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神父饒家駒（Jacauinot），法文全名Robert Charles Emile Jaquinot de Besange，1878年生于法國洛林地區，1946年逝于西柏林，是一位幾乎被世人遺忘的人道主義者。1937年，饒家駒神父在上海保護了30萬中國難民，1938年又在武漢保護了10萬難民。1940年返回法國後，他試圖創建巴黎難民區未果，但1945年又來到柏林，救濟過去的敵國—德國的難民。他的名字及所開創的安全區—中立區模式被納入《日内瓦公約》，時至今日仍然是世界安全區的樣闆。
饒家駒既是中法友誼的象征，也是法德和解的象征，而法德和解則是歐盟成立的基石。2014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此次“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國際學術研讨會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在中國舉辦的關于饒家駒的紀念活動。
研讨會上，畫
此次研讨會在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解放日報》、《新民晚報》等多家媒體都做了相關報道。
附：媒體相關報道：
"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國際學術研讨會在上海召開
2014-11-08 15:18:46 | 來源：國際在線專稿 | 編輯：靳松
原标題：“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國際學術研讨會在上海師範大學召開
國際在線消息（記者 吳博）：由上海市曆史學會和上海師範大學主辦、德國（海德堡）約翰·拉貝交流中心協辦的“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國際學術研讨會
法國神父饒家駒（Jacauinot）,法文全名Robert Charles Emile Jaquinot de Besange,1878年生于法國洛林地區，1946年逝于西柏林，是一位幾乎被世人遺忘的人道主義者。1937年，饒家駒神父在上海保護了30萬中國難民，1938年又在武漢保護了10萬難民。1940年返回法國後，他試圖創建巴黎難民區未果，但1945年又來到柏林，救濟過去的敵國——德國的難民。他的名字及所開創的安全區——中立區模式被納入《日内瓦公約》，時至今日仍然是世界安全區的樣闆。
饒家駒既是中法友誼的象征，也是法德和解的象征，而法德和解則是歐盟成立的基石。2014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此次“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國際學術研讨會也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在中國舉辦的關于饒家駒的紀念活動。
研讨會上，畫家桑麟康先生捐贈了畫作《大愛無疆——饒家駒救助平民》。會議還發出了《關于在豫園-城隍廟一帶建立饒家駒及難民區紀念設施》的倡議書。
（網址：http://gb.cri.cn/42071/
“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研讨會倡議在舊址建紀念碑
2014-11-8 16:29:03 來源:新民晚報 選稿:張侃理
東方網
法國神父饒家駒（1878-1946）是中國人民患難之交的國際友人。1937年11月，饒家駒在上海方浜中路民國路（今人民路）内創立了戰時平民救護的難民區——饒家駒區，延續至1940年6月，保護了30多萬中國難民。此後他又在廣州、漢口等地設立安全區，救援中國難民。上師大bevictor伟德官网院長蘇智良教授說，由饒家駒首創的保護平民安全區模式，直接促成了戰後修訂《日内瓦公約》并加入戰時平民保護的相關條款，其影響深遠卻又鮮為人知。
