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中國與世界：近代大變局下的中國文學新形态”國際學術會議在上海師範大學徐彙校區成功舉辦。會議特設圓桌論壇，來自北京大學、複旦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華東師範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等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聚焦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近代中國文學新形态的發生與特點，進行了跨學科對話，帶來了一場學術盛宴。
從傅蘭雅的預判說起
複旦大學的段懷清教授以“傅蘭雅的三個預判”為引子，開啟了論壇對話。晚清最為重要的西學東漸的使者之一傅蘭雅（John Fryer），在1895年5月22日寫給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董事會的求職信中，對晚清以來中國近代知識教育的發展進程進行了簡要概述，涉及中國的知識教育、語言文學以及學術語言三個領域的變革。根據傅蘭雅的預判，中國知識教育的未來必然是留學生取代傳教士，成為中國近代知識教育變革最主要的力量。關于中國語言文學的前景，他認為，随着西方知識和西方語言在中國的不斷傳播，中國文學将走向衰敗甚至走向毀滅。同時，他預判中國未來的學術語言是英語。然而，從中國近代知識教育，特别是學校教育的發展曆程來看，傅蘭雅的第一個預判基本符合中國曆史的發展情況，即針對中國近代知識教育，他提出會經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大量翻譯西方科學著述，第二個階段是逐漸發現，僅僅借助于這些翻譯的著作，是無法滿足中國知識教育的近代化需要的。因而，他認為中國需要派留學生到歐美國家留學，這些歸國留學生會迅速成為中國近代知識教育的主體和主力。
縱觀傅蘭雅在晚清中國的地位，尤其是他對晚清中國的科學教育的貢獻，段懷清教授直言：“在看到傅蘭雅檔案中的關于這三個預判的文獻材料時，對于我，多少還是有不小的觸動。”清末新式學堂的大量出現，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就是晚清以來翻譯的大量西方教科書，事實上傅蘭雅是這些教科書最重要的譯者之一。結合傅蘭雅的影響力與第一個預判的“準确性”，學界不免會對其剩下的兩個預判給予更多關注與思考。“顯而易見，傅蘭雅後面的兩個預判，在某種意義上都不符合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現實，但又不能說這兩個預判在我們某些領域或某些方面就完全不真實。”段懷清教授以第三個預判為例：“比如說我們現在的自然科學領域裡面，中國科學家做的最好的論文一定是力求發表在《自然》或者《科學》等世界最有影響的學術雜志上，那些雜志不是用中文，媒體文章、學術文章也不是用中文來書寫。”就這一點而言，似乎“英語成為中國的學術語言”的預判兌現了一部分。但段教授更多地強調認為，不能如此簡單地理解傅蘭雅的描述，要注意“傅蘭雅預判中最基本的語境”，即晚清以來的西學東漸，具體是指傳教士們帶進中國的這一場知識運動。一方面，傅蘭雅提出學術語言變革是基于當時中國的知識教育不斷細化的語境，另一方面，對于當時世界上的殖民地國家來說，宗主國的語言往往成為當地官方或者是具有主導性的語言。在殖民擴張的世界格局中，本土語言以何種方式存在？或者說語言的權力處于何種地位？段懷清教授認為：“這一點或許才是傅蘭雅提出預判的某種依據。”陳建華教授同樣認為，香港的半殖民的實現，是傅蘭雅對中國的語言文學缺乏“信心”的一個重要原因：“自從開埠之後，已經有差不多半個世紀，他有足夠的信心，像上海這樣的一個地方，早就成為世界文明的各種制度、學說的實驗地。傅蘭雅似乎看到了未來，因為他們一開始就提倡羅馬字，根據中國的文言提倡白話，取得了他們可能認為相當的成就。”
