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7日13:26 來源：文彙報 田洪敏
小鋪子在今天聖彼得堡街頭依然可見，圖為作家鋪子，即書店。
塔甘羅格，契诃夫的出生地
青年時代的契诃夫
契诃夫的鋪子，今為契诃夫紀念館
契诃夫的鋪子舊貌
少年契诃夫要和父親一起依靠小鋪子開始自己的“人間生計”，從9歲到14歲，他的主要生活就是“小鋪子”、“希臘語學校”和“教會唱詩班或者是禱告”。少年時期的“小鋪子生活”在契诃夫的早期作品中都有涉及。
“Лавка（小鋪子）”是描述俄羅斯作家契诃夫少年生活的重要詞彙之一，它是作家對于出生地塔甘羅格的主要記憶，後來傳記作家習慣将契诃夫的“小鋪子”生活與他的希臘語學校生活、教堂唱詩班生活疊加在一起，描述他在去莫斯科之前的少年時光。今天人們漸漸忘記了“лавка”一詞在表述“小鋪子、小雜貨店”之前也多指舊俄時代再普通不過的長凳或者長椅。這在每個教堂的角落裡、鄉村農戶的家裡或者是火車站台邊兒上都可能看得到。而在今天的俄羅斯城市街頭，偶爾會看到這個詞出現在一些店鋪的招牌上，比如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авка（藝術小店）”、“лавка писателей（作家書店）”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店鋪都隻是一些經營小本生意的地方，有點俄羅斯文化背景的人看到這個詞大概會以為裡面賣些好玩的小紀念品之類，其實裡面所含有的商業因素聊勝于無，糊口而已，也或許類似于舊上海弄堂記憶裡的“煙紙店”——不過是城市小業主的生計。
今天在俄羅斯取代“小鋪子”這個詞彙的，有不少其他表述。其中有1990年代之後英語對俄文的影響，比如，可以看到一些路邊停靠的汽車背後寫着“coffee to go”，這其實是“移動小店鋪”。盡管俄美關系詭谲，不過多數人走過這樣的小車子旁邊都會要求來一杯“美式咖啡”。俄羅斯本土則有一些意義趨同的詞語，比如街邊類似從前的小報亭（киоск）一樣的地方，裡面賣些牛奶、面包和小香腸之類的小吃。條件好一點的，會搭個“小涼棚”（палатка）的簡易攤位，俄羅斯外省菜場随處可見，上面擺着可能是酸黃瓜或者是一大桶酸奶油，再加上些其他雜品。一直将契诃夫作為自己寫作導師的當代作家托卡列娃，在1995年完成的作品《雪崩》裡就對這類簡易的小生意攤做過細緻描寫：“小鋪子還開着門，裡面坐着兩個人，一個金發姑娘和一個黑黝黝的小夥子，看着好像是阿塞拜疆人。”（《什麼都可能發生——托卡列娃小說選集》，莫斯科ACT出版社，2002年，第20頁）作者接着寫到第二天一早，那個鋪子（палатка）還在：“這也意味着昨天的生活和今天沒有什麼關系”——語氣和契诃夫很是相似。
這樣的小鋪子、小攤位、小生意從契诃夫時代一直走到今天。賣的還是少年安東·契诃夫熟悉的茶葉、咖啡、面粉、大米或者辣椒等。傳記作家及契诃夫研究者丘達科夫寫道：一般整個夏天少年安東都隻能在鋪子裡待着，從早晨五點鐘開始，鋪子就要開門（丘達科夫：《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诃夫》，莫斯科время出版社，2014年，第18頁）。而那個因為作家契诃夫而不斷被提起來的他的父親巴維爾·葉果耶維奇·契诃夫，按照丘達科夫的說法，不是一個壞人，卻是一個“堅硬”的人。他自己在商人科貝林家幹活時候東家就是這樣嚴厲地對待他的，而東家科貝林自己當童工的時也是這樣：既然這個延續下來的邏輯并沒有讓生活在一個早晨戛然停止，那麼安東·契诃夫和他的兄弟們站在門口等待可能的客人來買一點茶葉或者糖，或者壓根兒就沒有生意，也就不奇怪了：去吧，安東沙，到鋪子裡去好好看着——這是父親經常對契诃夫講的話。從鋪子回來，有時候這位奇怪的父親會在夜裡兩點将孩子們叫起來穿過泥濘的塔甘羅格街道去教堂參加早禱，有時候忙了一天還要去參加晚禱活動。
