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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黃月
“很多人說諾貝爾文學獎都很公正的，我認為也很公正，但是不是徹底的公正呢？”在2月13日上海圖書館的講座中，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朱振武以數據向聽衆闡明看諾獎的國籍與語種分布情況。
從文學獎最初開始頒發至2017年，共有33位英語作家獲獎，其中正好是英國11位、美國11位，以及其他國家的英語作家11位。到2021年，33位變成了35位，在諾獎的118位得主中約占三分之一，而英國、美國與其他國家又大緻平均分割了這35個席位。朱振武由此認為，瑞典文學院的評獎也許并非完全沒有企圖，不是任何方向都沒有的分配。
明白了語種分布的規則，就能大緻推斷獎項的走向。2021年坦桑尼亞小說家阿蔔杜勒拉紮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獲獎标志着諾獎又輪到了其他語種。朱振武說，“在莫言獲獎之後，許多人猜測下一個是誰，是賈平凹還是王安憶？我說都不可能，不可能接着給中國頒獎了。而石黑一雄獲獎了，(對日本文學來說）那就是不給村上春樹的一個交代。”
理想主義的不同解釋
要預測誰能夠獲得下一屆諾貝爾文學獎，就應當厘清文學獎設立的初衷。諾貝爾文學獎最初設立是為了獎勵“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最出色的作品” (the most outstanding work in an ideal direction)，而這一“理想主義”的标準又随着時代不斷發生變化。
朱振武将諾獎标準的變遷分為六個階段。最初是保守階段，獲獎作品要維護20世紀初的理想主義，符合傳統文學風範，所以托爾斯泰和易蔔生當時不能入選，當然其中還有政治和意識形态因素。之後是人道主義階段，對理想主義的解釋變成了對人類的深刻同情和廣泛的博愛主義，這一階段的獲獎作家普遍探讨人性的本質，對人類困境表現出同情和關懷，法國作家阿納托爾·法郎士的授獎詞中就出現了“憐憫的人道主義同情”的說法。第三階段看重文學的開拓精神，現代主義文學更能體現時代的特征，描繪了人類的生存價值和困境，這一時期福克納、海明威、加缪和貝克特獲獎——授獎詞稱加缪表現出了“自由與責任交錯産生的苦悶，種種道德困境”，貝克特的授獎詞則表彰了他的創新與實驗主義。第四階段是異質文化階段，這一時期評委開始重視民族的、區域的、非主流的文學，以及其中蘊含的民族特色和傳統。
緊接着就是流散文學階段，該時期的獲獎者包括庫切、奈保爾、萊辛、石黑一雄，一直到最近的一位獲獎者古爾納。從古爾納出發，朱振武介紹道，非洲的英語文學表現出了三大流散表征：異邦流散，指的是非洲人到發達國家後發現難以容身，被歧視與被侮辱；本土流散，非洲本土作家很難接受殖民文化與統治，要表達苦悶與向往；殖民流散，歐洲白人到非洲成為非洲本地人，但并不被接納，在價值觀、文化認同、藝術特色方面與當地存在隔膜。
他認為，流散文學是上世紀末世界文學的重要話題。一些沒有獲獎的流散文學作者也都非常受歡迎，比如納博科夫與哈金。流散文學對世界文學多樣性與文明互鑒作用很大。例如哈金的英語雖然不能與當地美國作家相比，但也令人耳目一新。“我問過美國人，他們說覺得哈金的英語‘簡單但有意思’（simple but intersting），他的創作不是赢在語言上，而是異質和新鮮性。”朱振武說，哈金的故事背景都在中國，盡管有些是虛構的，他也嘗試過寫美國故事，但就沒有那麼多讀者，還是得回來寫中國故事。
這之後就是回歸傳統的時期：中國作家莫言、加拿大作家門羅、美國的鮑勃·迪倫及英國作家石黑一雄都屬于這個階段。朱振武說，迪倫符合詩歌的音樂傳統；莫言擅長講故事，是個故事家；門羅将自己作為閨蜜的、廚房裡的東西寫出來，是如此細緻。“如果你聽莫言做報告，你發現莫言從不講理論，是一個故事接着一個故事，講完故事他走了，大家想你到底要說什麼，之後冷靜一思考才發現他講了一個很深的道理，是一個故事家。”這一點也讓莫言與中國其他作家不同，“有一次賈平凹問我，你覺得我和莫言的小說比怎麼樣？我說從譯者的角度來說，莫言是在講故事，你是在玩文化。講故事好翻，玩文化不好翻，《秦腔》《古爐》的陝西文化怎麼譯，如果完全從可讀性角度翻，那就不是賈平凹的作品了。” 朱振武在活動上講到。
獲獎與否都有争議
作家的獲獎與不獲獎都會引起争議。朱振武以鮑勃·迪倫獲獎引發争議為例，人們隻看到他是個歌手，可是他的歌詞也可以看作詩歌，最早的詩歌本來就是可以唱的。莫言獲獎也曾引發争議，批評者懷疑莫言的寫作屬于“體制内、歌功頌德之作”，朱振武并不贊同這一批評，“莫言的作品諸如《天堂蒜薹之歌》和《蛙》對社會問題的描寫和揭露已經入木三分。”還有人懷疑莫言學習西方作家福克納與馬爾克斯，對此他回應認為，莫言出生于山東高密，小時候家裡窮也沒有書、多是聽書，“向山東快書學習的東西都比西方作家多。”此外也有人将獲獎說成是翻譯者葛浩文的成就，因為葛浩文在給莫言的一封信裡提出翻譯《牛鬼蛇神》時“有幾個詞能不能不翻”及“故事的順序能不能改成順叙”，在他看來，葛浩文的翻譯做到了真正地重視原文，翻譯牛鬼蛇神就是“Ox-demons and snake-siprits”，對莫言的信件正體現了其嚴謹的翻譯态度。
朱振武也提到了“村上春樹為何總是陪跑”的問題。他聽說村上譯者之一林少華著文稱“村上春樹諾獎早晚必得”，認為這篇文章可能恰恰起到了相反的作用，“這篇文章的影響越大，村上就越不可能獲獎，因為諾獎從不聽令任何一個人，也不會因為誰是熱點頒給誰，更有可能是從來都沒有聽過的作家，像赫塔·米勒獲獎前在中國就是零翻譯的情況。”
總的來說，瑞典文學院始終在尋求突破，突破地方主義局限，不斷擴展關注的版圖。前十三屆文學獎都頒給了歐洲作家，直到1913年，印度泰戈爾才成為歐洲之外的第一位獲獎作家。1970年代以後，文學獎國際化趨勢越來越明顯，三位拉美作家——聶魯達、馬爾克斯以及略薩——獲獎。諾獎也為世界上不同區域文學提供了展示的舞台，“獎項是授予對改善人文有所貢獻的人，而不是獎勵國家的自尊自大。”朱振武說，當然也有一些超一流的作家沒有獲獎，與諾獎同時期的托爾斯泰、易蔔生、哈代、喬伊斯、契诃夫都沒有獲獎，由許多原因導緻，因此也不需要将諾獎“聖化”。
對于中國作家能否再獲諾獎垂青這一永恒追問，朱振武還是分享了自己的觀察：“許多作家陶醉于國外幾十年前的寫法不能自拔，陶醉于自己的陳年舊事，不能真正寫出共有的人性，不聞不問世事，憑空想象，有的惡搞曆史，有的拼貼名作，有的戲說經典，有的調戲傳統，能獲獎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