段懷清教授率先梳理了傅蘭雅提出三個預判的兩個方面的依據。一方面，就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情形來說，1894年中日甲午戰争後，外界對中國知識界的沖擊遠超此前任何一次西學輸入：“這一次對中國知識界的沖擊，甚至于讓傅蘭雅這一類來華傳教士都深切地感受到了。以前的中國士大夫階層也罷，或者總體意義上的所謂知識階層也罷，對西學所持的态度，遠遠不及他在1894年所觀察到的西方世界所帶給中國知識階級的總體性的一種刺激，或者說沖擊。”正是在1895年前後，當時的政府官員已經找到傅蘭雅，開始對近代中國進行一些制度性的改革及思想準備。另一方面，從傅蘭雅個人角度來說，段懷清教授根據傅蘭雅檔案中的新材料，推斷他發起“時新小說征文”是為了向加州大學申請教職。加州大學強調申請人對中國語言文學的研究，而傅蘭雅的貢獻更多是集中在西學東漸，即把西方的著作譯成中文這一方面。“韓南教授并不知道，傅蘭雅當年的150多篇時新小說征文，就放在加州大學的某一個地下書庫，他也沒有看到過相關的書信往來，所以我們就會發現韓南教授是從一個非常正面的積極的角度肯定時新小說征文活動。但如果他看到了傅蘭雅檔案裡面相關的另外一些材料，就會發現，時新小說征文是傅蘭雅離開中國之前，非常倉促組織的一次活動。事實上，在組織這次征文的時候，他已經在向加州大學申請教職了。”
因此，在看待傅蘭雅的三個預判時，比起反駁其預判的準确性，思考這三個預判給現代學術界研究中國近代文學帶來何種啟示更為重要也更有意義。“傅蘭雅發表言論的一個依據，就是新文學的起點問題。”在理解傅蘭雅關于“中國語言文學會最終走向毀滅”的預判時，需要考慮傅蘭雅提到的中國語言文學到底指向哪一種文學。中國文學至今依然存在，是毫無疑問的事實，甚至一些學者認為，20世紀的中國文學在協調來自傳統和外部的沖擊的進程中，呈現了一種全新的局面。然而，“如果傅蘭雅所說的語言文學，不是指我們今天所說的新文學置身其中的現代文學和現代語言，而是指中國古典語言或者古代語言和古代文學的話，傅蘭雅的預判不能說全然的沒有預見性。”段懷清教授進一步解釋說：“傅蘭雅的預判中，并沒有說可能會出現一種新語言或者說新文學，但是他預見了在這樣一種中國的知識教育、學校教育不斷西方化或者說近代化的進程當中，可能會給中國的語言文學帶來的沖擊。”
戴燕教授從更為積極的方面，回應了傅蘭雅的三個預判。比起“預判”一詞，戴教授更願意稱之為傅蘭雅的一種“認識或理想”。她從多年研究古代文學和近代文學的學術經驗出發，從兩方面剖析了傅蘭雅這種“認識”的意義。一方面，不僅是近代的中國語言文學：“中國古代文學一開始是白話文，之後很快就不光是口語文學，後來傳統的經典、士大夫也慢慢容納進去。”文學在發展過程中受到各種沖擊，逐漸融合并轉變成一種新的文學形态，這是文學發展的必然。在這層意義上來說，舊的文學都是走向“毀滅”的。另一方面，對近代中國語言文學的認識，不僅是傅蘭雅，“五四”學人諸如胡适等人，也對中國的語言文學提出過種種想法乃至改革的實踐。“傅蘭雅當年的認識或者說理想，是不是都能夠實現呢？我想今天大家已經看到這個過程。”戴燕教授進一步以趙元任等曾提出的“人工語”為例。趙元任的語言學理論完全源自歐洲，在語言文字改革方面，他十分贊成拉丁化，熱心于編寫國語課本，自己發行一套錄音的标準音，物理學标準化的成功移植讓他認為語言學也應該如此。然而趙元任說“我做的語言，當年設想是可以有一人工語作為标準語的，可惜不能夠實現，最終還是以北京音為主音作為國語。”戴燕教授從更加宏大和整體的視角看待這種“理想”：“其實有時候我們看整個的過程，就是開始時的理想，到後來是要慢慢打折扣的，能實現多少？其實中國講到晚清近代，已經100多年了，100多年能有這麼大的變化已經了不起了。像我研究的文學史，我每年要上文學史課，都從先秦講起，到後面而言，變化就緩慢得多。所以要這樣比較起來，近代文學100年的變化已經太了不起了。”傅蘭雅的三個預判是時代背景和他個人的學術經驗融合的産物，不僅是傅蘭雅，不僅是“五四”學人，“時間會校正個人的變化”。戴燕教授認為，在應對近代的諸種個人“設想”時，要意識到，個人身處大變局時代的時候，需要察覺到對話對象的改變，并及時調整論述姿态，這是與傳統文學研究最大的不同，即近代文學中存在着“四面八方的預案”。
