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都市文化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讨會第三場專題會議暨“小說觀念與學者小說創作高峰論壇”在我校舉辦

發布者:肖文鑫發布時間:2021-10-25浏覽次數:151

10月16日,由上海市高校創新團隊“都市文化與文學”、上海市高峰學科“中國語言文學”主辦的首屆都市文化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讨會第三場專題會議暨“小說觀念與學者小說創作高峰論壇”在上海師範大學成功舉辦。來自複旦大學、上海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大學、同濟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華中師範大學、西北師範大學、蘇州大學、深圳大學、南昌大學、浙江傳媒學院、美國耶魯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等海内外專業學者、小說家,以及來自《探索與争鳴》《文彙報》《解放日報》的編輯等,圍繞“學者小說探索的新路與困境”等議題,展開了深入廣泛的研讨。

來自複旦大學、上海師範大學、上海大學、同濟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西北師範大學、蘇州大學、深圳大學、南昌大學、美國耶魯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等海内外專業學者、小說家,以及來自《探索與争鳴》《文彙報》《解放日報》的編輯等,圍繞“學者小說探索的新路與困境”等議題,通過線上線下會議結合的方式展開了深入廣泛的研讨。

10月16日上午,會議在上海師範大學徐彙校區西部會議中心開幕。開幕式由我校楊劍龍教授主持,bevictor伟德官网院長查清華,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中國小說學會會長吳義勤,陝西師範大學教授,高等研究院院長李繼凱,海外華文文學著名作家周勵緻辭。

首先,楊劍龍教授向與會專家學者表示熱烈的歡迎。他表示,在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曆程中,學者與小說家漸漸成為不同身份的兩類,許多學者小說家加入當代小說創作的行列,随着中國當代文學的不斷發展與繁榮,諸多學者加入了小說創作的行列,如郭小東、南翔、閻真、王宏圖、葛紅兵、張生、王堯、房偉、徐兆壽、曉蘇、曉風、葉炜、朱曉琳、楊劍龍、阿袁、朱志榮、姜玉琴等,這已成為當代文壇的一種文學現象,他們大多在高校任教,既從事學術研究,又參與小說創作,尤其對于其所在大學生活的書寫,成為當代文壇靓麗的風景。我們可以分析探究不同的小說觀念與學者小說創作之間的關聯,深入探讨學者小說創作的長與短,評說學者小說創作的特質及其在當代文學發展中的成就與貢獻。

查清華院長代表bevictor伟德官网向與會的專家學者表示了感謝,向領銜創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的楊劍龍教授表示了感激。他說,近些年來,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都市文化與文學”創新團隊就是在研究基地基礎上創建的。目前都市文化與文學創新團隊由董麗敏教授負責,努力探索文學與都市文化的關系,研究文學與城市文化的關系。最後,他希望各位專家學者能夠一如既往支持上海師範大學學科的發展。

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中國小說學會會長吳義勤的緻辭,由楊劍龍代為宣讀,吳義勤首先十分感謝高峰論壇對于他的邀請,表達了對文學現場的關切。他認為這樣的研讨是非常必要的,許多學者涉足小說創作成果頗豐,文學研究與文學創作的壁壘被再次打破。各位與會學者都是“學者小說”研究領域精深的專家,創作的小說已經成為當代小說創作的風景線,給予了我們新的啟示。最後吳義勤預祝與會專家能創作出更好的小說力作。

陝西師範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李繼凱教授緻辭,他認為這次會議以實際的行動為學者、小說家創造了獨特的創作 “群”,會使“學者小說”得以彰顯,甚至可以創建學者小說叢書、學者小說研究叢書。李教授認為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蔔杜勒拉紮克·古爾納可以納入學者小說内,他的創作選材獨特,圍繞殖民曆史與難民經曆展開叙述,作品有一種被熱情所促使的無休止的探索,有獨特的價值和唯一性。李教授還認為各位學者要經過醞釀和積累不斷地促進學者小說的文化磨合。