為紀念饒家駒當年創立南市難民區的壯舉，今天的會議做出如下倡議：一、在原南市難民區舊址建立紀念碑，記述這段曆史；二、在原南市難民區區域内，建饒家駒先生的紀念像；三、盡可能保護難民區原來的建築，保存城市的文脈；四、加強對這段曆史的研究，将這一事例寫入教科書和其他書籍；争取在原南市難民區區域内，建立紀念館，長期固定展覽。
（網址：http://sh.eastday.com/m/20141108/u1ai8434492.html。
中外學者紀念收容近30萬戰時上海難民的法國人饒家駒
2014-11-09 19:38:00 來源：中國新聞網 作者：許婧
中新社上海
近年來，德國商人拉貝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國際人道主義行動廣為人知，但饒家駒這位較之拉貝，更早挽救無數中國人生命的法國人，卻一直知者寥寥。與會中外學者認為，這位在中國抗戰中失去右手的獨臂教父，堪稱“上海拉貝”、“中國辛德勒”。
1937年11月，饒家駒在上海方浜中路、民國路(今人民路)内創立戰時平民救護的難民區—饒家駒區，延續至1940年6月，保護了30多萬中國難民，此後又在廣州、漢口等地設立安全區，救援中國難民。
“饒家駒首創的保護平民安全區模式，直接促成了戰後《日内瓦條約》修訂，加入了戰時平民保護相關條款，其實，這就是寫入國際公約的第一個"上海模式"”。上海師大bevictor伟德官网院長蘇智良教授介紹說，二戰結束後饒家駒又赴德國救濟難民，并因勞累過度而逝世。
研讨會上放映了上海音像資料館制作的《饒家駒與戰時難民保護》曆史紀錄片，上海戰時難民代表、86歲的王曉梅看完抑制不住激動，連稱“就是這麼回事”，她講述在難民區的親身體驗，“日軍晚上會到難民區内強征女孩，我和姐姐晚上就帶着被褥到這裡睡覺，因為這裡處在難民區中部，日軍并沒有到這裡來抓人”，老人至今非常感激饒家駒從侵華日軍手中留下了王醫馬弄24号這塊安生立命之所。
蘇智良說，現在紀念饒家駒，不僅為紀念，“當今世界，仍存在着戰争、暴力和殺戮，難民救助始終為國際社會關注，饒家駒在國際上為戰時保護平民創立了具有典範效應的模式，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和現實價值”。
在中國社科院世界曆史所研究員、中國世界曆史學會名譽會長湯重南看來，從饒家駒、拉貝等國際和平友好人士的事迹，可見中國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明年又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戰争勝利70周年，與會中外專家倡議，在原南市難民區舊址建立紀念碑和饒家駒紀念像，建立紀念館，同時保護難民區原來的建築。
“我們希望有更多像劉複田一樣，生活在原來南市難民區的老人能站出來，講述自己曾經的生活經曆和日軍暴行，讓那段曆史大白于天下”，蘇智良說。
當天，中法友好年項目“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國際學術研讨會在上海閉幕，該會由上海師範大學和上海市曆史學會聯合主辦，來自法、德、美、荷蘭和中國各地學者約90人參加了會議。
（網址：http://news.hexun.com/2014-11-09/170201587.html。
獨臂教父是“上海拉貝”
本報訊（記者 徐瑞哲）随着《拉貝日記》及其傳記、電影發行，德國商人約翰·拉貝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國際人道主義行動，為國人與世人所知。而早于南京陷落，法國教父饒家駒就在今上海方浜中路、人民路内創立戰時平民救援難民區——饒家駒區，并延續至1940年，保護了30多萬中國難民。昨天，中法友好年項目——“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國際學術研讨中，中、法、德等國學者認為：這位在中國抗戰中失去右手的獨臂教父，堪稱“上海拉貝”。
“隔着人民路的大鐵門，扔進來很多饅頭，我把洋傘倒過來，可以接到幾個。”現年86歲的滬上戰時難民王曉梅老人在現場表示，她雖然沒在原南市難民區内見過饒家駒，但至今非常感激他從侵華日軍手中留下了這塊安生立命之所。事實上，随着戰争深入，這名與中國人患難與共的國際友人又在廣州、漢口等地設立安全區，甚至二戰結束後還赴德國救濟難民，并終因勞累過度，于1946年去世。上海師大bevictor伟德官网院長蘇智良教授表示，饒家駒首創的保護平民安全區模式，直接促成了戰後《日内瓦條約》修訂，加入了戰時平民保護相關條款，其影響深遠卻知者寥寥。“其實，這是寫入國際公約的第一個‘上海模式’。”