這位父親1857年擺脫了城市小市民階層，成為了塔甘羅格市的三等商人。而一個三等商人在1861年廢除農奴制之後的俄國生活境況絕對不是最差的，俄羅斯當代曆史學家米羅諾夫著文分析，從1863年起，一等商人每年繳納500盧布基爾德稅，二等商人——150盧布，三等商人的則被取消（米羅諾夫著，張廣翔等譯，《帝俄時代生活史》，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602頁）。所以契诃夫的父親作為一個三等商人甚至可以忝列“精英”末端，他和僧侶的地位差不多，位于貴族、官員與榮譽公民之後，屬于最為複雜的一個階層，所以也不奇怪契诃夫後來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呈現他們的生活。商人和1861年之後随着社會變革增加的年輕知識分子，比如在精神世界雖有一隅但是社會地位仍然低下的教師、僧侶都是經常在契诃夫作品中出現的人物。
少年安東要和父親一起依靠這個小鋪子開始自己的“人間生計”，在這個港口城市塔甘羅格，安東的主要生活就是“小鋪子”、“希臘語學校”和“教會唱詩班或者是禱告”，他在這三點之間度過了他從9歲到14歲（1869—1874）的這段時光，這也應該是1861年廢除農奴制之後一個外省城市市民階層比較典型的生活。用今天的語言表達，契诃夫的父親簡直是讓他們過着一種“有自己打算”、“有希望”的生活。
不過一個商人，哪怕是一個三等商人，渴望開一個自己的鋪子總是天經地義的吧。
巴維爾·葉果耶維奇·契诃夫開了自己的小鋪子，和大多數不成功的商人一樣，他的生意經念得不好，美夢變成了噩夢——他破了産。全家先後遷到了莫斯科。而在莫斯科的時候，年輕的契诃夫總是要想辦法攢錢。“我們在等着你，你有沒有寄錢過來，明天我們想買……”，或者是“兒子，好好學會賺錢”，類似這樣的交流經常在契诃夫和家庭之間展開。在和家人的書信中，契诃夫經常會描述自己如何精打細算給家人買東西。1898年4月23日在從巴黎給妹妹瑪莎的信中，他寫道：我可以從巴黎給你們帶來很多東西，隻是事情在于不是所有的願望都能夠得到滿足，我想給老爸買件夾克，可是記不住尺寸不好買，怕買錯了；想按照他給的紙樣去買頂帽子，但是那種帽子巴黎沒有賣的，聽說可以定做；便宜的表質量不行，想買些漂亮衣服，也不知道這麼多海關是否讓過（《契诃夫書信集》（1897—1898），莫斯科文學藝術出版社，1949年，第262頁）。一百年後的1998年，新俄羅斯社會在踽踽前行
的時候，很多知識分子，比如鋼琴家、舞蹈家等，繼生意人之後率先有機會來到巴黎進行巡回演出，趁着賺點“外快”的機會，契诃夫在巴黎的選擇也傳遞給了這些藝術家。這在上文提到的托卡列娃的《雪崩》中可以找到類似描寫：鋼琴家米夏釆夫給妻子買了貂皮大衣，給女兒買了晚禮服，給兒子從頭到腳、四季的衣服都買全了（《什麼都可能發生——托卡列娃小說選集》，第9頁）。筆者做這樣的對比無非是想告訴今天的讀者，100年前的契诃夫與100年後的鋼琴家米夏釆夫的生活——作為社會變革之後的中等知識分子的生活，并沒有明顯差别。
