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4月30日，《申報》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山東路創刊。從創刊到1949年5月27日停刊，《申報》存在77個年頭，共出版兩萬五千多期。那時的上海，移民大量湧入，商業貿易繁榮，《申報》亦随着上海的發展而壯大起來，是我國商業性報紙的一個成功典範。商業報紙的成功，有力地促進了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帶來許多社會革新。作為近代中國發行時間最久、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報紙，《申報》被研究者視為中國近現代史的“百科全書”。
2022年4月30日，由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與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現代史研究室聯合舉辦的《申報》創刊150周年紀念雲座談順利召開。座談會由中心主任蘇智良教授召集，蔣傑副教授擔任主持，與談人包括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馬軍研究員、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朱華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李志茗研究員、華東師範大學唐小兵教授、上海圖書館黃嬿婉副研究員與複旦大學傅德華教授等諸位專家學者。此外來自複旦大學、湖南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等全國多所高校的專家學者、碩博士生近200人參加了本次座談會。 主持人蔣傑在開幕詞中表示，《申報》長達七十餘年的辦報史，為我們保留了海量有關近代中國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外交以及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毫不誇張地講，《申報》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中國百科全書。本次紀念座談會試圖從新聞學、傳播學、文學、曆史學、曆史文獻學以及都市文化學等方面挖掘《申報》所蘊含的豐富資源，進一步汲取和诠釋《申報》所具有的文物價值、史料價值與社會價值。
座談會首先由蘇智良教授做主題報告《〈申報〉與近代中國——紀念申報創刊150周年》。《申報》在民國時期即具有很深的影響，發行量最大，流布地區最廣。近代以來，江南百姓多将新聞紙叫作“申報紙”；20世紀初朝鮮創辦的新報叫《大韓每日申報》，可見《申報》的影響力已經超越了國界。《申報》在曆史上充當着民族主義啟蒙的窗口，抗日救亡的喉舌，傳播新知識的媒介以及移風易俗的陣地等角色。《申報》的創辦方針是“此報乃與華人閱看”，它标榜代表民衆之利益，不代表政黨、政治集團的利益。報館地處租界，清政府及後來的北洋軍閥、國民政府勢力很難伸進租界，這對《申報》秉持較為獨立的立場辦報非常有利。相比當時的中國政府，租界内的新聞管理寬松許多，這是《申報》得以發達的重要原因之一。《申報》之影響中國，最重要時期是史量才時代。1912年史量才主持《申報》後，銳意改革，起用進步文人，改變《申報》言論溫吞水的狀态，成為報界一面鮮明的旗幟，并對近代政治、文化社會之新陳代謝，産生重大作用。“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是史量才先生獨立精神的寫照。他堅持《申報》是自力更生的報紙，拒絕政府津貼，體現了文化人的铮铮鐵骨，以緻數次被勒令停刊，最終，他本人也因此被蔣介石集團殺害，但是，《申報》為民請命，為國家請命，有勇氣有智謀的風骨流傳不息。蘇智良教授希望，當今的報紙也可以向《申報》學習，維持并提升新聞采寫的社會價值。最後，蘇智良教授表示，希望與談專家與後來的研究者能夠在《申報》對城市精神的形塑、現代公民的養成方面繼續深入研究。