與饒家駒相似，拉貝生前也并不廣為人知。而2006年，拉貝在南京的故居成為博物館與國際和解中心，德國在海德堡建立了約翰·拉貝交流中心。去年，饒家駒紀念碑也被安放在柏林公墓，與他的遺體一起長存于此。中國社科院世界曆史所研究員、中國世界曆史學會名譽會長湯重南認為，從饒家駒、拉貝等國際和平友好人士的事迹，可見中國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我國首次紀念法國神父饒家駒；明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争勝利70周年，與會者共同倡議在滬上豫園—城隍廟一帶設立紀念設施。
（網址：http://news.sina.com.cn/o/
尋找“南市難民區”
日期：
方浜中路，城隍廟大門口所在地，寸土寸金商鋪林立，是上海最著名的旅遊地标之一。然而，沒有多少人知道，1937年抗戰時，這裡是生死相隔的分界線，馬路的一邊是斷壁殘垣的戰場，另一邊是數萬難民紮堆的“安全區”。而主導和維持這條生死線的，是一個中文名叫饒家駒的法國神父。
有人稱他為“上海的辛德勒”，有人叫他是“另一個約翰·拉貝”，他曾奔走在戰火中的上海，不顧個人安危與日軍談判，從日軍槍口下拯救養活了至少30萬難民。因為他，原本隻為救助戰争中軍人的《日内瓦公約》，加上了“拯救平民”條款，并被稱為“上海模式”。
“這個人，這段曆史，不應該被遺忘”，bevictor伟德官网院長蘇智良大聲疾呼。
本周末，“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國際學術研讨會”在滬召開，研讨會前夕，蘇智良和他的團隊向本報記者披露衆多新的發現。
斷臂神父
在中國，很多人都讀過《拉貝日記》，知曉約翰·拉貝。而饒家駒，一位同樣挽救過無數中國人生命的法國人，卻一直默默無聞。
柏林聖湖公墓的饒家駒墓前，有一塊鑲嵌玉片的墓碑，上面用中德法英四種文字寫着“這裡長眠着一位不朽的人道主義者、法蘭西神父饒家駒”。墓碑上還寫着四個中文字“仁者愛人”。
“饒家駒是一位傑出的人道主義者。他來華27年，基本都在上海度過。1937年日軍侵占上海時，他設立南市難民區（又稱‘饒家駒區’，
饒家駒1878年生于法國，早在抗日戰争前，他就來到中國上海，開始隻是從事英語教學，後來全身心投入到難民救助工作中。1931年長江發生水災，他積極參加了難民救濟工作；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他為解救被困婦孺四處奔波；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他在上海創辦了南市難民區。
早年因化學實驗中不慎炸傷鋸掉一條右臂，饒家駒又被稱為“獨臂神父”。
饒家駒的南市難民區開創了一種模式，即在戰争期間不僅要保護交戰雙方的傷員，而且也要保護戰區的平民。
“曆史不應該忘記這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我們倡議在難民區舊址設立紀念銘牌和塑像。”蘇智良呼籲道。
上海模式
1937年8月，八一三抗戰爆發，規模日益擴大，日軍轟炸燒殺所造成的難民如潮而至，大批外地的戰争難民也湧入上海。難民大量湧入租界，最高峰時達“七十萬人左右”，成為嚴重社會問題。
租界人滿為患，租界地區的邊緣也擠滿了數量驚人的難民。大量難民被屏蔽在租界的鐵門之外，陷入饑寒交迫的絕境。而在華界的南市，由于部分居民遷入租界，騰出大批空屋，且有不少公共場所可資利用，這使得收容難民有了可能。
彼時饒家駒考慮設立難民區。他認為，戰争将長期進行，應建立一種“難民安全區”，拯救難民。
饒家駒曾指出，“該區為南市平民安全住所，并非中立區域。此純粹為非戰鬥員之安全區。鄙人深知此種辦法，乃屬創見。”
難民區于
