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本京都大學西洋文學院教授 中村唯史 譯/田洪敏
認為世界是一個整體、天地彼此交叉融合的觀點在1960年代的蘇聯作品中并非特例。在這些故事中準确地傳遞了一個我們習慣稱之為“蘇聯文學”的語言與思想特征，它是隐藏于蘇聯文學中的一種暗流。
尤裡·卡紮科夫（Юрий Казаков，1927—1982）是蘇聯1960年代著名的抒情散文作家，其寫作風格簡潔、明晰而優美。1970到1980年代，他的作品《十二月裡的兩人》《藍色的和綠色的》和其他短篇小說經常成為日本俄語課堂的讀本。
這些短篇小說裡一個共同的特點是擅于抒情而細膩地描寫城市年輕人的精神世界。同時，卡紮科夫的自然随筆也獨具特色，特别是對于俄羅斯北方自然風光的叙寫。如果談及蘇聯文學中描摹自然的作家，卡紮科夫應該是與普裡什文和帕烏斯托夫斯基比肩的。可惜的是，他年紀尚輕就去世了，在人生的“暮年”，他的作品也很少出版。
在本文中，筆者打算簡要分析一下卡紮科夫或許不那麼有名的、寫給孩子讀的一個故事《紅鳥》（1963）。《紅鳥》是好的故事，但非精品。盡管如此，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個故事中準确地傳遞了一個我們習慣稱之為“蘇聯文學”的語言與思想特征。這種語言與思想特征是隐藏于蘇聯文學中的一種暗流，通過分析這部作品，我們可以感受到這種暗流。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叫米沙的小男孩兒。他和祖母住在一起，他的父母到遠東去了，自然，是去工作了。米沙很快就到了上學的年齡，他的父母給他寄來了校服、書包和鉛筆盒等等。他焦急地等待着去學校的日子。及至9月，米沙發現自己的班級裡沒有一個自己熟悉的小夥伴，老師教的那些他早都知道的字母也令他厭煩。他決定不去學校了，白天就在自己的破爛家裡瞎玩兒或者等小夥伴們放學了和他們在街上耍。他蠻喜歡這種日子，直到有一天老師阿列克謝·巴甫洛維奇來家訪——是個個頭兒很高的年輕人，隻是他的一隻胳膊有點歪斜，臉上還有一道深深的傷疤。
米沙問老師疤痕的事情，巴甫洛維奇說自己原來是個極地飛行員，開雅克飛機，比如郵政飛行，會駕駛飛機去接緊急的病人，在海裡搜尋漁夫等等。有一次，他在飛行中受了重傷，被迫中止了飛行員生涯。
巴甫洛維奇邀請米沙到自己家來，他拼裝了不少塑料滑翔機。他給米沙看自己的作品，兩個人決定去試試剛剛拼裝好的一架紅色的滑翔機。他們來到河邊高坡處試飛，一開始滑翔機晃來晃去，還不穩，後來借助氣流，終于飛離了小河的上空，越飛越高。
在這篇小故事中，應該關注作家對于景色與空間的描寫。我們已經談及，卡紮科夫是自然描寫大師，而在《紅鳥》這個小故事裡，風景描寫是彼此相連的，成為這個故事内部最重要的有機部分。比如辍學後，米沙眼中的自然是這樣的：
漫長的夏天過去了，秋天到了。公園裡的樹葉又開始落了，又能看見大蘋果了。肥鵝在濕漉漉的草地上蹒跚。總是下雨，雨後濕乎乎的草地好像變成紅色了，而草卻還是綠的。丫頭們和小夥伴們從森林裡拖出來一桶桶的蘑菇。幹嘛要學習呢，——米沙想着，——如果可以簡單地活着？非得上學才知道草會生長，需要修剪，然後秋天葉子會變黃？才會知道大雁和仙鶴會飛過河那邊的田野？才會知道白桦林裡會長着“白桦樹牛肝菌”？才會知道楊樹下會長着“楊樹牛肝菌”嗎？