《申報》發刊詞 研究《申報》，繞不開曆史上最出色的經營者史量才。傅德華教授在發言中做了史量才研究專業委員會“百年史量才研究”的回溯與展望。在《申報》創刊140周年之際，由龐榮棣女士積極牽線，在複旦大學、上海市曆史學會、上海師範大學等高校的鼎力支持與努力下，上海史量才研究專業委員會于2013年3月9日在泗泾史量才故居正式揭牌，與會的全國各地專家學者興緻勃勃地參觀了重新開放的史量才故居，并在泗泾鎮政府會議室召開了“史量才與《申報》的發展”專題研讨會，由熊月之教授擔任會長，傅德華教授擔任常務副會長，龐榮棣、蘇智良、陳建雲、楊繼光為副會長。十年以來，該專業委員會召開過5次史量才學術研讨會，出版了4本相關論文集，發表60餘篇史量才的研究文章，編輯出版了3期會刊——《史量才研究專業委員通訊》。此外，傅教授還預告了自六月起即将開展的史量才學術會議與研究活動。他表示，未來，該專業委員會與廣大會員将繼續以史量才研究為中心，繼續奉獻，再創佳績。他相信，有數字化助推、有專家學者把關，史量才研究的前景一定會呈現出蓬勃景象。
舊時申報館大樓全貌，史量才主持修建，1918年建成使用。（網絡圖片） 上海圖書館黃嬿婉副研究員發表了關于“上海圖書館《申報》的收藏與利用”的主題報告。她提到，上海圖書館成立于1952年，在政府的支持下資源得到不斷的豐富與完善，藏書量已達5200萬冊，《申報》收藏尤為令人矚目，該館收藏了三套《申報》原件。當年史量才上任時即有意識地征集收購過往《申報》并加以修繕保存。但由于《申報》出版跨度長，在人們的收藏意識不強、收藏條件欠佳的時代，完整保存全套《申報》實非易事。盡管國内衆多圖書館藏有《申報》原件，但均殘缺甚多，而上海圖書館所擁有的相對完整的《申報》得益于豐富的館藏來源，如徐家彙天主堂藏書樓、申報館資料室、鴻英圖書館。因此，上海圖書館是我國收藏《申報》數量最多、連續性最長的收藏機構，為學術研究、文獻服務與出版創造了良好的物質條件。 在《申報》的影印出版方面，20世紀50年代，中央和上海宣傳部門領導提出影印《申報》。1957年12月文化部黨組織經中共中央宣傳部同意将此任務交北京中華書局負責，後因上海圖書館所藏的《申報》較全，在1958年7月将此任務轉給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8年8月至1959年12月對藏于徐家彙藏書樓的《申報》進行了全面檢查，着手影印出版前期準備，并做了申報檢查記錄，标明該套《申報》的缺藏情況。由于當時财力物力的制約，這件事情一度被擱置。1964年上海出版文獻資料編輯所接辦，選擇了若幹天報紙進行縮小影印，後因“文革”，再次停止影印出版。1978年後，上海市出版局又一次提出影印《申報》之事。但由于經費浩大，一時也沒有落實。直到1980年代，再次提到日程中。經過研讨，上海書店認為可以承擔此項任務，向上級主動請戰，得到批準，并得到了一定額度的貸款支持。聘請了一批出版界老同志，合理分工，有的搞報紙整理、有的搞材料印刷、有的搞宣傳征訂發行，同時與上海圖書館合作，做了大量基礎整理工作，确保《申報》影印出版。由于年代久遠，經過多次裝訂，影印前查閱讀者較多，發現有次序颠倒、字迹模糊等現象，上海圖書館也盡量予以調換修補。 索引是國際上重要報紙的通行慣例，編制索引有助于信息的檢索和查閱，如《紐約時報》有《紐約時報索引》，《泰晤士報》有《泰晤士報索引》等。為《申報》編制索引也是幾代人的願望。戈公振先生根據國外辦報經驗，在1929年5月創辦了申報資料參考部，最早開始嘗試申報索引的編制。可惜隻進行一年便因為“九一八事變”而終止。1982年上海書店開始影印工程後，即于次年 5 月成立了《申報索引》工作組。上海書店多次組織專家進行研讨，解決了采用分類法還是主題法、索引方法如何表示等諸多困難。後來，逐漸形成了申報索引編輯委員會，培養了一支索引編制隊伍，中國索引協會的不少成員就是在上述編制隊伍中的。這是中國手工編纂大型索引的最後巨作，後來的編撰工作則多經由計算機輔助編制。黃嬿婉副研究館員表示，未來的大型報紙索引編輯工作将全面數字化，利用計算機全文檢索技術大大提升效率與利用率。 上海社會科學院馬軍研究員發表了《我閱讀〈申報〉紙本和使用數據庫的體會》的主題演講。對于申報的曆史地位，他做了這樣一個概括：《申報》的誕生是上海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上海市研究的一件大事（《申報》是研究者離不開的依托）；是上海新聞史乃至中國新聞史，某種意義上也是國際新聞史的一件大事。《申報》重大的學術意義在于，首先比較精确地記載了那個時代的曆史進程，這是重要曆史事件記載的寶庫。