饒家駒保護平民設立安全區被稱為“上海模式”，填補了《日内瓦公約》的一個空白，此前《日内瓦公約》并沒有關于戰時平民保護的條款。1948年，第17屆國際紅十字大會通過了《戰時保護平民公約草案》。1949年，63國代表在此基礎上制定了日内瓦公約及附件，第四公約就是《關于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内瓦公約》。其第15條規定：“任何沖突之一方，須直接或通過一中立國或人道主義組織，向其敵方建議在作戰區域内設立中立化地帶，保護平民。”
德國人約翰·拉貝所領導的南京國際安全區在成立之初，正是通過上海的饒家駒與日方進行聯系，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保護了20多萬中國難民。
尋找遺址
今年9月，上海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研究生王海鷗、胡皓磊和陳斌，在蘇智良教授的帶領下，開始做南市難民區的尋訪和調查。
因為城隍廟闆塊多年的商業開發和市政動遷，南市難民區大量的重要遺址，大多面目全非，另有部分遺址位置存在争議。
這次調查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确定了北區救火會的位置，因為這裡曾經是南市難民區饒家駒辦公的所在地，是南市難民區的“中樞機構”。10年前，曾經有學者就此進行過考證，結論是北區救火會不複存在，“在八九十年代豫園商業區改造的過程中已被拆除”。但與此同時，民間一直有北區救火會就在方浜中路的說法。
王海鷗他們首先詢問了上海曆史專家，有的說在豫園裡，有的說在方浜中路，莫衷一是。最後是蘇智良教授找來的《上海市行号路圖錄》揭曉了謎底。這個地圖1937年開始繪制，經過一年半的時間完成，對當時上海的街區描繪得非常詳細。在南市難民區的區域，發現了北區救火會的地址，《申報》對北區救火會有過記載，“在安仁街的一側”，兩者吻合，最終才給這個困擾學界多年的問題找到了答案。
北區救火會的遺址就是現在的方浜中路235号，安仁街路口，這棟原本三層的建築随着後來的商業開發，目前加高至5層，彙集了多家食肆，但沒有人知道七十多年前發生在這裡的故事。
據《申報》
饒家駒将南市難民區分成九個區，每區由辦事處派區長一人，從住戶與難民中挑選若幹人，負責管理區内清潔給養等事宜。各區長之下，分設總務、文書、訓導、設計、給養、庶務、衛生、消潔、登記、調査、醫務等股，分别處理各項工作。
“南市難民區至少庇護了30萬中國難民，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蘇智良說。
除了北區救火會，蘇智良和學生們還新發現了一個此前沒有記載的難民收容所，北王醫馬弄24号，這是唯一一個親曆難民記着的難民收容所。
此外，小世界（福佑路234号）、福佑路回教堂（福佑路378号）、珠玉業公會（侯家路26号）、沉香閣（沉香閣路29号）、城隍廟（方浜中路249号）、豫園（安仁街137号），這些都是南市難民區的難民收容所遺址。
拯救記憶
相比較尋找遺址，更緊迫的是尋找難民區的親曆者。
“年紀最小的現在也80多歲，現在再不做，就永遠沒有機會了，我們要拯救這一重要事件的曆史記憶。”蘇智良說。
南市難民區所在的老城廂，目前大部分都已經完成了動拆遷，上了年紀的老人，大多搬到二三十公裡外的動遷房裡。即便是沒有動遷的裡弄，大部分的住戶都是解放後搬進來的，他們與附近小商品市場的外地從業者混居，對于難民區，已經鮮有記憶。
為了找到親曆者，王海鷗、胡皓磊和陳斌三名同學，用大海撈針的“笨”辦法，先找區域内的所有居委會，通過居委會找到年齡在80歲以上的老人。“有些居委會提供的信息不完整，我們就多次拜訪，有的裡弄沒有線索，我們就挨家挨戶地敲門”，有的老人已經拆遷搬走了，我們就到他們新房子去找，“我們會問他們，1937年到1940年是否在這裡居住，如果回答是，那就再詳細采訪。”一共找了四五十個老人，“很多都是解放後搬過來的，還有居住在這裡但對難民區情況無法回憶的”。
大部分的老人都對難民區一無所知，有些不願再揭舊時的“傷疤”，隻有極少數的幾個人聽家裡的長輩說過，而真正的親曆者，目前僅找到餘阿姣和王曉梅兩位老人。
居住在安仁街的餘阿姣今年正好100歲，王海鷗他們先找到古城居委會，說明來意後，恰巧餘阿婆的兒媳在這裡工作，她就把他們帶到自己的家裡。餘阿姣雖然已經百歲高齡，但阿婆思路很清晰，帶甯波口音的上海話表達很流暢。餘阿婆說到日軍封鎖，家裡不敢點燈，即便如此，日軍還是會砸門砸窗，說到這裡，老人情緒激動起來，說話急促大聲，雙手緊握着擡起來。