海外著名作家周勵女士緻辭,她感謝會議的邀約,并詳細地為我們介紹她由三聯書店出版的《親吻世界》,講述影響她一生的二戰追蹤與極地探險之旅。她覺得在疫情蔓延時期,文學就是黑暗隧道中最後面的那點光亮,她要把它抓在手、捧在胸,不能長噓短歎,不能浪費寶貴的時間,她要把他們寫下來,她反對戰争、呼籲和平。

開幕式結束後,蘇州大學湯哲聲教授為主持人,華中師範大學的曉蘇教授作了以“小說的意義與意思”的報告。他認為,如今有一類小說是有意義的小說,有思想價值也有趣味;而一些時政化叙事小說忽略意思、缺乏趣味、幹癟僵硬,同時思想價值無法體現出來。民間化叙事小說讀起來比較生動、形象、輕松,問題在于缺乏必要的思想支撐,不夠深刻高遠。因而學者小說要克服叙事的缺陷,既然學者有一定的支持儲備,有獨立的人格與創新的意識,就要既重視感性思維,也重視理性思維,要創作出有自己的品格和學者性格的作品。曉蘇認為,好的作家應當是與當下語境挂鈎、既有創新意識也要有國際視野,将傳統與現代統一,将内容與形式統一,将藝術與情感統一,從而創作出令人回味無窮的作品。

美國耶魯大學蘇炜教授以《從“地老天荒”說到“怪力亂神”—“我”的後知青叙事》為議題發言,蘇教授從《文心雕龍》中引用“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展開他的關于“大”主題的叙述。他認為,文學作品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如今關于文革叙事與知青叙事充分套路化、線性化,僅保留單一聲部,他在自己寫作的“後知青三部曲”——《迷谷》《米調》《磨坊的故事》,跳出寫實性的表面,不斷地挖掘人性之根、心靈之根。蘇教授認為好的作品在未來具有繞不過去的特質,背後一定要有宇宙本體、人性本體的機制。

蘇州大學教授、小說家房偉以“論學者小說的雅俗問題”為議題發言,他認為九十年代之後出現了雅俗互動的新的動向。以網絡小說為例,如今網絡文學走到文學創作模式創新的前面,将我們傳統的叙事模式、叙事時空的拓展開來,文學創作的虛拟性的開發有一種帶入性,也符合當下年輕人的思維方式,這給我們純文學的書寫方式有很大的刺激。我的長篇小說《血色莫紮特》,将雅文化的思想性與通俗性結合,進行了一種新的嘗試。

深圳大學教授、小說家南翔的議題為“都市鄉村的雙重視角”,南翔教授認為學者小說不一定是技法上的問題,他以其小說《曹鐵匠的小尖刀》創作為例,因發現農村中存在的種種問題給小說創作帶來了新的母題,也帶來了新的挑戰,也可以使我們的創作視野放得更開一些,學者是擅于思考的,也不能放棄觀察和體驗,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思想性、文學性、當代性,會有更多的創作主題、思想表達,才能将有獨特性的好小說呈現給讀者。學者不應該放棄自己對于生活的觀察和體驗,不斷地探索“新”主題的表達。

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小說家葛亮從小津安二郎、小川三夫兩位日本作家入手,表述小說對于“物”的描寫的感悟。葛教授的小說創作更注重寫匠人,以科技、溫度、光感、數據做尺度,描寫器物與人的交流,所謂的經驗也是自我。葛教授也注重非物質遺産的描寫,如其作品《瓦貓》 描寫“瓦貓”相對于空間本身的緘默而形成的彼此的輝映狀态,其小說創作從微觀史學角度不斷進行空間與權力的博弈,從而超越過去,指向未來。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殷國明對如上的發言進行了評點。殷國明教授認為這個時代呼喚“大”的文學英雄,呼喚精神界的“戰士”,告别媚俗的時代,進而呼喚小說英雄的出現。同時,我們現在面臨封閉的世界,我們的族群在封閉,我們的世界在封閉,我們的文化在封閉,歡聚一堂是多麼重要,所以學術界也在封閉。他認為小說最大的魅力、最大的意思就是讓大家閱讀體悟、歡聚一堂。