第二是一個寶貴的文化财富，不管是曆史研究者，還是文化研究者，或者其他領域文人，在申報學術公海裡，都能找到你所需要的财富。第三，申報也具有現實的功用性，對當今世界的現實意義也非常強烈，因為曆史上所發生的事，起過作用的内在機制，可能今天也在起作用。盡管在科學技術上有了很大差别，那時候沒有電腦、電話，但是人一百年前碰到的生老病死，現在仍然是這樣。此外，《申報》也是我們如何解決現實問題的重要坐标。 對比紙質本檢索與數據庫檢索的差别，他頗有體會。同一單位的周元高先生無意中告訴他曾用兩年多時間通讀完《申報》400本，當時沒什麼感覺。後來為寫作關于近代上海舞廳的著作，苦于沒有索引資料，需要翻閱紙本，發現《申報》内容太豐富，特别民國時期一個月就一本，看一年就得翻12本。因此剛開始翻《申報》好像大海撈針，不得要領。《申報》400本，他翻了有300本，這時有了數據庫，他就利用數據庫，不再去翻紙本了。他表示，現在很多年輕人通過關鍵詞的輸入可以高效獲得所要的結果，但是翻實物可以給研究者一種實感，好像在經曆曆史的進程，這種感覺其實是關鍵詞檢索不具有的。這種體驗對研究者是需要的。他提到，在翻閱300本《申報》的過程中，他帶着一種或者兩種目的去翻，但并不限于此，有其他有意思的發現也會記錄下來。“當下可能是次要的問題，但不排除以後可能是重要的研究選題，所以一定不能局限于自己當前想幹什麼，要把視野放寬。” 當然，使用數據庫也便于快速收集到巨量材料；全文檢索能夠搜索到頁面，可以核對以往的引文，例如在修訂《上海工人運動史》的過程中，通過數據庫可以很快找到原文，關鍵詞的發散式使用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發散思維。馬軍研究員提到，要将文本與數據庫結合使用：“這是拙與巧的結合。以往的方法是拙的，但拙卻有好處。雖然用數據庫很巧，但不實在。就像一個練武之人，不練馬步，專門練招式是不牢靠的，所以要将兩者結合起來。”他建議每個學者在做專題研究的時候，用《申報》來編撰這個研究的工具書。要編出有價值的《申報》史料，資料書是傳至後代，留下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每個人除了自己研究外，都編一本專題資料集，就可以使《申報》的研究更全面。 華東師範大學曆史學系唐小兵教授做了《申報與左翼文化運動》的主題報告。他表示，無論是将《申報》作為近代報紙資料來源，還是探讨報館與政治力量的關系，都會給我們提供很深的啟發。唐教授回顧了自己與《申報》的淵源，他個人早期的研究對象偏重平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通過研究《申報》副刊《自由談》，對左翼文化和左翼文化人有了更多的理解。因此，《申報》對他來說是有特殊意義的。他指出認識《申報》的角色與功能首先要放在近代報刊三足鼎立的版圖中間，權且将報刊分為《申報》、《新聞報》代表的商業型報刊，《大公報》所代表的新聞專業主義取向的政論報刊以及《中央日報》、《解放日報》為标志的黨報三種類型，《申報》是近代中國存在時間最長、發行量最大而且比較偏市民文化的商業報刊。1930年代林語堂在美國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國新聞輿論史》，對《大公報》與《申報》做了比較，那時候在上海創辦《宇宙風》、《論語》和《人間世》等幽默刊物的他對于《申報》和《大公報》有着這樣的臧否：“《大公報》無疑是中國最為進步、編輯最佳的中文報紙，而《申報》和《新聞報》則是舊時保守大報的代表，同時也均在編輯最差的報紙之列。兩者的區别僅在于《申報》的編輯水平差強人意，而《新聞報》則毫無編輯工序可言。不過這兩報卻是當今發行量最大的大報，兩者皆稱發行量達到15萬份，但實際調查顯示，目前這兩家報紙的發行量均不到10萬份，而《大公報》公布其發行量為3.5萬份。由此可見銷量最好的報紙卻是編輯最差的，因為這些報紙都是以廣告作為主體，新聞反而退居其次，僅僅用以填充廣告排完後剩餘的零散空間。而編輯水平更好的報紙隻能影響較少公衆。當然，這種現象是完全正常的。何況，編輯水平不錯的報紙也有問題，通過我們對《大公報》的分析可見一斑。《大公報》的排版、印刷和新聞業務水平都無可挑剔，但它卻明顯傾向于迎合一部分受過優良教育的受衆。”這自然是林語堂一家之言，或許有可商榷之處，不過也給我們打開了另外一些視角來認知和解讀《申報》，即使在1930年代，對《申報》和《大公報》的認知也是見仁見智的。 《申報》除了在近代中國史研究中是重要資料，從報紙本身的專業主義進程來對比也是另一種研究視角。