辍學後的米沙沉浸在自我封閉的世界裡，而老師巴甫洛維奇來家訪并且向他展示了一個豐富、寬廣的世界。
峽谷那邊是森林，森林變成金黃色了，黑土地上落滿了白桦樹葉。而天空卻是蔚藍色的，簡直不像是秋天的感覺。阿列克謝·巴甫洛維奇和米沙來到河岸，河水汩汩流淌，岸邊的柳樹卻似細細的銀條，河的那一側，越過樹林裡的小土丘，就看到了一片片田地。地裡都是卷心菜和土豆，社員們已經開始收割了。甚至能夠從高處看到卡車，看見姑娘們紅色或者是綠色的圍巾，和成堆的收下來的卷心菜。
上面兩段引文都是在寫秋天，是的，但還是有區别的。前面是寫孩子們采摘野蘑菇；後一段則是社員們在秋收，但是換一個角度看，可以說無論是哪一種情形，人們都生活在與大自然的和諧當中。《紅鳥》并非讀者通常認為的“成長小說”：一個沉浸在自我世界的小男孩兒在老師的感召之下走向了人群。果真若此，那麼在米沙眼中的前後風景就應該是有區别的了。而故事中的米沙眼中的風景和社員秋收的風景是同一不可分割的空間。
拓寬視角來看，《紅鳥》中的空間并非僅僅限于上述的風景描寫。故事的題目是“紅鳥”——指的是飛向天空的滑翔機，在米沙的想象中，滑翔機甚至可以到達宇宙。作為成年人的巴甫洛維奇不打算破壞孩子的想象力：在回答米沙滑翔機能否飛很遠，并且飛向太陽的時候，他巧妙地将話題引向了航天之父齊奧爾科夫斯基。
這裡，故事内部的空間突然就指向了宇宙。指向了齊奧爾科夫斯基，一個發明家，而且他就是生活在我們州的人，這裡讀者大概會猜到這個故事是發生在俄羅斯梁贊地區（齊奧爾科夫斯基的家鄉）——看來米沙渴望的宇宙并非多麼遙不可及、多麼神秘的空間，而是一個人類在未來可以期待的空間。
呼應齊奧爾科夫斯基的觀點，在《紅鳥》中并非存在一個不可預知的空間，而是一個可以和太空相互延展的地球空間，在這個空間裡，孩子們可以采摘蘑菇，社員可以收割莊稼。筆者還注意到，在米沙與巴甫洛維奇的談話裡，無論是滑翔機還是火箭，都采用了拟人的方式——都在飛翔，人工滑翔機也好，甚至小蜘蛛也好，世界并沒有斷裂，世界上的一切都以同一種方式存在，按照老師的解釋，一切都在飛翔：米沙，我的兄弟，我們的生命，鳥兒們，火箭，甚至地球本身，就算是太陽也都在飛翔。
《紅鳥》的結尾表達了世界連續性的特點：九月，一切都浸在的陽光裡，風吹過大地，輕柔而溫暖。在河對岸，田地裡，人們看見了滑翔機，他們用手擋着光線，在指縫間看見這隻“紅色的鳥”，看着它像一個神奇的飛行物一樣越飛越高。而滑翔機越飛越遠，雖然米沙和阿列克謝還留在岸邊，可是他們好像也一起飛起來，和滑翔機一起環顧大地，為今天的日子感到快樂——人們在田野裡和諧地勞作，可是人們發現了他們的滑翔機。這裡的滑翔機和故事主人公是彼此呼應的。地上的人看到的是無限上升的空間，而宇宙則對于地球上的人充滿慈愛，一切都很和諧。如果用一個圖示來表示大體如下：
《紅鳥》這個小故事發表的時候正是蘇聯在太空領域占得先機的時候，但是《紅鳥》并非是簡單的勝利者的頌歌：小說中的太空也并非是人類征服或者服從的對象，太空隻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個延續。它似乎很願意等待并且邀請人類來做客。當然，《紅鳥》也不是簡單的集體農莊的頌歌：米沙自我封閉的世界、老師阿列克謝、農莊的田野、天空或者是宇宙，組成了一個有機整體。
