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後，日軍的轟炸、燒殺造成難民潮起。時任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的饒家駒聯絡中外慈善團體，醞釀共同建立保護難民的安全區。在當時中國政府的支持下，劃定民國路、方浜中路之間的區域為南市難民區。難民區于1937年11月9日正式成立，一直延續到1940年6月30日。這個不足1平方公裡的難民區裡，建有130個收容所，開辦了24個糧食分發中心和24個集體食堂，還設計了票證系統。所有貧困的難民都享有獲得口糧的權利
■1933年到1941年，大批從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歐洲猶太人，遠涉重洋來到上海，總人數達三萬。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争爆發，仍有兩萬五千位猶太難民把上海當作避居地。在德國薩克森豪森集中營改建的博物館裡，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全世界都對猶太人關上了大門，上海是唯一的例外。”在艱苦的歲月裡，猶太人與上海人一道生活、一同過中國年、一起分享食物；猶太小孩和上海孩子攜手在學校上課、在弄堂玩耍。還有上千名猶太難民以各種方式與中國人民并肩抗日
思想者小傳
蘇智良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學術委員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擔任中國城市史研究會副會長、上海抗戰研究會副會長，出版《饒家駒與戰時平民》《上海拉貝饒家駒》《上海城區史》等40餘部著作。
今年是淞滬會戰80周年。回望這段烽火歲月，除了中國人民的浴血奮戰之外，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之間的互助也值得紀念。戰争狀态下會産生大量難民，而在拯救難民方面，上海作出了舉世矚目的重要貢獻：一方面，上海民衆以寬廣友善的胸懷接納、庇護了3萬猶太難民；另一方面，以上海法僑、“中國之友”饒家駒為首的國際人士秉着“難民問題是全人類的問題”這一理念，建立起南市難民區，保護了30萬中國難民。
饒家駒聯絡各國、各種政治勢力參與保護難民的經驗，在二戰後得到了推廣。交戰雙方保護平民、平民不從事軍事性質工作等規定，也經由饒家駒的探索後逐漸得到推廣。1938年，第16屆國際紅十字會通過了“安全區決議案”，饒家駒安全區被視為戰時平民保護的成功範例。
而在猶太難民保護領域，現在镌刻13732位猶太難民姓名的“上海名單牆”，成為全球唯一一個以拯救為主題的幸存者名單紀念牆。霍山路的猶太難民紀念館和青浦的“上海猶太紀念園”，成為展示這段往事的重要紀念場所。
兩個難民區，一座英雄城。猶太難民區和南市難民區的範例，體現了上海這座城市的堅強品格、國際主義精神和人道光芒。今天我們紀念這段曆史，不僅要對曆史遺存加以保護，更重要的是傳承好上海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力量。
“看起來是外國人，但一說話就拉近距離了，他會上海話”
早在1913年就來到上海的饒家駒，有着很高的語言天賦。除了精通法語、英語、拉丁語、希臘語、日語之外，他還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和上海方言。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後，日軍的轟炸、燒殺造成難民潮起。大批戰争難民饑寒交迫，急需援助。時任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執行委員會副主席的饒家駒聯絡中外慈善團體，包括法國、英國、美國、瑞士、挪威等國愛心人士，醞釀共同建立保護難民的安全區。在當時中國政府的支持下，劃定民國路（今人民路）、方浜中路之間的區域為南市難民區，饒家駒擔任難民區監察委員會主席。
難民區于1937年11月9日正式成立，一直延續到1940年6月30日。當時的中國政府保證了難民區的中立和非軍事的性質。淞滬會戰最後時刻，有4000名中國士兵被困在南市，但他們信守承諾并未進入南市難民區。由此，進一步确保了難民區的中立立場。