《申報》起初是自覺去政治化的商業報刊，後來開始介入政治，針對國民黨對中共根據地的圍剿發表批判性言論，認為是國民黨一黨獨裁的政策導緻抗争政治的産生。《申報》也援引剛從法國回來的湖南人黎烈文主編“自由談”，吸引了大量左翼文化人比如魯迅、茅盾等左翼作家在報紙上發表專欄、随筆，講述貧富兩極狀況，通過文藝來進行政治動員。蔣介石對此很不滿，史量才也被殺害。抗戰時沒有跟随政府内遷的《申報》在1945年後自身存在的正當性遭受質疑，後被國民政府滲透并全面控制，相對于《大公報》，社會影響力下降。從去政治化到介入政治，到最終被政治力量操控，反映了《申報》自身的曆史脈絡。有個意味深長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在特定時代裡，政治力量試圖操縱言論的時候，報館該怎麼處理與政治力量的關系。其實并不存在完全獨立的媒體，媒體不可能生存在完全去政治化的真空裡，所有媒體都可能小心翼翼地處理與權力的關系，來維護一個有限的表達空間。這也是《申報》和《大公報》的媒體生命力橫向對比可以留給我們的一個啟示。 《申報》不僅是報紙，還有很多延伸産品，比如《申報月刊》、申報流通圖書館、量才補習學校、《讀書生活》雜志等。《大公報》更多是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南開大學等著名學府以及平津上層知識分子有更多互動，可以說走的是精英主義的報人報國路線；《申報》則服務于地方、城市和市民階層，更多面向中小知識青年甚至學徒工等群體，具有獨特的平民主義特點，這也在1930年代的公共輿論裡形成南北對峙的有趣對比。唐小兵教授曾在研究中将左翼知識分子分為三種類型：以左聯黨團書記為代表的組織化左翼、以魯迅為精神領袖強調精神獨立的左翼，以及注重社會科學通俗化的左翼知識分子。《申報》主要面向普通大衆講述唯物辯證法和馬克思主義等，比如艾思奇的《大衆哲學》（1949年之前印刷了48次之多）和柳湜的《街頭講話》就是其中典範，将因為個體生活處境而對政治和社會不滿的中小知識青年都納入讀者群體之中，形成了一個抗争不公不義的“想象共同體”，起到了在都市裡進行革命動員的作用。 上海社會科學院的李志茗研究員做了《海上覆歸舟——〈申報〉中的普濟輪船失事報道》的主題演講。他的報告緣起于此前研究的一個人物：徐定超。徐在一次上海的航運事故——普濟輪船失事中去世，《申報》上有23篇關于這次事故的報道，他企圖由此作為切入點，探讨事故是怎麼發生的、過程如何、《申報》怎樣進行災難報道，徐定超之死輿論有什麼反應等，但研究的結果未能如他所願，如同本來要到這個房間,結果卻進了另一個房間。海難事故發生後，當天上海的西方報刊《文彙報》就做了報道。《申報》第二天跟進報道，标題為《普濟輪船失事》，内容由五封訪函和上述《文彙報》報道組成。但對于具體遇害人數，各方說法，多有矛盾歧義，宛如羅生門。《申報》從1月6日起每天連續報道至28日，共23次。沒有提到事故原因、真相、遇難人數及善後事宜，可不知什麼原因《申報》的連續報道就此戛然而止，很有些虎頭蛇尾。過了20天，《申報》又開始報道與普濟輪失事有關的消息。遺憾的是，招商局如何解決善後，給予遇難者家屬說法和賠付，則未見《申報》報道。就此而言，《申報》有關普濟失事案的後續報道也并不完整。普濟輪船失事，《申報》成功地制造和生産話語，形成不同時段的3個系列的連續報道33篇，加上零散的相關報道，應該有40篇左右，這些記錄和書寫便是媒介記憶。當我們提取和審視這些媒介記憶時，便發現《申報》的報道都是關于事故過程或某個側面的，并且不加甄别地羅列各種信息和說法，魚龍混雜，還時有重複，令人無所适從。有學者說《申報》是一部極其翔實的上海城市日志，誠然如此。但要從中尋覓真相，則須花費很大功夫，做一番去粗存精、去僞存真的工作，倘若作為史料引用，也要謹慎。《申報》隻是信息的搬運工，不作對錯判斷，也不核實真假。如果對其報道不加辨别拿來就用，很可能犯錯。當然這與報紙的特點有關，它更多的是承擔信息傳播的職能，須及時快速，且滿足受衆需求，因此難免主觀片面，良莠不齊。盡管《申報》存在缺點或不足，但有個便利條件是可以自由驿錄外報。這不僅可以補充其内容之不足，而且又具有國際性，中西合璧，視角多元，所以享有近代中國資料寶庫之稱的美名。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朱華教授講述他個人利用《申報》的體會與看法，主要包括三點： 其一是個人利用《申報》做了哪些工作。