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家在埃塞俄比亞北部邊境的阿克蘇姆古城進行考古發掘
中南部非洲廣大地區曆史上長期未能創制自己的文字，導緻這些地區的曆史書寫面臨重重困難，有些困難至今難以克服。而如北非、東北非、西非沿海、東非沿海等地區，雖較早被納入文字記錄體系，但這些文字記錄大都帶有明顯的外部性——它們或來自希臘羅馬古典作家，或來自阿拉伯旅行者、地理學家，或來自近代歐洲殖民者。由此，“非洲無曆史”“非洲文明外來論”“非洲史即歐洲殖民史”等觀點一度盛行。
二戰結束後，非洲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随着民族獨立國家的湧現，非洲史研究開始受到歐美學界的關注，更受到非洲民族主義學者的重視。面對本土文字資料缺乏乃至缺失的困難，考古資料、口述資料、語言資料、人類學資料、外來文字資料等得以被重視。但是，對這些資料的發掘和利用，大部分研究者長期持悲觀的态度。這一部分是因為一些研究者始終堅持文字資料的必要性，另一部分是因為非洲的考古資料、口述資料、語言資料、人類學資料、外來文字資料本身确實存在缺陷。
如考古資料，首先是非洲的可考古遺存相對較少，特别是在中南部非洲内陸廣大地區，居民生産生活器物和建築多以有機材料為原料，很難留下具有考古價值的遺存。其次，考古活動中的發掘、測量和研究工作需要較多的财力和物力投入，這對于廣大欠發達的非洲國家來說，遠非其發展水平所能及。因此，除北非外，在非洲這片土地上所取得的考古成果至今仍比較單薄，遠不足以支撐其翔實的曆史。
在文字資料和考古資料缺失的情況下，口述資料一度被當作非洲史研究的突破口，因為非洲廣大地區有着悠久而豐富的口述傳統，包括口述王國史、口述家族史、包含一定曆史内核的口述傳說、英雄贊歌、儀式性活動的口述記錄等。但是，口述資料會面臨在傳遞過程中因記憶失敗、情境不同導緻叙述變異，以及因解釋性篡改造成的混亂或失真問題。此外，非洲的口述資料還常常有時空信息缺失的弊病，因為非洲相當一部分地區沒有自己的紀年編年，有些地區還往往以地表特征代地名，極易出現地名混亂的現象。以口述資料書寫非洲史在20世紀60至70年代一度大熱，但由于上述種種原因，進入80年代後有所冷卻。如今，我們仍可以承認口述資料在非洲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但不輕易接受、不單純依賴也是共識。
語言資料是當下非洲史研究的一項重要資料來源。通過對某些語言進行比較研究，研究者可尋找操相關語言的族群之間的關系，從而了解特定地區的人口流動、族群間互動，還有通過對某些表示作物、牲畜、商品、人物頭銜、宗教性活動等的詞彙進行識别和分析，認識特定人群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語言資料本身的科學性值得肯定，但單純的語言資料也存在缺陷，其中最顯著的就是有效時間框架缺失。以語言變遷來考察非洲曆史，特别是殖民時代前的曆史，往往需要以百年乃至千年為單位。我們通過語言可以了解經過數百年或數千年後發生的變化，但卻無法了解這數百年或數千年間的具體情況，這樣的曆史未免太過粗略。
人類學資料是民族調研工作者和人類學家對當時當地的記錄。歐美人類學家在非洲開展田野調查和研究，非洲的自然、地理、曆史、經濟、政治、社會、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信息被記入人類學家的筆下，然後再被加以歸納和演繹，成為既具資料性又有學理性的成果。人類學家的資料和研究成果可為非洲史研究所用，或呈現資料和成果本身所針對的“當時”，或用來模拟或輔證“當時”之前，以“今”證“古”。就以“今”證“古”而言，其有效的前提是“今”“古”之間差異不大或至少有一以貫之的聯系。應該說，非洲史研究是有這樣的情境的。非洲一些偏僻地區的人群相對封閉且孤立，其所在社會的變遷可能會比較小，或者變遷在某個時段内會比較小。但是，封閉孤立不是絕對的。尤其是近代以來，打破這種封閉和孤立變得越來越容易。在這種情況下，以當時當地觀察的人類學記錄來猜測性地重構過往便須慎重。
