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毫無疑問，當今時代正在經曆人類曆史上空前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如何在總結中國經驗、闡釋中國理念、貢獻中國智慧的基礎上，确立新的定位、探索新的範式、産生新的作為？2018年以來，教育部發出大力建設新文科的倡議，正回應着變革時代中人文社會科學知識體系創新發展的要求，各個學科也在此過程中形成了一定理論與實踐成果。為進一步把握新文科建設與發展的總體方向，探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未來轉型，《探索與争鳴》編輯部組織系列筆談“大變局下的新文科”。第一組讨論聚焦曆史學的視角，集合了曆史學者對此問題的思考。編輯部特提前推出部分篇章以飨讀者。
“破五唯”的同時，新文科能否從根本上打破各種“學術門檻”？
陳恒 | 上海師範大學世界史系教授
本文将刊于《探索與争鳴》2021年第10期，具體内容以正刊為準
新文科這一命題是知識生産、知識形态更新中的永久主題，此時提出更具時代性，富有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我們要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考慮這一問題，要看大勢，研究時代的變遷與文化中心的轉移，及未來的可能發展趨勢。既要敬畏學術的神聖性，也要留意學術與政治的關系；既要審視當今世界學術發展态勢與人才培養格局，也要回顧曆史，展望未來可能發生的一切；既要采取一切優秀文化成果皆為我用的拿來主義态度，也要成為知識生産的主體，乃至解釋世界的主體。而不是簡單地就事論事，也許隻有如此，才能做到“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讓中華文化吐故納新，再創輝煌。
為什麼提出新文科建設？
在我看來，新工科、新農科、新醫科、新文科就是學術界的“一帶一路”，是學術基建項目，強調的是創新人才的培養，放眼的是中國學術在世界學術版圖中的位置。一方面，我們的文科發展已經遠遠不能滿足國家發展的需要，不符合時代的需求，尤其是數字時代下培養具備世界眼光的戰略文科人才顯得尤其緊迫；另一方面，我們的文科與世界的文科還是有差距的，隻有擺正了這個心态，才能正确認識我們文科今天的位置與未來的位置，是想辦法如何盡快縮短這種差距的問題。一言以蔽之，新文科就是要為解決知識生産、學術發展中的瓶頸問題培養大量創新人才，就是要培養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思想家、學術大師、學術領袖與學術發展規劃大師，掌握人文學術的話語權。
曆史上的知識生産與文化中心在不斷發生變化。人類進入文字社會後的古代世界，其知識中心在歐亞大陸的地中海世界、東亞和南亞。就地中海世界而言，從古代雅典、羅馬、耶路撒冷、亞曆山大裡亞到中世紀的拉丁世界，再到阿拉伯的智慧宮，伴随新航路開辟和地理大發現，世界知識中心在不斷發生變化。地理大發現促使近代西方世界發現世俗時間、世界空間、他者文明、自然世界，并使之豐富的時代。西方世界不斷使上述“四大發現”系統化、理論化、經典化、文明化，并且将随之而來的知識全面技術化、規範化、标準化，極大提升了西方的力量，奠定了近代西方霸權的基礎，其文化霸權一直持續至今，影響着世界各地知識形态的變化。
作為歐亞大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自然一直在不斷吸收域外文化。尤其是晚明以來，中國學術逐漸發生變化，成為世界學術的一部分。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就借蘇格拉底之口說：幾何學是能把人的靈魂引向真理而認識永恒事務的學問。徐光啟敏銳地注意到了注重直觀、體驗、經驗的中國人所缺少的古希臘那種注重思辨、理性、分析、實證，剖析整體再加以綜合的思維方式，也許這是翻譯《幾何原本》的初心吧，全面體現了西方世界的公理化方法和演繹推理的精妙之處。可以說，徐光啟是文化意義上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近代以來的中國越來越向西方靠攏，文化上越來越向西方學習，傳統的文化表現形式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比如學術著作的章節目三級目錄格式、學術論文注釋格式，乃至行文格式、語言、文風等，可以說都是歐風美雨洗禮的産物。我們不是說歐風美雨不好，而是說認識世界、看待世界、表現世界、解釋世界的方式多種多樣，都有其合理的地方。我們傳統的獨具特色的解釋世界的方式是有的，但丢失了。未來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看待世界、解釋世界？這是時代的命題。我們不僅要成為特定時代的知識消費者，更要成為特定時代的知識生産者，生産别人願意、樂意、快意消費的知識。