上午的圓桌會議由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小說家曉蘇教授主持,由上海師範大學教授劉忠進行評議。


蘇州大學教授湯哲聲作了以“學者小說創作的雅與俗”為題的主題報告,湯教授認為學者小說的概念是“在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學者創作的小說”,學者小說就是雅文化,學者小說就是學者用自己的視野和思想對其文化觀照、現實生活進行一種闡釋。然而世俗的生活是自我生命的呈現的褒獎,它隻是表達的手段,卻很難用通俗文學的角度概括,因此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的區分是一個學術性的難題。他提出中國當代文學呼喚學者通俗小說,學術精英小說的圈子越來越小,當下的創作必須面對社會、面對讀者。

文學報社原社長、總編陳歆耕以“學者小說的特質與魅力”為題發言。他認為學者小說暴露的問題常常是将太多的思考放入了作品中,把小說寫成百科全書,用概念代替了原本的故事性。他認為沒有特殊才華的學者寫不出小說。因而我們重新考量小說的地位是回歸還是滑落。是否需要如梁啟超“小說革命”一樣,使得小說回到應有的位置。

複旦大學栾梅健教授以“小說特點與學者創作困境”為題發言。他認為學者理性的思維相對比較純粹,學者小說如何能雅俗共賞,推向更廣大的讀者群,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學者小說與其他的類型小說是不同的,學者小說必須具備風度,具備魯迅的“魏晉風度”,學者精神應有精神的高度,學者小說是不能靠大衆化、通俗化的。學者小說要分衆化、小衆化,受衆群體大多也為學者。學術的要求一定要符合真正的學者的一個基本的規範原則,在時代的鏡像中完成自我書寫,在這個過程中展開自我建構的世界,學者的創作意識不能刻意追求雅俗共賞。

上海大學教授郝雨展開了以“學者小說的學者風度”為題的發言,他首先提出“通俗文學應該從精英文學中吸取什麼?”的問題,進而給出了三個層次的答案。第一層,可以學習張恨水言情小說将精英文學的完整的結構放進小說的做法;第二,将個體的生命融入通俗小說中,如作品《卧虎藏龍》;第三,可借鑒金庸小說中将通俗的傳統文化與人的文學融合在一起從而完成人的構建。另一方面他認為通俗文學也有可借鑒性,如故事性、虛拟的表達方式等。

文彙報高級編輯王雪瑛女士從“創作時代與自我追尋”的角度探讨了學者小說創作,她覺得學者小說作家已經是成熟的學者和評論家,他們又轉場開始小說創作,這不僅僅是一個評論與小說文本的跨越,同時已經帶來了一種文本閱讀後的一個回想,是對當代小說的一個創作的思索追問,評論家的小說創作是否給當代小說藝術帶來新的可能性?我們在讨論他們的創作的時候,其實就是在探索一個問題,就是當代小說新的可能性。當代文學正在建構的過程當中,文學的變革和變化總是外部和内部兩種原因互動的一個結果,評論家和學者能夠走出學術研究的高地,他們第一動因首先肯定是聽從自己内心的召喚,所以他們的選擇也是面對一個時代的變化,做出一個順應性的變化。

上海師範大學副教授朱軍以“當代城市知識分子寫作的憂郁美學”為議題發言。他從中國古典詩學中尋找,發現沒有“憂郁”這個詞。所以他認為“憂郁”是一個現代性的詞彙。我們在沒有這個詞彙之前,是不能理解它的本質上的定義的,在中國隻有愁,憂愁,我們隻能說中國傳統詩學和憂郁比較接近的是憂愁,憂愁也分成哀愁或者閑愁。朱老師認為,憂郁代表着一種知識分子特有的神聖的靈魂病,或者神聖的一種疾病,這種神聖的疾病,其實代表着一種主題性的内在的投射,不是從心理學意義上來诠釋的,其實是在本體論意義上的一種解釋,這種本體論意義上的解釋,其實成為開啟一個隐蔽的知識王國的鑰匙,學者小說對我們最大的啟發就在這裡。