這個不足1平方公裡的難民區裡，建有130個收容所，開辦了24個糧食分發中心和24個集體食堂，有提供米粥、饅頭、大餅、油條的固定場所，還設計了票證系統。所有貧困的難民都享有獲得口糧的權利，每人一天至少能領到6兩米（舊制16兩為1斤）。那一時期，城隍廟、豫園、沉香閣、福佑路清真寺、梧桐街天主堂、小世界遊樂場、萬竹小學、梨園公會、珠玉業公會等處擠滿了難民。就連九曲橋上，夏天時節也睡滿了難民。
大難當頭，上海各界紛紛慷慨解囊。伶界發起義演，周信芳等人振臂高呼，集款資助難民；上海國際紅十字會定期給各收容所發放現金；上海地方協會也捐助了巨款。冬季來臨前，上海市商會發動全市的棉花店捐獻棉花，布店捐獻布匹。
難民區裡設有3座難民醫院、1座産婦醫院、1座災童醫院以及1座殘老院。1938年5月，饒家駒飛赴美國、加拿大，為難民募捐。日前，我們在檔案材料中發現了時任美國國務卿赫爾安排饒家駒會見羅斯福總統的信函。這些信函存放在斯坦福大學的圖書館裡。在白宮，羅斯福總統為饒家駒的善舉所感動，給上海難民區提供了70萬美元。
饒家駒的辦公室就設在難民區。雖然有白俄巡捕執勤，但他每天還是會上街查看。饒家駒喜歡和難民們在一起，難民區的小朋友私下叫他“大胡子”，更年長些的人則把他看作“拯救者”、稱他“饒菩薩”。現今90歲的劉複田說：“他高高的個子，總穿黑衣服，大胡子，很随和。雖然看起來是外國人，讓人不大敢親近。但是他一說話就拉近距離了，他會上海話。看到小朋友，他會摸摸這個、拍拍那個，還會給大家發糖。”
饒家駒和大家一樣經曆着危險。一次，在難民區和非難民區的交界線——方浜路上，他的黑色外衣被飛來的彈片撕開了長長的口子。還有一次，日本士兵企圖進入難民區，搶劫年輕女性。被槍頂着的饒家駒毫不畏懼，用熟練的日語訓斥日本兵，最後迫使對方沒有扣動扳機。
日軍對南市難民區虎視眈眈，經常借故搜查難民區中所謂潛藏的抗日“重慶分子”。劉複田回憶，有一天，天還沒亮，日軍包圍了青蓮庵，命令所有人蹲在廚房，搜查“重慶分子”。但直到下午四五時，也沒抓到人。
這一時期，中國共産黨人也積極參與了難民救助工作，并在江蘇省委設立難民委員會。參與難民工作的有劉曉、劉長勝、沙文漢、王堯山、張愛萍、曹荻秋、陳國棟、周克等人。如今的百歲老人周克，當年就是中共江蘇省委難民委員會主任；黃慕蘭女士也全身心緻力于難民救助。共産黨人還以“移民墾荒”的名義，将大批難民送到了蘇北地區。
在饒家駒的帶領下，南市難民區共救助了30萬中國難民，使他們避免了被屠殺、流浪的命運。1938年，南市難民區被國際紅十字會譽為世界範圍内戰時保護平民的成功範例。
“父母常和我說起在上海的經曆，沒人排猶，都非常友好”
當納粹德國發動反猶浪潮時，英國發表了嚴格限制猶太移民進入巴勒斯坦的白皮書，美國也對猶太難民關上了國門。這時，天性善良并講求道義的中國人民和上海這座城市，向猶太難民敞開了大門。
1933年到1941年，大批從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歐洲猶太人，遠涉重洋來到上海，總人數達三萬。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争爆發，仍有兩萬五千位猶太難民把上海當作避居地。僅後面這個數字就超過了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南非、新西蘭五國當時接納猶太難民的總和。在德國薩克森豪森集中營改建的博物館裡，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全世界都對猶太人關上了大門，上海是唯一的例外。”
1943年2月，日本在虹口建立“無國籍難民指定區”，西起公平路，東止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日軍強迫猶太難民遷入這個不到1平方公裡的難民區，猶太人稱為“上海隔都”。在這個隔離區之外，難民必須随身帶着一張附有照片和活動區域的通行證，并佩戴一枚印有中文“通”字的金屬徽章。如果有人沒戴徽章又被日本兵給攔下來了，可能會被投進監獄。
由此，猶太人在上海本趨于平靜的生活被打破了，饑荒和疾病肆虐，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隔都”的街道上，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會傳出壓抑的哭聲……當時上海唯一僅存的英語學校——上海猶太學校，更是受到日本人的管制與監視，學生們被迫學習起了日語。
在艱苦的歲月裡，猶太難民和他們的上海鄰居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大家同病相憐，奏出了一曲跨文化交流、患難與共的樂章。猶太人與上海人一道生活、一同過中國年、一起分享食物；猶太小孩和上海孩子攜手在學校上課、在弄堂玩耍。