安仁街的老宅，已經有百年曆史，這是父親留給餘阿姣的房子，現在她和妹妹兩個人居住在這裡。餘阿姣現在還能做一些簡單的家務，更多的時候，她喜歡坐在後門
（網址：http://xmwb.news365.com.cn/xsj/201411/t20141109_1420883.html。
滬百歲老人回憶南市難民區經曆 曾用雨傘接饅頭
2014-11-9 13:06:58 來源:新民晚報 選稿:王麗琳
從豫園管理處往弄堂裡走100來米，就是安仁街，這裡曾是南市難民區的一部分。
100歲的餘阿姣就生活在這裡。路過的老人小孩都會叫她一聲“阿婆”，老人思維依然清晰，叫得出弄堂裡每個人的名字。“1937年，我就住在這裡，知道有個神父，人很好”。
“東洋兵要想到上海，幾十隻兵艦開到黃浦灘。‘八一三’東洋兵沖進閘北來，殺我伲老百姓、炸我伲火車站。我伲老百姓大家要拼命，不管老不管少要打退東洋兵……”85歲的王曉梅說，這首童謠曾經每個人都會唱，她住在豫園街道北王醫馬弄，“1937年日本人進上海時，我隻有8歲。”
說起難民區的生活，百歲老太和耄耋阿婆都表示，雖然名義上是“安全區”，但日本軍隊依然胡作非為。
整條弄堂被封鎖
餘阿姣說，“我出生在安仁街81号，3歲時搬到161号，我在這邊住了約90年”。
1937年開戰時，22歲的餘阿姣一邊照顧家裡一邊幫着父親照看山東南路的商鋪，“當時我家裡是做生意的，爸爸在黃浦區山東南路，跟别人借了間房子，開一家賣筷子的店，有時我也會在店裡幫忙。”
開戰沒多久，日本兵就進入到安仁街，粉碎了小巷的甯靜。
“日本兵進來了，我家住的地方就被封鎖起來了。日本人把這邊的房子炸了，又重新造。這邊原來的兩層樓炸掉以後重新建了三層。弄堂兩邊都不能走了。日本兵在路口這邊造了鐵門，另一處前門那邊也不能走了，平時有日本兵拿槍把守，前門開也不能開。”
一天24小時都能看到背着槍的日本兵，“整條安仁街都被鎖起來了，開門的話日本兵會用槍托打。”
“當時我們在這邊連吃的水都沒有的，沒有自來水，裡面有幾口井，所有人都隻靠井水過活。在難民區裡面也沒有菜吃，隻能偷偷跑出去，到十六鋪，買一點魚、買一點米。有一次出去回來時鐵門被關掉了，我沒有地方睡，就到我叔叔那邊住，叔叔住在新城隍廟(淡水路)那邊，在那邊住了兩夜，之後通過對面有個日本人的介紹，我們又回到了這裡。”
槍托打，冷水澆
王曉梅家住在豫園街道北王醫馬弄。難民區成立後，王曉梅家邊上的方浜路被一分為二，一側是難民區，另一側由日本軍隊占領。
“日本兵在這裡設立了一個崗哨，帶槍守衛。當時，要是你路經此地，必須要向日本哨兵鞠躬，如果戴了帽子還必須先要把帽子脫掉。假使你忘記脫帽，就會招惹到日本兵，日本兵就會拿槍托捶打，往你頭上澆冷水。我很害怕，因為我人小，所以還敢走出來，我姐姐比我大幾歲，就不敢出來了，怕被日本人抓。”王曉梅回憶道。
在王曉梅的印象裡，那時的日本兵無惡不作。
“日本兵來了以後，行為是很惡劣的。我記得我們這邊鄰居文彬(音)家裡的阿公，有次因為忘記給路口的日本哨兵鞠躬，日本兵“嘩”地沖過來就朝他額頭開槍，還好子彈沒打着，他馬上逃掉了。日本兵還在這邊強奸婦女，平時婦女都不敢出來的，怕被日本兵“抓花姑娘”抓走。當時在這邊王醫馬弄就有個姑娘被日本兵強奸了。還有27弄有家山東人家，姑娘有一次走出來，就在弄堂口被日本兵強奸了。”說到激動時，王曉梅數度哽咽。
“當時這邊的路上都是有鐵絲網的，像侯家路、方浜路都有鐵絲網。當時還有日本飛機轟炸，我家這邊沒有被炸到過，其他地方有。當時我有一個堂哥，住在南市。有一次轟炸，炸彈掉下來，我堂哥的頭部受傷了。我們看到他當時捧着頭，跑到對面一個紅十字會去包紮傷口。那邊平時我們是不敢過去的，當時是十分混亂的。”王曉梅說。
用雨傘接饅頭
王曉梅未曾見過饒家駒，但清晰記得當時有個好心的神父。
“我聽大人講，當時有一個神父，聽說這個神父人很好，一直做好事，幫助中國人。”
王曉梅回憶，北王醫馬弄成為難民區後，因為日本兵離家太近，王曉梅根本不敢在家裡住，晚上她就和姐妹帶上一個墊子，到收容所去過夜。收容所在北王醫馬弄24号，當時是一個院子，解放後變成了托兒所。
難民區成立後，每天都有很多人湧進來，這也給管理帶來了很大的困難，難民區裡的日子并不好過。
