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研究史
談及近年來的現當代文學“史料熱”、文獻史料的“繁榮”局面，或是其所取得的諸多成就、貢獻，論者多強調是由一代又一代的學人承擔、完成，後之來者承其餘緒、勉力前行的結果。這樣的叙事模式固然不能說錯，特别是站在建構現當代文學學科史、現代文學文獻學、當代文學史料學等角度來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形塑這一學術傳統、遺産的過程中，意識形态和學術、教育制度之力也同樣值得重視。
意識形态方面，不惟有文化、文藝政策此一面向，實際上，重視資料工作且身體力行本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傳統。在赓續傳統的基礎之上，早在1950年代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就頒布了古迹、珍貴文物、圖書及稀有生物保護辦法，其後文化部又頒發了《改造北京圖書館方案》《未決定圖書分類法以前整理圖書的一個臨時辦法》等一系列文件，指導圖書館、文化館、檔案館等處保存、整理資料，及至新的圖書分類法問世尤其新時期以來，相關工作更形規範、成熟。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就提出“要在全黨大大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對中外曆史和現狀的研究，對各門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但研究不能沒有資料，重視對大學及其他文化館所的資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也就不言而喻。簡言之，1949年後，來自學院内外的學者們整理、研究這些資料的理論與實踐，與文化、政策、意識形态的變化，呈現出一定程度的相關性。
筆者前此曾撰文分析過1949-2019年間學術與高等教育在空間上的差異，學術生産、評價制度及文獻資料利用制度的變化等多重因素在現代文學文獻研究領域所造成的影響和限制（參見《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70年：回顧與前瞻》，《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9期）。當代文學史料領域大率如此，但與現代有所不同，早期受作協體制影響較大。而自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因大學體制、學科制度、學術制度的變化，與當代文學研究不斷曆史化、知識化的“内在理路”相耦合，至今似已漸成風氣的同時，也出現了許多仍有待檢讨、發展和完善的問題和現象。當然，相較于現代文學而言，當代文學研究資料種類更多、數量更為龐大，且處于一種不斷發展變化的狀況之中，更具有豐富的研究可能。但可以肯定地說，傾心于整理當代文學史料，或是從文獻史料出發、重新整理當代文學史的研究理念目前尚未普及，與之相應的若幹做法目前也才剛剛起步，一切還有待觀察。
共通的難題
在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常見的文獻史料無外乎包括文學作品、評論和研究、作家書信、日記、回憶錄等。一般而言，可分為專題性研究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研究資料、文學史上某種文學現象的研究資料等）、工具性史料（包括書刊編目、年譜、文學大事記、索引、筆名錄、辭典、手冊等）、叙事性史料（包括各種調查報告、訪問記、回憶錄等）、作品史料（包括作家作品編選、佚文的搜集、書刊的影印和複制等）、傳記性史料（包括作家傳記、日記、書信等）、文獻史料（包括實物的搜集、各類紀念活動的錄音錄像等）、考辨性史料七大類。不過，我們平常搜集、整理、利用最多的仍然隻是文學作品、評論和研究、作家書信、日記、回憶錄這幾種，而檔案資料、地方文獻和民間文獻長期以來未進入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史料者的視野，立足于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本位，對其進行大規模整理和研究，似也無從談起。因此，其之于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性，仍須予以申說。
檔案資料方面，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魯迅全集》注釋工作的展開過程中，學者們就曾查閱了大量檔案資料，目前也已出現一些利用檔案資料研究作家生平傳記經曆、作家群體的文學與學術活動、“思想改造”運動、第一次文代會及當代文學生産制度等方面的論著，但就其總體情況而言，運用檔案資料（或以之為主要參考資料，或與其他資料參證）研究現代、當代文學者仍不多見。特别是在當代文學研究中，與其關系比較密切的“革命曆史檔案、民國檔案及建國初期曆史檔案目前在研究中利用率不高”。“實際上,作為‘直接形成’的‘過程史料’”，“它們可以為文學組織研究提供作家、編輯、批評家在單位制度下原生态的生活史料。”“為經典文本提供可以比勘的‘現實版本’,可以打開有關個人想象、社會再現方面的問題空間。此外，對于文學傳播與接受研究，檔案亦可提供‘不宜公開’的珍貴史料。”（張均：《檔案文獻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現代中文學刊》 2016年第5期）