本次圓桌會議由上海師範大學劉忠教授進行了評議。他表示,參與讨論的學者從學者小說的本體、學者小說的風格、接受度這三個方面展開,在熱烈中有很冷靜的思考,其中學者與小說的雙向流動值得深思,特别是湯教授提出的關于學者小說雅俗共賞的問題。我們的文學是否會終結于網絡文學?劉教授覺得,目前來看網絡文學确實很強大,在中國文學史上,中國文化史上,每一次載體的改變都是量級的,比如說書寫工具的改變,紙質進入書寫的領域,一下使我們的文學傳播更廣了。現在呢?如果輕輕的觸屏就與這個世界連在一起,網絡一下子讓我們的文學空間更大了更廣了。

下午會議第一位發言者是上海大學教授、小說家葛紅兵,他以《創意寫作下的“故事”》為話題,從以往存在的三種話語視角的互相沖突關系談到文學的本質問題,并探讨“故事”與“事件”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不應從客觀現實性的社會政治角度探究文學本質,而是和“故事”接壤的“事件”,但“事件”還不是“故事”,“事件”沒有被賦予意義的時候并無用處,“意義”是“事件”進入“故事”的渠道,可以通過将“故事”科學化的類型學研究,打開“事件”和“意義”之間的關聯。

同濟大學教授、小說家張生的發言題為《從上海到加州:談談我的跨文化寫作》,他以自己的小說集《乘灰狗旅行》為出發點,探讨“美國神話”與“美國夢”的破碎。《乘灰狗旅行》裡的小說《星期天》《冰水》等皆以在美華人為主人公,抱着美國是暴力和色情的西方想象赴美,最後發現美國是正常且很講究規矩的國度,曾經的“美國夢”宣布破碎。張生認為:“作家訪問的不是世界,而是訪問自己”,訪問世界的過程是訪問自己精神世界的過程。

複旦大學教授、小說家王宏圖在《小說變革的潛力及其邊界》的發言中認為學者小說的提出源于現今小說遇到瓶頸期以及對文學精品的渴望。王宏圖以堂吉诃德形象的經典化、茅盾文學獎得主李洱的《應物兄》為例,論述小說形式和文體的多樣性,他認為觀念性和技巧性強的小說可能缺少一定的觀賞性和閱讀性,因此在小說創作實踐的時候,在原本的小說叙述方式上進行一定的拓寬是可行的,但并不建議完全颠覆古老的固有的叙述方式。

西北師範大學教授、小說家徐兆壽在《小說創作與學術研究》中提出三對關系:學術與作家、學者與作者、人與世界,他主張應該回到古老的學科合一的狀态,重新思考文學應該怎麼辦,是學術的文學?還是人的文學?徐兆壽最後提出數個問題:小說必須被所有人看懂嗎?是否把學者低俗化?試圖将小說寫作的所有角度窮盡,再打造一個恒定規則是現實的嗎?小說家是一定沒有學術涵養隻有才氣的人嗎?

浙江傳媒學院教授、小說家劉業偉的發言《啟蒙·創意與媒介》,以“啟蒙”、“創意”、“媒介”為核心關鍵詞,認為從“五四”至今關于小說革命的問題實際是小說的雅俗之變的反複,文學的發展伴随着表達方式的變化,但是文學的創意是不變的。關注文學,還需要關注文學之外的東西,即傳媒媒介,文學的媒介從口頭到甲骨文、紙張、網絡,再到現在的屏文學,這或許是小說革命未來的方向。劉業偉認為小說的學者化與學者的小說化,這兩化與學者小說之間的區别還有很多的可探讨性。

複旦大學教授栾梅健對該組成員的發言作出評議,他認為學者進行創作的體會會對當代小說的創作有所啟發,學者能夠将自己的生活和學術經驗上升到文學層面的創作經驗。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小說家楊劍龍主張《講述有意思的故事》,他認為小說應該講述有故事且有意思的。學者“下水”的現象興起,但是不管小說的觀念如何,隻要能夠将自己的生活經驗帶入文學創作,努力創作出具有自我生活感受與體驗的小說,都能夠為當代小說創作帶來新的生機。他以其長篇小說《金牛河》的創作,談論其從生活到創作的感悟。