“當時的難民收容所也沒有人管理，門口走進走出也沒有人管的，隻讓你在那邊睡睡覺。收容所裡也沒有東西吃。後來城隍廟附近有家茶館叫得意樓，那邊有施粥施飯的。粥飯也是當時的好心人燒好後拿過去的。我們就每人拿一個碗過去，還有菜，是青豆蘿蔔幹。後來呢，時間久了日子一天天越來越困難了。”王曉梅回憶。
最讓王曉梅印象深刻的是用雨傘接饅頭，因為日本軍隊的封鎖，社會上捐贈給難民區的饅頭等食品，不能直接送到難民手中，隻能從鐵門朝裡邊扔。
“在東星橋那邊，從(法租界)鐵門裡邊把饅頭嘩嘩地扔過來。當時我們姐妹還小，知道這邊在扔饅頭就過去撿。去撿饅頭的時候我們帶上一頂洋傘，扔饅頭時把傘打開，就可以多接到幾個饅頭，否則我們姐妹多，不夠吃。又不敢在人堆裡擠，又擠不過人家，隻能用這個方法。”
而餘阿姣則回憶，不僅僅是食品，難民區的飲水也十分困難。“在弄堂裡的井，日本兵也來用水，我們吓得不敢跟日本兵接近，就沒水喝了。”
（網址：http://sh.eastday.com/m/20141109/u1ai8435384.html。
“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國際學術研讨會”在滬舉行
11月8-9日，上海市曆史學會和上海師範大學聯合主辦中法友好年項目“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國際學術研讨會。該會還得到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德國海德堡拉貝交流中心、在華法僑曆史協會上海委員會等大力支持。來自法國、德國、美國、荷蘭和中國各地的學者90人參加了會議。
法國神父饒家駒（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1946）是中國人民患難之交的國際友人。1937年11月，饒家駒以他的博愛、堅韌、獨創與責任心，在上海方浜中路、民國路（今人民路）内創立戰時平民救護的難民區——饒家駒區，延續至1940年6月，保護了30多萬中國難民，此後又在廣州、漢口等地設立安全區，救援中國難民，貢獻卓著；二戰結束後他又赴德國救濟難民，并因勞累過度而逝世，堪稱一位偉大的國際人道主義者及法德和解的先行者。由他所首創的保護平民安全區模式直接促成了戰後修訂《日内瓦公約》并加入戰時平民保護的相關條款，其影響深遠而知者寥寥。
會議上，國際紅十字會國際紅十字委員會東亞地區代表處Richard Desgagne先生、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歐亞部主任、法國和德國外交官發表緻辭，緬懷饒家駒這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3個基調報告分别是：國際紅十字會專家理查德•德加涅的《饒家駒區及其對<日内瓦公約>的影響》、《饒家駒與安全區——戰時上海難民》的作者——美國國會圖書館研究員阮瑪霞的《饒家駒難民區》，bevictor伟德官网院長蘇智良的《偉大的人道主義者饒家駒》。
會議日程精彩紛呈，除了宣讀交流20餘篇論文以外，還邀請上海戰時難民代表86歲的王曉梅老人講述難民區的親身體驗，放映上海音像資料館制作的《饒家駒與戰時難民保護》曆史紀錄片，觀看饒家駒與難民救助的展覽，代表們實地參觀了位于人民路和方浜中路之間的南市難民區舊址，畫家桑麟康先生捐贈了《大愛無疆——饒家駒救助平民》新作。
為紀念饒家駒創立南市難民區的壯舉，頌揚他熱愛和平、憎恨戰争的博大胸懷，會議倡議：一、在原南市難民區舊址建立紀念碑，記述這段曆史；二、在原南市難民區區域内，豎立饒家駒先生的紀念像；三、盡可能地保護難民區原來的建築，保存城市的文脈；四、加強對這段曆史的研究，将這一事例寫入教科書和其他書籍;争取在原南市難民區區域内，建立紀念館，長期固定展覽，廣為宣傳。（市曆史學會）
（網址：http://www.sssa.org.cn/xhyw/675321.htm。
揭秘 | 南市曾設戰時難民區保護30萬上海平民
法國神父饒家駒（1878-1946）是中國人民患難之交的國際友人。1937年11月，饒家駒以他的博愛、堅韌、獨創與責任心，在上海方浜中路、民國路（今人民路）内創立了戰時平民救護的難民區——饒家駒區，延續至1940年6月，保護了30多萬中國難民。
此後他又在廣州、漢口等地設立安全區，救援中國難民，貢獻卓著。二戰結束後饒家駒赴德國救濟難民，并因勞累過度而去世，堪稱一位偉大的國際人道主義者及法德兩國和解的先行者。