地方文獻方面，早在1940年代，《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就提出，“收集縣志、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此後，地方志編修傳統雖曾一度中斷，直至上世紀80年代中期才恢複，但對于地方文獻的搜集和整理，在各地圖書館、文化館、檔案館等處仍然繼續進行着，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收藏。其中，也有不少的現代、當代文學史料，不僅可為研究、撰寫地方文學史和國别文學史提供新資料，還可補正其不足，訂正其錯誤，并用于研究地方社會文化、民間文化，但長期以來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對此普遍重視不夠。最近關于莫言、餘華等作家早期生平創作經曆的研究，開始搜集、利用地方文獻，但若是就其總體狀況而言，仍有待開掘、整理和研究。
與地方文獻仍可能出自地方政府、精英人士之手不同，民間文獻來源于每一個“無名”的普通人，其中既有鄉民、市民、僑民，也有一般所謂的“鄉土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無産階級”作者。就其文獻類型而言，既有契約文書、鄉規民約、賬簿、族譜、碑刻、日記、筆記、生活雜記、自傳、年譜等常見資料，也包括科儀本、唱本劇本、課業文章、書函信劄、日用雜書、地理書、善書、醫書及廟宇紅榜、村頭村尾的張貼告示等，内容相當豐富。若欲重構一個村落或社區的文學、文化曆史，自須對上述材料有相當之倚重。近年來出版的多種大型民間文獻叢書及目前已建成及規劃中的多種民間文獻數據庫項目，正可為我們展開這方面研究提供幫助。但與華北、華南、華東等地地方文獻的搜集、整理、出版與研究較充分相比，西北、西南等地尚有許多空白，迄今學術界對民間文獻的利用仍嫌不足。
不過，也許應該指出的是，在曆史學家、人類學家對地方文獻、民間文獻的重視背後，隐藏着一種文獻與田野并重，文獻搜集、實地調查、實物尋訪與人物口述、訪談融彙為一體的方法論自覺。這種方法論中，不僅蘊含着德國19世紀史學和中國近現代“疑古”學派所強調的“史料批判”意識，還強調了學術研究的想象力。僅僅将其視作對一種特定類型的文獻史料的開掘和利用的做法，則頗有幾分近似于阿馬蒂亞·森所謂的“高級理論的低級運用”。也正如科大衛所說，“曆史學者研究的文獻，來源于田野；田野可以在鄉村，也可以在達官貴人的官邸。文獻怎樣産生，怎樣流傳，什麼文獻保留下來，什麼文獻沒有，都在某類田野經曆過一定的時間。它活在田野之中，有的仍然活着。曆史學者若不能從文獻看到田野，他或她隻是一個抄襲的機器。從田野的角度讀文獻，文獻的内容是一層一層的，原來某句話經曆過解讀，又放了另一篇文獻之内，如此轉手多次，才到達曆史學者的視野。您有興趣知道的，是文獻的哪一層呢？您又有多少田野的幻想，幫助您看出其中的變化？我們這些城市長大、五谷不分的人，不跑田野，怎樣可以有看透文獻的想象力？”當然，文學（史）研究和曆史研究有所不同，前者多關注精英人物的、極具原創性的文本，亦即一般所謂“第一流作品”，而後者描述、理解社會和曆史的變遷，自可發展出不同于上流社會、精英人物的庶民立場、視角，自下而上來重新理解和解釋曆史。
除了曆史學家、人類學家給予我們的豐富的啟示，整個現當代文學學科傳統内部也不乏先例。劉半農、周作人、顧颉剛等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于民間歌謠、諺語、傳說、兒童文學的發掘、讨論和利用，雖是基于将傳統文學、文化視為貴族、精英文學的觀念出發，為了建構一種新的國語、國族文學和新的文化、文明形态，但也在某種程度上暗含着對農村生活的浪漫化、理想化的立場，較為缺乏法國年鑒學派所謂的“民衆思維”，或是以“地方性知識”視角理解農村、以“街角社會”理解城市生活邏輯的理論和方法自覺。但從今天的文學史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些研究理念、方法及其對民間文獻、地方文獻的深入解讀，仍有相當可資借鑒之處。也正如已有的部分成功的研究實踐所證明的那樣，将研究重心轉移到檔案資料、地方文獻、民間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之後，往往會有新的史觀、史識（有時可能顯得比較細小、具體），這不正是我們所渴望的嗎？
不同問題和“視域融合”
