包圍的情況下，從租界中送出大批難民支援新四軍，這是上海地下黨成功的壯舉”。
此外，上海人民還在财力、物力上支援新四軍。江蘇省委還通過上海工商界上層人士“星二聚餐會”，開展捐獻活動，工商界捐獻的金額計178500餘元。還輸送和協助采購印刷、印鈔、軍工器材，以及西藥、醫療設備，支援新四軍。
第十四，上海是反内戰第二條戰線的主陣地。
1947年5月，為改善學習和生活條件，上海各高校開展各項鬥争，舉行了“五四”紀念活動，同時進行廣泛的反内戰、反壓迫、反賣國活動的宣傳。5月中旬，上海地區學生舉行反饑餓罷課并舉行遊行，緊接着各高校紛紛響應，同時一起組織宣傳隊分赴市區向各界群衆宣傳反饑餓反内戰活動。
5月18日，國民黨政府為應對學生大規模罷課問題，發布《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嚴禁10人以上的請願、罷課、罷工和示威遊行。這項條例遭到全國學生的強烈反對。次日，上海7000名學生沖破禁令，歡送滬杭區國立院校學生“挽救教育危機晉京代表聯合請願團”，并舉行“反饑餓反内戰”大遊行。20日，南京、北平、天津三地的學生分别舉行遊行，向國民政府要飯吃、要和平、要自由。而京滬蘇杭地區的學生6000名則以“挽救教育危機”為名在南京舉行了聯合大遊行，遊行被國民政府血腥鎮壓，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五二〇血案”。
國民黨暴行激起了學生的憤怒，此後，“反饑餓、反内戰、反迫害”成為了全國學生統一的口号，他們繼續以罷課遊行等行動與國民黨不斷地進行鬥争。期間運動不斷擴大，上海地區被捕、被傷害的學生就達到了200多人。
從5月下旬紀念五四運動起步，至6月下旬一個半月中，“反饑餓，反内戰、反迫害”的口号聲響遍上海、武漢、西安、成都等60多個城市。6月19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在上海成立，國民黨迫于各界壓力被迫陸續釋放被捕學生。
這次運動是中國學生運動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學生運動促進了人民運動的高漲，由此形成了反對國民黨統治的第二條戰線。
紅色文化是上海城市精神的底色。對于紅色文化的記憶與弘揚，是上海城市文化軟實力的堅實根基。全面梳理和宣傳上海城市的紅色文化，對于今天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謂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應該得到足夠重視。
（作者為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