方浜中路，城隍廟大門口所在地，寸土寸金商鋪林立，是上海最著名的旅遊地标之一。然而，沒有多少人知道，1937年抗戰時，這裡是生死相隔的一線之地，馬路的一邊是斷壁殘垣的戰場，另一邊是數萬難民紮堆的“安全區”。而主導和維持這條生死線的，是一個中文名叫饒家駒的法國神父。
有人稱他為“上海的辛德勒”，有人叫他是“另一個約翰.拉貝”，他曾奔走在戰火中的上海，不顧個人安危與日軍談判，從日軍槍口下拯救養活了至少30萬難民。因為他，原本隻為救助戰争中軍人的《日内瓦公約》，加上了“設安全區拯救平民”，被稱為“上海模式”。
“這個人，這段曆史，不應該被遺忘”，bevictor伟德官网院長蘇智良大聲疾呼。
今天，“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國際學術研讨會”正在召開，在此之前，蘇智良和他的團隊向本報記者披露衆多新的發現。
他是一位法國神父，名叫饒家駒。在中國，很多人都讀過《拉貝日記》，知曉約翰·拉貝。而饒家駒，一位同樣挽救過無數中國人生命的法國人，卻一直默默無聞。
柏林聖湖公墓的饒家駒墓前，有一塊鑲嵌玉片的墓碑，上面用中德法英四種文字寫着“這裡長眠着一位不朽的人道主義者，法蘭西神父饒家駒”。墓碑上還寫着四個中文字“仁者愛人”。
“饒家駒是一位傑出的人道主義者。他來華27年，基本都在上海度過。1937年日軍侵占上海時，他設立南市難民區（又稱“饒家駒區”，
饒家駒1878年生于法國，早在抗日戰争前，他就來到中國上海，開始隻是從事英語教學，後來全身心投入到難民救助工作中。1931年長江發生水災，他積極參加了難民救濟工作；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他為解救被困婦孺四處奔波；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他在上海創辦了南市難民區。
早年因化學實驗中不慎炸傷鋸掉一隻右臂，饒家駒又被稱為“獨臂神父”。
饒家駒的南市難民區開創了一種模式，即在戰争期間不僅要保護交戰雙方的傷員，而且也要保護戰區的平民。
“曆史不應該忘記這位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我們倡議在難民區舊址設立紀念銘牌和塑像。”蘇智良呼籲道。
1937年8月，八·一三戰役爆發，規模日益擴大，日軍轟炸燒殺所造成的難民潮幾乎從未止息，大批外地的戰争難民也湧入上海。難民大量湧入租界，最高峰時達“七十萬人左右”，成為嚴重社會問題。
租界人滿為患，租界地區的邊緣也擠滿了數量驚人的難民。大量難民被屏蔽在租界的鐵門之外，陷入饑寒交迫的絕境。而在華界的南市，由于部分居民遷入租界，騰出大批空屋，且有不少公共場所可資利用，這使得收容難民有了可能。
饒家駒考慮設立難民區，他認為，戰争将長期進行，應建立一種“難民安全區”，拯救難民，
饒家駒曾指出，“該區為南市平民安全住所，并非中立區域。此純粹為非戰鬥員之安全區。鄙人深知此種辦法，乃屬創見。”
難民區于
為便于管理，難民區分9個分區，每區設區長1人，下設總務、文書、訓導、給養、庶務、衛生、清潔、登記、調查、醫務各組。
饒家駒保護平民設立安全區被稱為“上海模式”，填補了《日内瓦公約》的一個空白，因為此前《日内瓦公約》并沒有關于戰時平民保護的條款。1948年，第17屆國際紅十字大會通過了《戰時保護平民的公約草案》。1949年，63國的代表在此基礎上制定了日内瓦公約及附件，第四公約就是《關于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内瓦公約》。其第15條規定：“任何沖突之一方，得直接或通過一中立國或人道主義組織，向其敵方建議在作戰區域内設立中立化地帶，保護平民。”
德國人約翰·拉貝所領導的南京國際安全區在成立之初，正是通過上海的饒家駒與日方進行聯系，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保護了20多萬中國難民。
上師大bevictor伟德官网院長蘇智良教授說，由饒家駒首創的保護平民安全區模式，直接促成了戰後修訂《日内瓦公約》并加入戰時平民保護的相關條款，其影響深遠卻又鮮為人知。