或許讀者會想當然認為契诃夫從少年時候的艱苦生活會讓他變成一個憂郁的人，事實上來到莫斯科大學醫學系學習的契诃夫從沒有表現出陰郁的一面。他經常給哥哥寫信，叫他盡量讓自己看起來帥一些，還在信件裡和父母開玩笑。在他轉換十幾個筆名甚至不惜使用女人姓氏為不同報章撰寫小文的時候，他的大學同學并不太清楚坐在教室裡、經常托着腮的這個年輕人究竟是誰。雖然想象一個作家早期的所謂痛苦經曆更有利于理解他作為一個俄國作家的成就，不過遺憾的是，莫斯科的生活雖然艱苦，青年契诃夫餓肚子估計還不至于。經濟上的那點艱苦沒有變成前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哀怨，也沒有變成同時代人高爾基的《童年》裡驚心動魄的情節，契诃夫一生當中寫過的為數不多的時評文也是呼籲人們幫助饑馑的人。此外，少年時代小鋪子的商業生活并沒有讓契诃夫變成一個擅于交際的人，但是他成為了一個擅于傾聽的人。在他留下的4000多封信裡，我們看到的多數是和編輯、親人或者戀人的書信，和同時代聲名隆隆的作家們的通信卻很少。
這些少年時期的“小鋪子生活”在契诃夫的早期作品中都有涉及。比如1886年12月發表在《彼得堡報》上的《凡卡》。凡卡就為鄉下的爺爺描述了莫斯科這個大城市：有一回在一家鋪子（лавка）的櫥窗裡就看見了一些釣鈎擺着賣，還看見幾家鋪子在賣各式各樣的槍，肉鋪子（мясные лавки）賣松雞或者兔子什麼的。而在完成于1880年代的所有作品中，契诃夫幾乎都提了少年生活中比較重要的經曆：小商鋪的生活與教堂的回憶。比如1885年《生意人》《一團亂麻》、1888年的《困》等，而完成于1902年的《主教》應該算是契诃夫關于教士的日常的、世俗的、悲涼的生活最好的文字。
從反方向來看“小鋪子”生活對于契诃夫作品的影響則更加有趣。著名詩人阿赫瑪托娃大概是唯一的對于契诃夫作品不那麼贊美的人，在1960年初她對剛剛結識不久的詩人阿納托利·那伊曼說：“契诃夫和詩歌是彼此矛盾的。我很難相信一個人既喜歡契诃夫也喜歡詩歌。你看看在他的每一部作品裡都是殖民地的東西擺在裡面，什麼茶、咖啡、可可、香料；什麼悶熱的天氣呀，什麼小鋪子（лавки）呀，這些東西和詩歌是不相融合的。甚至契诃夫為他的主人公選的衣服都極端奇怪，破帽子、破鬥篷。”（尤裡·佐伯甯：《阿赫瑪托娃》，莫斯科中央出版社，2016年，第359頁）這番關于契诃夫創作的言論令詩人那伊曼驚愕不已。當然，在其他場合阿赫瑪托娃也不怎麼掩飾自己的意見，她認為讀契诃夫作品的都是些教師或者是醫士這樣的讀者，她甚至抱怨總是上演《海鷗》是對俄羅斯戲劇藝術的破壞。
雖然阿赫瑪托娃的這段描述有些苛刻，但是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在契诃夫創作的主要曆史階段，即從1880年代直到1904年，正是俄羅斯的文化轉型期，這一階段新興階層的、包括契诃夫自己的生活，成為作家最重要的創作靈感來源。跳脫文學文本，曆史學家米羅諾夫根據史料統計叙述了這段轉型時期的社會變更，他認為，1863年到1913年，俄國人口增長了1.3倍，教育、醫療、文化與科學領域的熟練腦力勞動者增加了7—9倍，而醫生、教師、律師、自由職業和工程師也數倍增加。1860年到1914年，大學畢業人數增加了14倍（《帝俄時代生活史》，第604—605頁）。在這新興的呼應時代變化的職業中，契诃夫既是其中的大學生，也是一個拿到行醫資格的醫生。而根據米羅諾夫的觀點，僧侶在19世紀則是就業最困難的職業，一些教區人員短缺，而有些地方則盈餘。
盡管可以列舉出契诃夫生活時代的一般圖景，讀者還是無法指認在作家的小說與戲劇中究竟哪一個人物可能是作家本人或者是讀者自己。
如果讀者打算想當然地認為契诃夫的作品一定是少年經曆的直接投射，恐怕有刻舟求劍之嫌。固化地體認俄羅斯式的苦修主義——放棄美好的外在形象與心靈的松弛，從來隻屬于托爾斯泰，而不是契诃夫。相對于自己的前輩屠格涅夫、自己仰視的托爾斯泰伯爵和自己的同時代人高爾基，契诃夫并不打算用一種主觀的道德感和責任感來創作。在契诃夫看來，“主觀性是可怕的，它會将作者捆綁着完全出賣，而必須珍視個性，如果戲劇人物都像你自己，那麼戲劇别無出路。應該讓人物回到人群中去”（《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诃夫》，第23頁）。