外來文字資料也是非洲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資料來源，特别是自16世紀之後，歐美殖民者的記錄日益增多。外來文字資料之用于非洲史研究，一直以來存在争議，因為外來文字資料常常具有明顯的外部主觀性。比如，古希臘羅馬世界的作者籠統地以“野蠻人”來指稱非洲人，阿拉伯地理學家和旅行家則傾向于使用“異教徒”這一稱呼，近代歐美殖民者的記錄可謂豐富多樣，但他們的傾向性更加明顯，後來更演變成赤裸裸的種族主義，充滿歧視意味。這樣的情形，不僅僅是資料本身的外部主觀性的問題，還需要考慮各種政治性、種族性、非洲國家民族主義等方面的因素，不可随意為之。
應該說，文字資料缺乏造成的非洲曆史書寫問題是客觀存在的，而如考古資料、口述資料、語言資料、人類學資料、外來文字資料，則是既有可利用乃至可倚重之處，也有需要引起重視的地方。在面臨種種困難的情況下，非洲史研究者不得不嘗試跨學科的方法。比利時學者讓·範西納（Jan Vansina）是現代非洲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他開創了以口述資料研究非洲史的路徑，但後來在意識到口述資料存在的問題後開始探索利用語言資料、器物資料、人類學資料等結合來開展研究；而以非洲語言研究為主的一些學者則利用語言資料來構建非洲曆史變遷的大框架，并借助基因分析的成果，不斷探索從西非到中南部非洲廣大地區的人口移動和族群流變。
在考慮區域和國别差異的基礎上，非洲史研究者也在不斷尋找具體合适的解決方案。研究西非曆史的學者在早期阿拉伯文字資料的指引下，借助考古成果還原了跨撒哈拉沙漠貿易的網絡、路線和重要城鎮節點等方面的情況，同時将一些考古所得的物品遺存與人類學調查者觀察到的現仍在某些地區或社群中使用的器物進行比較，開展經濟史和社會文化史方面的研究；研究東非曆史的學者把早期亞洲世界的文字資料與晚近歐美殖民者的文字資料進行對照、結合，同時借助在特定的沿海城鎮和内陸居住點的考古，探索印度洋世界中東非沿海地區的對外關系史以及東非沿海與東南非内陸地區間的經濟社會互動史；研究南部非洲曆史的學者面臨的本土文字資料缺失和外來文字資料主觀性的問題更為突出，于是，考古資料、語言資料、人類學資料、自然科學研究成果等，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一些問題得到了解釋或解決，還有一些問題則不斷引發新的探索。比如廣受關注的以大津巴布韋為代表的石建文明的問題，除了曆史研究者的努力外，還有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地質學家等在進行調查和研究，有時還需要建築學方面的知識和數據支持。
近年來，将自然科學的方法和成果用于非洲史研究不斷得到發展：如利用分子生物學的方法和成果來研究非洲的族群流變；利用土壤和動植物分析的方法和成果來研究非洲農業史；利用氣候、氣象和環境科學的方法和成果來探讨非洲的重大曆史進程和重大曆史事件等。而如疾病史、醫療史、環境史等這樣一些本就涉及自然科學的領域也在興起，成為非洲史研究中頗具吸引力的前沿。
發展至今，“沒有文字就沒有曆史”已不再是纏繞非洲史研究的“魔咒”，沒有文字也可以還原曆史已被證明在非洲的某些地方是可行的。非洲史研究者起初是不得不尋求跨學科支持，而現在則發展為主動地吸收跨學科的支持乃至主動努力成為一個跨學科研究者。如今，跨學科研究非洲史已是一種共識。在這片廣闊天地中，研究者既要看到面臨的挑戰，又要積極應對挑戰，不斷探索新角度、新方法、新理論乃至開辟新的領域。
（作者：劉偉才，系上海師範大學非洲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