為紀念饒家駒當年在上海創立南市難民區的壯舉，由上海師範大學和上海市曆史學會聯合主辦、作為中法友好年項目的“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國際學術研讨會今天上午在滬開幕。
今天會議作出如下倡議
一、在原南市難民區舊址建立紀念碑，記述這段曆史；
二、在原南市難民區區域内，豎立饒家駒先生的紀念像；
三、盡可能地保護難民區原來的建築，保存城市的文脈；
四、加強對這段曆史的研究，将這一事例寫入教科書和其他書籍；争取在原南市難民區區域内，建立紀念館，長期固定展覽，廣為宣傳。
（新民晚報記者 程績 王蔚/文）
（網址：http://www.php230.com/weixinnews/89669.html。
法國神父在上海創立戰時平民安全區範例 寫入國際公約
學者倡議在上海南市設饒家駒紀念像
人民網上海
中法友好年項目“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保護”國際學術研讨會11日8日至9日在上海舉辦。該會由上海師範大學和上海市曆史學會聯合主辦，并得到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德國海德堡拉貝交流中心、在華法僑曆史協會上海委員會等大力支持。來自法國、德國、美國、荷蘭和中國各地的學者90人參加了會議。
會上，國際紅十字會專家理查德·德加涅做了《饒家駒區及其對<日内瓦公約>的影響》、《饒家駒與安全區——戰時上海難民》的作者、美國國會圖書館研究員阮瑪霞做《饒家駒難民區》、bevictor伟德官网院長蘇智良教授做《偉大的人道主義者饒家駒》等報告。大會還邀請上海戰時難民代表86歲的王曉梅老人講述難民區的親身體驗，放映上海音像資料館制作的《饒家駒與戰時難民保護》曆史紀錄片，觀看饒家駒與難民救助的展覽，代表們實地參觀了位于人民路和方浜中路之間的南市難民區舊址，畫家桑麟康先生捐贈了《大愛無疆——饒家駒救助平民》新作。
法國神父饒家駒（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1946）是中國人民患難之交的國際友人。1937年11月，饒家駒以他的博愛、堅韌、獨創與責任心，在上海方浜中路、民國路（今人民路）内創立戰時平民救護的難民區——饒家駒區，延續至1940年6月，保護了30多萬中國難民，此後又在廣州、漢口等地設立安全區，救援中國難民，貢獻卓著；二戰結束後他又赴德國救濟難民，并因勞累過度而逝世，堪稱一位偉大的國際人道主義者及法德和解的先行者。由他所首創的保護平民安全區模式直接促成了戰後修訂《日内瓦公約》并加入戰時平民保護的相關條款，其影響深遠而知者寥寥。
為紀念饒家駒在上海創立南市難民區的壯舉，頌揚他熱愛和平、憎恨戰争的博大胸懷，與會學者們倡議：在原南市難民區舊址建立紀念碑和饒家駒先生紀念像，盡可能地保護難民區原來的建築，保存城市的文脈，同時加強研究，将這一事例寫入教科書和其他書籍，争取在原南市難民區區域内，建立紀念館，長期固定展覽，廣為宣傳。
據介紹，饒家駒1913年到上海，先後在徐彙公學、震旦大學任教，曾擔任虹口聖心堂、伯多祿天主堂神父及萬國商團随軍神甫，積極從事各種慈善活動。1937年11月建立南市難民區，庇護了30多萬的中國難民。1940年返回法國，1946年在德國柏林去世，享年68歲。
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大量難民湧入租界避難，法租界當局設鐵栅欄、鐵絲網阻隔，使大量難民滞留在民國路(今人民路)一帶。為救助這些難民，饒家駒神父設法與中日雙方交涉，說服雙方同意劃定一片僅供難民居住的區域。在該區域内的難民生活不受任何形式的軍事活動的威脅。難民區内内部劃分為9個區，設立了大量的收容所，建立了難民醫院、産婦醫院、災童醫院、殘老院等。時人稱為“饒家駒區”。饒當時被稱為“難民之父”、“人道的戰士”、“中國之友”。這個“上海模式”很快推廣到南京、漢口、廣州、法國、德國，在1949年修訂的《日内瓦公約》中，上海的“饒家駒區”作為第一個成功的樣闆而載入國際人道法，成為饒家駒留給世界的不朽貢獻。(責編：林映雪、韓慶)
（網址：http://sh.people.com.cn/n/2014/1111/c134768-2287381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