正如上面簡圖所示，這個故事中存在三個彼此關聯的層次。阿列克謝、滑翔機和米沙趨向于向上，響應天空的邀請；天空釋放陽光和九月的和風；而地上的人兒則追蹤着可以飛翔的一切；而和滑翔機一起渴望太空的米沙和阿列克謝則看着地上的和平的人。三個層次彼此疊加與滲透，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紅鳥》的世界是一個獨立的整體。
而認為世界是一個整體、天地彼此交叉融合的觀點在1960年代的蘇聯作品中并非特例。著名蘇聯阿瓦爾族詩人拉蘇爾·卡姆紮托夫（1923—2003）在1965年前後完成的詩歌《鶴群》，後由馬克·别爾赫斯譜曲傳唱。這首詩歌中逝去的戰士變成了鶴群，而在大地上的人們則感受到和他們是一個整體。
我有時候覺得，
沒有從前線歸來的戰友，
不是在那時已被埋入土地，
而是變成了白色的鶴群。
他們從舊時飛來，
飛翔，向我們低鳴，
真的不是因為，
我們經常仰望天空嗎？
靜默、悲傷地仰望天空？
詩歌的結構是逝去的戰士，化作白色鶴群，從天空向地上的生命呼喚，而活下來的人聽到逝者的聲音，擡頭仰望天空。是的，詩歌的結尾，對于如此抒情的“我”來說，還是回歸到了戰士的死是不可避免和挽回的：“終有一天我會加入到這鶴群，/我也會飛翔在這灰色的煙霧中，/在蒼穹下像鳥兒低鳴，/呼喚着你們，留在這片土地的人們。”——萬物的規則本也是逝者飛于天空，生者立于土地，當他們在某個時候彼此對視的時候——世界也就是永恒。
類似的母題和形象是這一代人的寫作特征之一。在蘇聯形成了自己的“我”，關于這一點，可以從弗·維索茨基（1938—1980），這位行吟詩人的歌曲中得到表現，如1969年的《他沒有從戰場中歸來》。在這首歌的第五節：我下意識喊了一聲“朋友，來抽根煙吧”，可是回答我的卻是靜默。這裡，死者與生者好像是一個人。接下來“逝去的人不會留我們于苦痛”，雖然活着的人并沒有感受到這一點：倒下的人就像是哨兵守護着我們，在接下來的詩節中這種生者與死者的關系轉變成為天空與大地的關系：天空映入森林，如同映在水中，而藍色的樹則靜靜矗立。這裡天空代表着已經逝去的戰友，而代表着生命的森林卻染上了天空的蔚藍色。
1960年代的《鶴群》和維索茨基的《他沒有從戰場上回來》，無論是作為詩歌還是歌曲都廣為流行，這些作品中的天空與大地彼此凝視，天空是死亡，大地是生命。所以可以說，死亡與生命本也是彼此對視的。因為生死的關系恰好是記憶的命題，在這些詩歌當中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不僅僅是空間意義的，也在于它的時間視阈。
卡姆紮托夫的《鶴群》、維索茨基的《他沒有從戰場上歸來》都是俄羅斯民族性的人格化表達，可以在裡面找到清晰、一緻的主題、結構甚或是世界觀。這種共通性已經超越了語言和民族的界限，不僅僅停留在1960到1970年代。
我們認為，蘇聯文學中關于世界一體性的思想是延續了白銀時代的文化遺産，這其中包括索洛維約夫的思想，也包括19世紀末20世紀初柏格森的影響。如果考慮到20世紀現代性問題，這一問題不僅存在于蘇聯文學當中，在日本及其他國家的文學中也有體現，這完全可以建構一個新的文學研究視角，這種分析不應該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