南昌大學教授、小說家袁萍以《我的大學寫作》為話題,從美國電影中涵蓋性别沖突、種族沖突、情感沖突,指出小說創作同樣需要生活的廣闊性、情感的複雜性。她認為,莊重的文學問題固然好,但不是唯一,應該允許文學的多樣性存在,任何限定都是對小說創作的束縛,小說應該具備開放性和差異性,由此學者小說的豐富多樣性應該是被允許的。


同濟大學教授、小說家萬燕以《哲學的小說遇到民間的小調》為題,她認為學者需掌握三種書:紙張之書、自然之書、生活之書。學者呈現的是對學養的要求,小說是一種高級的“玩”的要求。萬燕通過父輩的民間故事“怕老婆”為例,指出學者的文學創作會利用小細節和大符号對小說故事進行建構,學者小說需要關注學養、智商和道德問題。

西北師範大學教授、小說家徐兆壽評議了以上的發言,他認為寫作和人生必須有意思,女性作家創作的“小衆性”和“單數性”有存在的必要性。

南昌大學李洪華教授以《社會轉型時期的學者小說》為題作主題發言,他分三方面展開:一是學者小說的出現,學者小說擁有久遠傳統,可追溯到清代諷刺小說。二是學者小說存在的問題。學者小說類型的界定主要從創作主體的角度為标準,無法在内涵和外延方面作出确定,缺乏明确指向。三是學者小說研究的可能,伴随着學者小說的大量出現,學者小說研究也會逐漸蓬勃發展。

上海師範大學副教授劉暢作了題為《學者小說與知識分子的自我書寫》的發言,他認為學者小說與非學者小說的區别,在于學者小說的作者是某領域的研究專家,貫穿作品中的是知識分子對于自我、曆史和精神的反思及問題意識。學者小說仍存在一定問題:一是學者小說概念的泛化,二是如何講好小說,規避理性太強和情禮趣難以平衡的問題。

複旦大學博士後戰玉冰在《學者小說創作中的“學術研究經驗”》中,認為學者小說的概念存在着模糊性,并從小說創作身份、小說題材等角度對學者小說進行解讀,指出學者小說中透露學者氣息和涵養,是學者在學院生活層面的不同經驗,包括獨特的學識積累和學識研究經驗的反映。

在評議環節裡,上海師範大學黃轶教授認為,學理層面對于學者小說概念下定義是必要的,學者小說是一種現象,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學者小說也會因為新的沖擊碰撞煥發新的生機活力。

與會者在自由讨論環節發言踴躍,文學博士、小說家唐墨女士以作家的身份表達了自己對寫作最純真的熱愛,寫作于她是一種信仰和歸宿,她在寫作中感受到了理想主義的情懷、豐富了視野并堅定了自我生命的獨立立場。王雪瑛女士對自己上午的發言進行了一個補充,她以《朝霞》《民謠》《金牛河》三部學者創作的小說為例,闡述了作者在小說創作中的自我,以及小說文本中的個體等相關問題,為與會者提供了一種關于學者小說新的理解方式。王宏圖教授和葛紅兵教授也紛紛發言表達了自己關于學者與小說創作二者之間的複雜關系。最後,楊劍龍教授向與會者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不管是學者小說,還是作家小說,今天到底如何叙事?通過提出這個問題,楊劍龍教授向與會學者提出了新的期望。

閉幕式上,上海大學郝雨教授作總結發言,他認為學者小說擁有合法身份必須進行在學術層面實現概念的界定,除創作主體之外的其他視角都應被關注。在對學者小說下定義的基礎上,發覺學者小說的特征,形成概念體系,文學創作應該擁有不同的類型,但是必須有所規範,研究才能真正得到一個基本的認可。

楊劍龍教授表達了舉辦此次會議的想法和目的,他希望與會者并不在一次會議就解決問題,把問題提出來,讓大家引起重視,尤其是這些學者小說家的創作,以後肯定會有更多的學人,包括研究生來閱讀、觀照、研究這些作家創作,或者作為一個文學現象來分析、研究。最後,周勵女士宣布大會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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