讓不少猶太難民記憶猶新的是，上海鄰居們總會微笑地打招呼，有時還會邀請他們去自己家裡吃飯，甚至借房子給他們住。知名生物學家卡爾·貝特漢姆至今還記得當年在中國鄰居家吃的一頓年夜飯，“就吃了那一頓飯，我一下子學會了使用筷子”。
還有上千名猶太難民以各種方式與中國人民并肩抗日。當時，有一家猶太工廠被日軍指定造手榴彈。老闆要求工人們通過縮短引線的方式使其提前爆炸，所以還未等日本兵完全扔出手榴彈就爆炸了。結果，這位猶太老闆被日軍給殺害了。
雖然戰後猶太難民相繼離開上海，但在他們内心深處永遠存留着一份珍貴的上海記憶。可以說，上海人與猶太人是患難見真情。曾經是上海猶太難民中的一員、後來成為美國财政部長的布盧門撒爾回憶上海的本地夥伴時說：“我們像朋友一樣和平共處，這對我來說是美好的回憶！”
曾經的猶太難民後代羅恩重返上海時，還回憶起了父母的愛情故事：18歲時，他母親在白馬咖啡館做侍應生。一天，父親和一個朋友走進咖啡館。“先生，請問您要喝點什麼？”母親用德語問。“我不懂你在說什麼。你會說英語嗎？”父親用英語回答。母親英語生疏，隻能找朋友翻譯。之後幾天，父親成了咖啡館的常客。小姐妹說：“他一定是愛上你了。”母親嘴上說沒有，但心裡面開始小鹿亂撞。共同的命運和遭遇，讓兩顆年輕的心越走越近。愛情自然而然地開花結果。2015年，羅恩在白馬咖啡館重新開業儀式上深情地感謝中國人：“父母經常和我說起在上海時的經曆，沒人把他們當敵人，沒人排猶，中國人都非常友好。”
上海難民區為日内瓦第四公約創建，提供了範例和啟發
除了上海，哈爾濱、青島等地也接納了猶太難民。1992年12月，以色列總統赫爾佐克作為第一位訪華的以色列國家元首來到中國，特地訪問了上海猶太難民遺址。他對中國領導人說：“中國人民在猶太民族曆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幫助了我們，以色列人民對此不會忘記。”在2015年紀念二戰勝利70周年之際，以色列駐滬總領事館專門拍攝宣傳片《感謝上海》，表達了對中國人民的感激之情。
而另一方面，在成功創辦南市難民區後，饒家駒則将目光投向了更廣闊的中國内陸地區，積極參與中國其他地區的難民救助。饒家駒認為：“這個經受過考驗的實踐（即南市難民區）已經拯救了中國很多非戰鬥人員（這是在我們受到極其缺乏經驗和極大的當地阻礙的情況下取得的），因此，我們有個合理的想法，這個方法能夠同樣地應用到其他環境或者其他地方。”
1937年11月中旬，在南京的各國人士仿效上海南市難民區，在南京設立國際安全區。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拉貝、華群（魏特琳）、馬吉等人在創建南京安全區時，正是通過饒家駒與日本方面進行聯系的。
1938年10月，漢口成立難民區，饒家駒在其中亦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曾在上海和日本總領事等人多次讨論，并形成了備忘錄。然後，赴重慶遊說宋美齡，從那裡争取到了大筆救濟基金。同時，還積極與美國、英國、法國代表會商。漢口難民區成立時，饒家駒擔任委員會臨時主席，并接管了漢口特别行政區；還說服日軍，使難民區免于遭受日軍的野蠻轟炸。但令人遺憾的是，盡管饒家駒設法與漢口的日軍交涉，但難民被日軍強拉做苦力、遭随意逮捕殺害的情況仍大量發生。
此外，饒家駒還緻力于救助廣州難民。1938年10月24日，經中日雙方同意，廣州設立難民區委員會，并設立5個救援中心以保護平民。
1940年7月，饒家駒回到法國，繼續從事難民救助。此時的饒家駒已經60多歲了，但他不顧年事漸高，依然東奔西跑，為救助難民而奔走呼号。他曾感歎，盡管法國是自己的祖國，但救助難民的工作卻遠不如在上海那麼順利。
二戰結束後，饒家駒又親赴柏林從事善後救濟工作，一心救助曾是敵國的德國民衆。因勞累過度，饒家駒于1946年9月10日在柏林去世，終年68歲。
1949年8月12日，63個國家的代表制定了《關于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内瓦公約》。這個日内瓦第四公約将上海作為中立區的範例。其中，上海難民區為公約中的重要概念和依據提供了原初的範例和啟發。日内瓦第四公約構成了一部完整的、關于保護戰争或武裝沖突受難者的“國際人道法”法典。現在，相關原則已經廣為國際社會所接受，加入公約的國家已有196個。同時，安全區的概念被普遍使用。聯合國安理會明确建議并批準推廣安全區來保證戰時平民的生命安全，為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發揮着積極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