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7年10月13日 來源：文彙報
莫斯科文學小組部分成員，1902年。上排左起：斯捷塔萊茨，夏裡亞賓，奇裡科夫，前排左起：高爾基，安德烈耶夫，蒲甯，特雷索夫。
文/弗謝沃洛德·巴格諾 譯/紀信燕
“是幸福、滿足、富有，還是強大？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人公們誰會追求這些呢？沒有人追求這些，一個都沒有。他們不想在任何地方停留，即使是幸福也不會讓他們停下。”
有的國家長期以來已經在其他民族心中形成了一定的概念，其中當然也包括對這一國家的文學的認識。我們對國家的固定印象幾乎都是來自中世紀詩歌，例如《一千零一夜》、塞萬提斯的《堂吉诃德》；通過但丁和彼得拉克，莎士比亞、歌德、伏爾泰寫出了關于中國、日本、伊朗、阿拉伯世界、西班牙、意大利、英國、德國或法國的作品。有些國家的形象形成中并不包括文學，或者說文學參與的程度非常小，包括一些偉大的文學作品參與也較少。簡單地說，直到19世紀的最後幾十年，在俄羅斯偉大的小說首次被翻譯成西歐語言之前，俄羅斯的文學都沒有參與國家形象的建設，更準确地說，是在俄羅斯的形象建設中參與最少的。
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印象的第一次巨大轉變在俄羅斯“和平”征服西方的時期。陀思妥耶夫斯基預言俄羅斯的小說将會吸引歐洲，這一點就是其最好的證明。重要的是，列夫·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尼娜》正是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發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回顧了岡察洛夫給予托爾斯泰小說的最高評價，他宣稱《安娜·卡列尼娜》超越了所有的歐洲現代文學。他寫道：
當然，有人會嘲笑說這隻是一部文學作品、某部長篇小說而已，把它如此誇張地評價簡直太可笑了，一部小說就想走進歐洲嗎？我知道肯定會有人大聲嘲笑，不過不要擔心，我絲毫沒有誇張，并且看得十分清醒：我自己知道，這暫時隻是一個小說，到目前為止，這隻是我們所需要做的事情的第一步，但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這一步我們已經邁出去了。如果俄羅斯的天才能夠産生這樣的事實，那麼他就不會再感到無能為力，就可以進行創作，就可以回饋自己，就能夠說自己想說的話，并能夠在時間到來和最後期限的時候将自己想說的話說完。
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還表示，對于歐洲世界來說，小說《安娜·卡列尼娜》中有一些構成“我們的特征”的東西，“這樣的一些表達是歐洲前所未聞的，但又是如此地有必要，盡管當時的歐洲對自己的一切都感到自豪”。
俄羅斯小說的關鍵作用是重新鑒定了西歐的社會觀點，校正那些沒有闡明政治、經濟局勢緣由的評定、認知；将他們的懷疑、譴責、批判态度調整為好奇、同情與贊美。
将俄羅斯文學納入西方的一般精神運動，毫無疑問影響了俄羅斯的國際地位，從根本上改變了其在文化世界中的總體聲譽。
研究俄羅斯與外國文學關系的學者後來強調了這一想法。如科學院院士阿列克謝耶夫很久以前就關注到，歐洲人對俄羅斯人的那種在19世紀末表現相當明顯的性格的認知已經發生了轉變。尤其重要的是，根據一些人的觀點，造成這種改變的正是俄羅斯文學。盡管之前，俄羅斯周期性地表現出對西歐國家複雜的國際關系的不信任，西歐人也對俄羅斯文化進化的規律性和牢固性持傲慢态度并表示懷疑，謹慎地對待俄羅斯的氣質等等；但是，歐洲人突然就改變了，突然開始同情俄羅斯人民并且對俄羅斯人民創造的文化給予贊美。
基于公正的觀察，别爾科夫斯基發現：“西方是否對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所回應，就是對俄羅斯的回應，與其說人們在每個作家身上追尋作家本人的故事，還不如說是在追尋由他帶動的俄羅斯民族和文化。”
在西歐人對俄羅斯的看法中，文學和造就文學的民族之間往往是緊密聯系的。國家的偉大命運能夠在其小說家的優秀作品中被“閱讀”出來，反之亦然，那些具有全局眼光的人認為，偉大的人民就會産生偉大的文學。毫不誇張地說，正是因為俄羅斯的小說，西歐人才第一次在俄羅斯看到了一個處于同一時期卻與自己完全不同的國家，但同時歐洲人民還是非常友好地接受了它，并沒有對其恐懼和蔑視。
毋庸置疑，俄羅斯以及俄羅斯文化形象消極與積極的二元性主要是在曆史因素的影響下形成的。最終，由于曆史原因，俄羅斯與法國之間的和解——沃蓋《俄國小說》（1886）才得以寫成。這本小說在俄羅斯文學的普及以及對俄羅斯民族性格認知的形成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擔心缺乏西歐國家的宗教情緒，作家的書中強調了俄羅斯精神的“佛教”根源，從本質上實現了斯拉夫教義對歐洲公衆的傳播功能。
許多知名的西方文化人士，都是因為俄羅斯小說才相信俄羅斯人民的特殊性，并且都在俄羅斯找到了他們的精神家園。可以說在俄羅斯的所有詩歌中，都沒有像裡爾克的《嚴重的時刻》一樣的。這是一本祈禱和贊美詩集，一本關于俄羅斯修道院和朝聖的作品。