傳統與現代融合的再思考
正如戴燕教授所言，當今時代與近代最相似的一點是，都要“應對四面八方的挑戰”，“五四”學者的種種建議或者說預案，正是為了應對這些挑戰而來，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來自傳統的挑戰。傳統不斷地“複辟”，“我想我也可以坦白地說，我看到周圍的文學發生的變化，比如說大家越來越覺得傳統都是好東西，越來越趨近傳統，越來越想把傳統恢複并撿起來。”因此，在近代文學的研究中，如何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是重中之重的問題。傳統絕非完全僅是一種挑戰，戴燕教授同時也認為傳統更為關鍵的身份是“古代文學是近代以後新文學的來源之一”，新文學裡有舊傳統，這是學界的共識，但戴燕教授要強調的是，古典文學之所以能變成新文學的資源之一，是“經過新的價值、新的觀念重新估定、重新整理之後的古代文學。”今天所談及的“中國的文藝複興”，是一個經過重新總結、重新梳理後的古代文學，借用胡适的話來說，是“重新估定價值的古代文學”。戴燕教授以自己撰寫學術史的長期學術經驗來舉例：“我一個做古代研究的人，都覺得好像還是要回到五四時候所提倡的，要把這個傳統，重新估定價值再來學習它，研究它，或者說恢複它，我是不贊成完全、甚至我覺得恢複也不可能，而是要重新估定之後再繼續把它作為新文學的資源。”
陳廣宏教授同樣認為古代文學是近代文學的資源來源之一，這更多體現在理論方法建構的互通性和可參考性上。他從研究古代文學的學術背景和經曆談起，提出了揭示近代文學新形态的方法設想：“如何體現、揭示中國文學的新形态，我想就我對古代文學研究的認識來說，比如說通過還原，通過去弊，通過解構，其實我們或許就可以找到或者說揭示文學的新形态。”陳廣宏教授的這一想法是基于古代文學研究的法則：“我自己是研究古代文學的，我也一直有一個比較老派的想法，覺得研究古代的，無論文史，尋找事實、揭示真相，好像就是我們的任務。”所謂尋找中國新文學的形态，更要回到現代學術概念誕生之初，有學者稱之為“起點”，陳廣宏教授則稱之為“原點”，也有研究古今演變的學者稱之為“臨切點”，都說明了“近代”這樣一個時空變局，對傳統文學和新文學研究來說，具有無可比拟的重要性及價值。
北京大學的陸胤副教授以八十年代《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的編撰轶事回應了陳廣宏教授“回到原點”的說法。施蟄存老先生認為，散文這一卷應該以文藝性的散文為主要，但其實近代編不出那麼多文藝性散文，這樣最後可能拿出來的篇幅會很少。北大的季鎮淮先生反對施蟄存先生的觀點，認為不能把散文局限在文藝性散文。近代文學文章最重要的特點，還有政治性和思想性。陸胤教授指出，“這件事就提示我們如何來思考近代，它能夠為我們重新思考文學的意義提供一個非常重要的刺激。”文學研究要回到近代語境中，當時“文學”這個詞的定義還沒有完全固定下來。陸胤進一步從“文學教育”的古今演變闡述了回到原點的意義。“比如說林樂之翻譯《文學新國策》，因為文學就是教育，但是你回過頭來想，确實中國古代的詩文之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教育”，“五四以後，我們的很多文學教育，隻是讓你去看、去欣賞、去審美，從這種審美的内在性角度去理解文學。而中國古人的文學教育其實最重要的是要教你去寫，這跟我們現代的文學教育是完全不一樣的。”陸胤指出，如果從現代的定義回過頭去追溯，會發現古人的“文學”概念被放得更大，包括了教育，包括了文人之間的交往，包括了讀寫的問題，閱讀史的問題，書籍史的問題，而上述這些方面，“其實都是應該放在晚清這一段的文學研究的範圍之内的。”