新文科建設歸根到底是文化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在本質上是文化自信問題，文化優勢問題。中國學術與世界學術的關系就是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主要國家要有主流文化，學術是真正的文化軟實力，其他文化都是學術文化的延伸。要實現這一目标，僅靠音樂、舞蹈、書法等感官文化是不夠的，僅靠媒體、宣傳、出版等動員文化是不足以支撐的，僅靠語言、文字、音像等記載文化還為時過早，隻有依靠教育，依靠基礎教育，依靠文科教育，依靠文史哲教育，才是最基本的保證。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挖掘傳統文化，使之發揚光大，另一方面使傳統文化融入世界，煥發新的魅力。
新文科建設的重點何在？
我們必須認真思考此類問題：文科的内涵是什麼？如何準确理解新文科的内涵？新文科建設的重點是什麼？隻有把内涵與外延厘定清楚，才會收放自如，不盲目追風。
當下的學科概念與學科分類是西方學術傳入中國後本土化的産物。學科體系是知識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反映着人類從不同角度對世界的認知。同自然科學一樣，創新是文科内在的生命力，是人類發展進步的主要基礎，特别值得重視。文科作為一個大類，内涵很豐富，大緻包括人文科學（文史哲馬）、社會科學（法經管）、藝術學（藝術學理論、音樂與舞蹈學、戲劇與影視學、美術學、設計學）、教育學等，其建設理念、發展路徑是不一樣的，所擔承的帶動作用也是不一樣的。
先看社會科學。教育部2021年6月9日公示了首批中國經濟學教材編寫拟入選的13所學校、25個團隊。在“馬工程”之外，首先啟動的是經濟學教材，一方面是因為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積累了大量寶貴經驗，需要總結；另一方面，經濟學領域西化最為嚴重，缺乏思考的拿來主義盛行，當然需要整頓與肅清。再如，中國大約有700所大學開設了法學專業，有600多家法學院，法學據說是中國最大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但就業率不高。在中國研究政治學，需要分清政治與政治學之間的關系，道路還很遙遠……這些案例說明，過去幾十年間，應用學科走得太快，雖然經驗數據積累了很多，但缺乏理論概括和提升，需要新的建設。
藝術學作為一個學科門類是在2011年設立的，下設5個一級學科，分别是藝術學理論、音樂與舞蹈學、戲劇與影視學、美術學和設計學。當代中國音樂、戲劇、影視、美術、設計在方方面面都取得長足發展，但對其發展史的總結與理論概括似乎嚴重不足。其中藝術學理論似乎成為雞肋，各個學校都沒有花費精力進行認真建設。一方面，藝術理論這個學科的内涵不夠清晰，另一方面，也許是複雜的學科糾纏使其處于複雜的發展環境中，藝術學理論與中文的文藝學、哲學的美學多有重疊之處，很多學校甚至是一套人馬三塊牌子，大家難以理解。這或許就是中國高等教育混亂的一面。因此，究竟如何發展這個龐大的學科門類，是值得我們認真讨論的。
在中國，教育學是一個特殊的學科，是各個師範大學、師範學院的招牌學科，對中國教育發展起着重要作用。但個人對這個學科的理解一直很膚淺，直覺告訴我整個教育學科的專業成熟度不高，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從業者不夠努力或整體素養不高，而是這個學科内在的複雜性與挑戰性太大。看似入門“易”，實則登堂“難”。學科問題也不少。比如學者們主要以解讀官方政策文件為己任，研究缺乏自己的獨立性，習慣做依附性的“唯上”研究，成果自然不能對現行政策施加影響，更不能發揮引領教育實踐的作用。再如，這個學科有各式各樣的“小專家”，但缺少真正的大家。新一代年輕學者，特别是有海歸背景的，長于定量研究。他們做出的成果看似很牛，與國際接軌，能發SSCI論文，但大多方法精緻、結論平庸，許多在國際雜志刊發的論文，表面光鮮亮麗，實際上價值不大，對學科發展、對本國教育的進步貢獻不大。另一方面，老一輩的研究者了解國情，有想法，長于思辨，但研究方法不夠規範，也是時代造成的緻命傷。
馬克思主義理論屬于法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有人提議使之成為獨立的學科門類），是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也是當下一切學科的靈魂，下設四個二級學科：科學社會主義、中國共産黨曆史、思想政治教育、馬克思主義理論。其主要任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對外傳播）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國家正在重點建設，相信不久的将來會取得很大成績。