另一方面，俄羅斯小說吸引到的第一批外國讀者和鑒賞家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正在和世界藝術圖景打交道，而不是與世界現實本身打交道。而且，正是這個世界藝術圖景塑造了俄羅斯民族性格的基本概念和對俄羅斯人民的認知。由于俄羅斯文學的參與，俄羅斯形象的第一次構建十分順利。也就是說，是所有國内外人士共同努力的結果。
屠格涅夫、托爾斯泰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譯文，無論對于第一批讀者還是對現在這一代剛剛接觸俄羅斯文學作品的人來說，都具有啟發意義。無論讀者能否意識到現實與藝術現實之間的距離，他都應當跟随斯蒂芬·茨威格思考在俄羅斯小說中所包含的人類存在的最本質的問題：
打開五萬本書中的任何一本，每年都是歐洲的作品，他們說了什麼呢？說關于幸福。一個女人想要丈夫，或者某人想要變得富有、強大和受人尊重。能在大自然的懷抱裡有一間漂亮的小屋，有一群快樂的孩子，這是狄更斯一直追求的目标；而巴爾紮克追求的是擁有一座城堡、貴族封号和百萬的财富。而且，如果我們環顧四周，大街上的人、商店裡的人、低矮房間和明亮大廳裡的人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麼呢？是幸福、滿足、富有，還是強大？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人公們誰會追求這些呢？沒有人追求這些，一個都沒有。他們不想在任何地方停留，即使是幸福也不會讓他們停下。
當談到文學，這是第二個現實，為神話的創造提供了很大的空間。外國讀者與研究者對于神秘的俄羅斯心靈的認知是令人難忘的，同時也是最牢固的——即任何外國的理解總是好像存在一個“曲面鏡”，也就是說不可避免地扭曲一些事情，在不同的國家背景下扭曲了的形象也各不相同。因此，翻譯的作品，如果能在國外流行起來，具有新的色彩，它們就完全過起另一種不同的“生活”，自然也就産生一些本來作家意圖中所沒有的聯想。因此，在日本，将普希金第一本出版物《上尉的女兒》這個名字本身翻譯成日文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在西班牙，則像在其他西歐國家一樣，《安娜·卡列尼娜》的首次翻譯就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這一次和鄰國不同的是，西班牙人讨論最激烈的是關于卡列甯在知道了妻子的背叛後選擇原諒她的這個行為。此外，很快就出現了幾本西班牙小說，其中的角色設定都類似于托爾斯泰筆下的人物——帶有他們獨特的榮譽準則，震驚了西班牙人。而在印度，這部小說卻流行不起來，盡管托爾斯泰作為一個小說家和思想家聞名于世，但小說描述的是一個已婚婦女的不道德行為。不過，托爾斯泰主義卻在日本獲得了廣泛認可，它被解釋為類似另一個佛教教派。
研究俄羅斯經典作品的翻譯對改變俄羅斯印象産生的作用，應該考慮到大衆媒體對俄羅斯形象形成的意義。因此，在今天，當我們問外國的俄國文學研究者：“為什麼拉斯科爾尼科夫要殺死放高利貸的老太婆？”很遺憾，答案很有可能是：“因為他是俄羅斯人。”毫無疑問，僅次于大衆傳媒，俄羅斯經典文學目前是數百萬未到過俄羅斯的人對俄羅斯印象的主要來源。小說作為第二現實，在沒有第一現實的情況下，就會發揮其功能。因此，長期以來，廣大的俄羅斯人不得不被外國讀者的有色眼鏡檢驗——我們究竟與俄羅斯小說内的人物是否相符，是否擁有“臭名昭著”的神秘的俄羅斯心靈。此外，如果當下由于種種原因，外國的大衆媒體主要塑造俄羅斯的消極形象，那麼，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契诃夫的作品将繼續承擔在新一代人心中塑造俄羅斯積極形象的使命。
2016年11月在“普希金之家”和利哈喬夫基金會“國際俄羅斯文學翻譯中心”舉辦的研讨會的調查表明，俄羅斯經典作品（果戈理、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目前在世界上被需求最多，讀者最容易受到這些作品的影響。
世界文化從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的重新定位是驚人的，在筆者看來也是意義重大的——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整個世界的意識形态美學探索和偏好都可歸結于從托爾斯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轉變。顯然，東西方在哲學和審美方面的意義探尋，終将會明晰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永恒創造力，并同樣融入20世紀的精神經驗中，不過現在這個時刻還沒有到來。
（作者為俄羅斯社會科學院彼得堡分院通訊院士、教授。第一屆斯拉夫研究學術研讨會将于10月18日在上海師範大學舉行，本刊在此以“專題”形式刊發部分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