首先是史實考訂方面，在“四一二政變”的相關研究中，關于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會議的具體時間與名稱，《申報》的報道提供了關鍵證據。第二是上海人名地名的翻譯參考。上海史典籍翻譯，人名、地名回譯是個很費時費力的事情。利用《申報》，可以很好解決問題，例如上海話與普通話中有歧義的地方，就能夠在《申報》報道中找到對照。這對于上海史研究來說，必不可少。第三，能夠發現很多有趣的事實，例如晚清的賣官鬻爵價碼，能在報紙中找到确切記載。 其二是研究者個人對《申報》的認識。他提到，《申報》的地方社會新聞報道一般比較準确，假新聞相對罕見。報紙記者會加一些噱頭，但基本事實是真實的。涉及政治、軍事的新聞準确性如何要具體分析，當時軍方說假話的比較多，新聞記者未必能搞清楚。此外，該報作為商業性報紙在政治上比較開放。敏感新聞不用新聞報道出來，轉用廣告登載出來也是一種報道策略。華東師大邬國義教授近年對《申報》首任主筆蔣其章（芷湘）生平的考證發掘，很有成就。但對民國前期主筆陳冷血（景韓），我們目前還所知甚少。此人地位十分重要。 其三，他認為，《申報》的史料價值不能低估，具有檔案不能替代的作用，有些記者甚至成了著名史學家。所以就這個意義而言，目前在上海史研究中，對于《申報》的利用和發掘，還有很大提升空間。例如《申報》的社論、評論，大緻可以反映出華人精英知識分子的心路曆程，不僅涉及面廣，而且相當複雜。現在的各種分析框架，都很難簡單予以概括。從中不難看出，民族意識、民主意識逐步加強的過程，受到這種觀念熏陶的人越來越多。他提到，想要進一步理解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遷，分階段地讀一些《申報》，多看恐怕是一條比較好的路徑。泛泛而論地讀也可以發現許多社會進化的痕迹，還可以糾正許多片面知識。曆史研究現在很講究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更重要的是，得把基本史實弄清楚，隻有全面地而不是零碎地掌握史實，研究才會接近真相。 最後，本次座談的特别嘉賓、《申報月刊》主編俞頌華的長孫俞梅荪（中國政法大學特聘研究員）談到了家族曆史和《申報》的淵源。首先他講述了祖父俞頌華和《申報》的淵源。申報館一共5層，史量才和俞頌華一起在樓裡辦公，涉及俞頌華的三個重要時間點：1932年創辦《申報月刊》；1935年擔任《申報》總主筆；1937年4月俞頌華和記者孫恩霖到延安采訪，與毛澤東徹夜長談。解放後，申報館變成解放日報社，保留了《申報》的曆史淵源，1997年在《申報》創刊125周年之際，恢複了申報館舊址的使用。俞頌華（1893-1947），1920年10月，擔任上海《時事新報》和北京《晨報》兩報的特派記者，邀瞿秋白為俄文翻譯，前往蘇俄采訪；1921年5月，俞頌華隻身前往德國常駐，采訪歐洲各國，成為我國頭一次走出國門的記者。1924年回國，在商務印書館《東方雜志》擔任編輯，成績卓著。1932年1月28日，淞滬抗戰爆發，商務印書館及其《東方雜志》被日軍飛機炸毀而停辦，南京民國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聘請俞頌華前往南京擔任監察委員，被他謝絕，他堅持繼續做報人。史量才得知，熱情聘請俞頌華創辦《申報月刊》，兩人志同道合，精誠合作，越辦越好。俞梅荪指出，目前，國内對于俞頌華的研究還遠遠不夠。 報告環節的最後，主持人蔣傑對于各位學者提到的問題，做了兩個補充。其一是如何把紙本和電子版檢索工具結合起來。他認為，兩種工具都需要，但更應該考慮：我們的研究是在哪一個維度？究竟是要做一個詳細的研究，還是隻是查詢核對一條信息。利用《申報》的時候，一定要兩者相結合。第二個補充是對《申報》的開發利用即将進入第三個時代——即在紙質時代、數字化時代之後的數據化時代。他表示目前法國埃克斯—馬賽大學安克強教授團隊已發開出《申報》語料庫。今後将一些數字人文工具與此語料庫相結合，不僅可以大大提高研究的效率，更能碰撞出很多新的研究“火花”。最後，與會專家與線上聽衆進行了問答互動，紀念座談會圓滿落幕。 （ 來源｜澎湃新聞：紀念《申報》創刊150周年：一份報紙與中國近代史，2022年5月3日，徐嘉滢 陳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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