因此，在我看來，新文科建設的重點應該在于文史哲，文史哲應該是新文科建設的主戰場，尤其曆史學建設應該是重中之重。習近平總書記說“曆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這是因為一切皆史，萬物都有自己的過去，曆史是研究者對過往事實進行收集、綜合、分析的過程，使人可以得到系統的訓練。曆史學是有關時間、空間的學問，研究具體的人、事、觀念等在時空中的流變。讀史使人明智，說的是研究曆史可以培養全面的人、完善的人，這種學科培養出來的人往往具有大視野、大胸懷、大格局，因此會更加理解别人，也會更加寬容，容易形成“天時地利人和”的局面。文史哲建設不好，則其他新文科建設都是空中樓閣，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能行之久遠。當然，将曆史學極端化的兩種傾向是我們要堅決反對的，一是将曆史意識形态化，一是将曆史技術化，這不是曆史學的根本目的，受這兩種傾向影響培養出來的人才，也不是我們需要的人才。
曆史學的價值在于依賴常識進行總體與宏觀的審視，離開這點就是孤立/孤獨的專門史了；曆史學家擅長文本分析和曆史叙事，如果隻是一味地借助社會科學，使用大量的數據與深奧的理論，那就是自我矮化，脫離曆史學本來的目的。曆史之樹常青在于會不斷湧現新問題，曆史學家的長處就是要善于尋找材料、解釋材料，從而解答現實問題。
新文科與三大體系建設
法國著名史學家布羅代爾認為：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之間确實存在一種“曆史學”的不平衡。歐洲在發明了曆史學家這一職業後，便用曆史學家為自己效力。歐洲自己的來龍去脈既已弄清，就随時準備提供證據和提要求。非歐洲的曆史學才剛起步。在知識和解釋的平衡尚未恢複時，曆史學家将始終難以解開世界史的難題，即歐洲優先的起因。這正是李約瑟的苦惱，他研究的科技史相對來說比較明朗，然而要确定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也很費勁。
布羅代爾在這裡表達了兩層意思。一方面，曆史知識與現實需求之間是互動的、相互影響的，曆史研究深受現實需要的影響，曆史學家脫離不了時代的約束；另一方面，解釋世界的路徑與方法是多種多樣的、豐富多彩的，曆史研究最有趣、最有挑戰性的部分有時并非曆史事實，而是曆史問題給當今世界帶來的啟示。按此道理，雖然曆史學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但這種不平衡遲早是要發生變化的。
追求客觀性是曆史學的一個基本準則，是曆史學家的命脈，但這種客觀性很多時候隻是高貴的夢想。曆史總是要服務現實，随時代變遷而呈現出靈活多樣的解釋，給人留足想象的空間。
當今世界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主要是歐美構建的，我們隻是在他們構建的體系進行探索，這種情況要一直延續下去嗎？要延續到何時？比如當代史學界解釋世界的方式有世界體系理論、依附理論、全球史與跨國史理論基本源于歐美，未來的中國曆史學家能提供出什麼樣的世界曆史解釋理論呢？
我們已經是出版大國，但是不是出版強國了呢？我們已經是教育大國，但是不是教育強國呢？從世界學術整體來看，我們對世界學術的貢獻究竟有多少？尤其近兩百年以來的學術貢獻，我們占有多大比例？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大力發展基礎學科，基礎理科需要，基礎文科更需要，而不能僅僅是發展應用學科，缺少基礎性創新人才，如何構建三大體系呢？
新文科的本質就要培養能構建學術芯片的基礎性創新人才，構建出令人信服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知識體系、學術體系，捷足固然可以領先，後來未必不能居上。知識生産的賽場就是“學術奧運”，隻有通過積極的行動，不斷發現自然的規律、社會的機制、心靈的奧秘，從中獲得認同。大師要，大樓也要，兩手都要硬。這裡的大樓是指學術研究的基礎建設，既包含人才培養，也包含基礎數據庫發展建設，更包括構建合理的學術發展體制機制。
我舉雙手贊成當下教育領域反“五唯”的問題，堅決克服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頑瘴痼疾，從根本上解決教育評價指揮棒問題。人的才能不能與文憑、論文、項目等挂鈎，就是要打破學術上的各種門檻，給草根留有機會。但我們也要警惕新的、隐形的、更加“技術地”與各種身份挂鈎的現象。比如現在的教材研究基地、文科實驗室、某些重要教材的編寫，都設置了諸如“全國第四輪學科評估學科排名在A-以上（含A-）的高校可牽頭申報”之類的門檻。如此下去，怎麼可能形成學術百花齊放的局面呢？如果我們不能從内心真誠地認識到這些問題所帶來的危害，不進行體制機制改革，新文科建設也許也會是一場空。
馬克思說：曆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産力；由于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曆史是結果”。學術研究也是這個道理，學術的繁榮發展靠的是造就各類合格的人才，從而推動人類對世界認知的不斷深入。我們的人才培養任重而道遠，新文科的使命剛剛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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