盡管現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存有上述共通的難題，但不可否認的是，也有各自面臨不同的具體問題。極為概括地說，現代文學文獻重研究勝過整理，常見文獻、基本文獻大多現已整理出版，相關研究也已呈現出一定的體系化的傾向，建立一個完整、獨立的“現代文學文獻學”學科已成為許多這一領域學者的追求，但這一領域最大的問題并不是像某些學者所批評的那樣太具體或碎片化，而恰恰是研究過程中問題意識的匮乏。也正因此，一篇或一組新發現的作品和評論，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改寫既有的文學版圖，就成為許多同行質疑、責難現代文學輯佚之學的理由。不過，筆者在此想指出的是，這種批評仍然是将現代文學文獻學視為文學史（或是曆史）附庸的文獻史料研究，實際上是将“文獻學”和“史料學”等而同之、混為一談。老實說，如果我們仍在這樣的學術思想視野中看待文獻史料工作，或是幻想着通過一些新資料來颠覆、改寫文學版圖，或許注定是一種徒勞。因為作為研究者/解釋者，我們既無法完全擺脫、離開現有的學術積累（可能常常體現在文學史研究、書寫中）和各種前理解（當然也包括研究者自身的各種“主觀性”認識），也很難僅憑對某種/些新文獻史料的發現、利用，或是對“常見書”不同尋常的解讀，從而得出一系列石破天驚、驚世駭俗的洞見，甚至一個新的研究、叙述框架，一種新的、整體性的文學史觀。哪怕是在純粹的曆史研究領域，這樣的研究也并不多見。我們很難說陳寅恪對隋唐政治制度淵源的研究，就代表着一種新的曆史認識論、一種新的學術範式。
與此同時，我們更應該洞察到“文獻學”和“史料學”的不同，體認在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發展純粹的文獻學研究的可能。這一研究和作為文學史（或是曆史）附庸的文獻史料研究的不同在于，“每一個學科都有自己的史料問題，史料整理是個初始的工作，為的是給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礎，現代文學也首先需要史料的發掘和整理，甚至也可以有我們的史料學。真正的文獻工作則不止于此，通常,它本身的過程就可以成為發動學術的工具，甚至成為一代思想的發源，有很多曆史經驗可以說明這一點……文獻學是具有發動學術的意義的，不應該将其視為前學術階段的工作……一個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核心文本成為文獻學追逐的目标确實是學術向更高層面重新發動的标志，同時也是學術精神的淬煉和提升。”（王風：《現代文本的文獻學問題——有關〈廢名集〉整理的文與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第3期）就純粹的文獻學研究而言，其需要我們在中西、古今文獻學的學術傳統中發展出一種真正以現代、當代文學文獻史料為研究對象，為之建立其獨有的方法論和學科規範、邊界的文獻學，而在這一研究圖景中，搜集整理資料隻是小小一環。就此而言，瞄準改寫文學史的“問題意識”，隻是所有“問題意識”中的一種，不必過分強調，更不必成為文獻史料研究者行動的牢籠、枷鎖和自我貶抑的思想根源。
與現代文學文獻重研究勝過整理而言，當代文學史料重整理，特别是搶救性整理的要求，較研究更加迫切。不僅整理工作期待着在點和面上突破，在整理和研究過程中由于許多研究者不甚熟悉既有做法、規範往往不盡如人意的現象，同樣有待克服，如以“史料整理”為名的工作全無校勘、注釋和版本異同之比較。而新造概念，或将原有的文獻學、史學研究概念泛化等（如所謂“考釋”也者，既無“考”，亦無“釋”，不過是從知識社會學、考古學視野出發而做出的一項研究，與“考釋”何幹）對文獻學、史料學傳統的隔膜的研究現狀，也需要反思和糾正。當然，概念術語、研究工具方面的問題，是兩者都必須共同面對的，學者們也在不斷地進行摸索、調整，如筆者力主在近現代文獻研究領域慎用“佚文”概念，可喜的是，近年來漸已為“集外文”說所取代。與現代文學文獻已屬曆史遺迹不同，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更加貼近當下生活，常常與政治、社會環境同頻共振，且以我們“貴遠賤今”的普遍心理作祟，許多文獻史料未能及時、有效保存，人為造成的散佚、毀壞現象較為突出，一些重要講話、會議記錄的查閱和對檔案資料的積累，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查和批準，不便閱讀、研究和傳播，頗值努力發掘、利用。許多重要當代作家、社團、流派的資料，還有很多空白需要搜集和整理。同時，因其資料種類增加、數量更為龐大，也向我們提出了新的挑戰，例如是否、如何以紙質出版物的形式，整理海量的互聯網文學資料，就成為當代文學史料研究者需要探究、思考的問題。
另外，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資料上，對現代文學資料的研究，基本上是文獻、曆史研究，隻有一小部分實物、口述、訪談的音視頻資料。在當代文學研究中，除了作家作品（書籍）、報章雜志、手稿，尚可有大量口述、訪談、田野調查、特殊的出版史和書籍史資料及各種形态的多媒體資料作為憑借。因此需要的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遠不止是普通的文學批評、曆史研究和文獻研究幾種。這也就意味着從事相關研究時，不僅需要師法古文獻學和現代文學文獻學，還需要更多的“視域融合”，讓“不同的視域相互克服彼此的局限性，達到更大的普遍性”。
（作者系bevictor伟德官网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感覺派佚文發掘、整理與研究”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