人人都以為自己是契诃夫的讀者、觀衆甚至朋友。契诃夫對于這個他熱愛、憐憫、相信并且溫和地為之辯護的世界，他自己的内心大概還是選擇了一種離索的心緒。在1901年4月26日從雅爾塔給未婚妻克尼碧爾的信中，契诃夫寫道，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他來莫斯科就是為了在好天氣裡逛逛，大吃一頓，最好趁天氣好的時候也可以到小城茲維尼戈羅德去一次。而在4月24日的信中他還很歡喜地說小城茲維尼戈羅德其實是個不錯的地方，他在那裡行過醫。他請求克尼碧爾答應，如果保證沒有一個莫斯科人知道他們将要結婚，他願意一到莫斯科就完成婚禮，因為害怕儀式和祝福：要一直拿着香槟，并且要不停地微笑（這是一件很傻的事情），他請求未婚妻從教堂出來就直接去茲維尼戈羅德，或者幹脆就在茲維尼戈羅德完婚（《契诃夫書信集》（1901—1902），第78頁），契诃夫的這種生活方式基本注定他将成為傳記作家最為青睐的俄國作家之一。
一種漂浮的孤獨感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契诃夫創作的基本特征，雖然“現代性”這個語彙會讓契诃夫拂逆，但是，契诃夫的現代性甚至穿越了後來以現代性寫入文學史的任何詩歌。那種遠離人本身的抽象的心理的或者精神的歸化，在契诃夫筆下難覓其迹，所以要是将契诃夫歸于悲觀主義或者是“淡淡的哀傷”，似乎也就有些許一廂情願。至于契诃夫的作品究竟是現實的還是别有途徑，在強大的俄羅斯現實主義傳統面前很難自辯與他辯。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了，早在1860年代之後，随着俄國艱難改革的開始，社會生活已經發生變化。俄羅斯音樂、繪畫已經在現實主義的幕布之下上演了印象主義的東西。隻是到20世紀初，它們或者是以一個集體的宣誓短暫地留存于俄羅斯文化史中，或者外溢出了俄羅斯本土，在對俄羅斯文化采取最和解态度的巴黎得以延續。在印象派畫家康斯坦丁·科洛文或者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中早已言說了什麼才是“俄羅斯的現代性”。自然，這并不是本文讨論的話題。隻是，聯想到契诃夫的喜好，他對于文學的理解恰好是它的“非文學性（нелитературность）”或者是特别的“文學性”，否則也就無法解讀契诃夫耗時3個月穿過西伯利亞，到達庫頁島這樣的舉動。
今天，在彼得堡、莫斯科甚或是莫斯科旁邊的小城，小鋪子裡的少年多是來自草原和沙漠阻隔的另一端——中亞。小鋪子後面、小鋪子旁邊立着不是契诃夫自己的兄弟們，是契诃夫的中亞兄弟們。在涅瓦大街的拐角邊上總有一個亞裔女子在那裡的“小推車”後面立着賣金黃色的玉米，夏季的早晨，前一天玩耍到盡夜的遊客不可能在五點鐘出來買一隻玉米。可是這個婦女就站在小攤兒後面打瞌睡，像是少年契诃夫立在自家小鋪子門口一樣——沒有客人的時候就站在那裡等客人。我從她身邊路過好多次也沒有看見有誰來買她的玉米。晚上她的生意好得很，不過又能看見有些吃了幾口的玉米棒子被扔在了街邊——估計也是中看不中吃的生意吧。今天在俄羅斯從事這類諸如地下通道裡賣熱狗、三明治或者開修車作坊的、開小巴生意的多是中亞或者高加索來的人，而這些由前蘇聯影響地區的人們共同構成的新俄羅斯底層的商業鏡像在進入文化學研究的領域的同時，也使得人們又回到了契诃夫的命題：生活是不是會變得更好。
（作者為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