戴燕教授、陳廣宏教授和陸胤副教授從“傳統文學”的視野，建立了傳統與現代多層次的聯系。上海師範大學朱軍教授進一步補充了“現代文學”的視野。朱軍教授強調了傳統文學研究視角和多學科的研究視角對現代文學研究視角的輔助作用。他認為僅僅依靠現代文學的學術背景，是無法承擔近代文學研究的。“很多學者聚焦中國和近現代文學的語文或者是文字轉變問題，如果僅從現代文學的視野來考慮這個問題，很多人沒有太大的底氣，因為現代文學研究者一般将文學革命歸結到胡适他們這些人和新青年提出來的一套思想和研究路徑。但事實上可以說，如果是一個完全現代文學出身的學者，很難讀懂《胡适全集》及其他的一些經典。”朱軍以閱讀和理解胡适為例，胡适晚年一直從事《水經注》的研究，他的研究已涉及到整個文學思想和思想史部分。胡适的學術領域不僅與文學革命相關，他對中國思想史、文學史都有屬于自己的獨特見解和比較全面深入的研究。比如胡适關于文字的觀念，一方面借鑒了章太炎，另一方面又融合了西方關于思想和“情”的概念。對于現代文學的研究，需要加上傳統文學和其他學科視角的輔助，才能不以偏概全。比如加上傳統文學的研究視角後，便能剖析出胡适和章太炎在語言文字之學上的不同面向：“胡适所強調的文和章太炎章他們的文，是做小學的研究使命，它就是在于以文學結合筋骨懸隔的時代，他尊重文字的原始狀态，所以從文字的原始狀态是最終文明的最本意的狀态。文最本意的訓誡和最初的形态，接近一種所謂的理想的精神的境界，所以這個思想也是章太炎為什麼要從文字工具入手，強調文字，它有一種書契記事和修辭立誠的功能。但是胡适其實是表層的意思，因為胡适的言之有文就是言之有志，就是對文學純真的追求，這一點他和章太炎是一緻的。但章太炎是通過文字來處理複古，他是尋求文明的本意，文明最初的理想狀态，但胡适是借助文字來革命，這個是他們不同的一個面向。”同樣，借助多學科的視角，注意中國文學具有曆史的延續性和獨特的言文關系，就會發現胡适的語言變革有兩個矛盾的方面：“一個是從希臘文、拉丁文的曆史，語言的進化曆史來比附中國的語言革命，但事實上我們知道拉丁文、希臘文是死文字，它和我們中國的活文字是不一樣的，我們中國的文言文是一脈相承的，本土産生的本身就是一種應用的文字，它的語體和文字是血肉難分的關系。它并不是像希臘文和拉丁文這樣是外國文字，對他們來說拉丁文、希臘文已經是文字和外國文字。”五四學人通過簡單的比附，強化了言文分離和俗語的文學，但事實上不能通過完全的言文分離觀念來分析中國的傳統問題。”另外一個是通俗文學的問題，因為通俗文學是和文藝複興時代城市的布爾喬亞的興起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特别是南宋時期繁榮，中國南宋時期的文化，也是和其密不可分的，所以這通俗文學發展的過程也是社會經濟史的過程。“現今的研究中，由于現代文學的研究視角過于強調文學的啟蒙功能，突出了平民文學和人的文學的觀念，實際上是弱化了城市起源和固化條件的特征，”以至于到後面的文藝大衆化以後，包括民族文學形式的一些運動，它更加強調了所謂的民間文學，是以農民為主體的一種文化的主體性，所以它其實割裂了現代文學和通俗文學這樣的一種發展的血脈關系。“由此帶來的是現代文學研究和通俗文學研究的割裂”。因此，現代文學的研究視角需要與傳統文學的研究視角以及多學科的視野相結合。朱軍指出，現代文學的研究視角也會反作用于對傳統文學的研究和理解。以“中國文藝複興”為例，胡适認為唐宋之後是一種進化的曆史，所謂文藝的複興，是宋代的文學延續至今的一種文學複興運動，但當時也有學者堅持唐宋之後的文學是退化的。同一段曆史，有兩種不同的思路，“這樣辯證的思考方式有助于對整個中國宋代以來的平民化文學的現代性觀念進行重新的理解。”
中國與世界視野的融合
戴燕教授認為，“中國近代文學100年的變化已經太了不起了，我想是源于中國真的向世界打開了，整個的語境不一樣，近代要應付四面八方的東西，跟傳統中國在這一點上是很不一樣的。”近代文學生成的背景是“西學東漸”，是在古今中西的交流與碰撞之中，在這種複雜且變化的語境之中構建起一個時空變局。陳廣宏教授指出：“近代中國是一個新平台，有很大的一個可闡釋的空間，或者說有很大的彈性，這是一種交叉的、開放的，而且是可以持續不斷的研究空間，我覺得是可以形成更開放的、更大的交叉對話。”近代文學研究誠然不能忽視與傳統文學研究的聯系，然而更值得思考的是，當中國傳統觀念的傳承與西方觀念的輸入，二者彙聚在中國近代文學的形态中時，如何平衡古今中西的關系。
按照周興陸教授的思考，章培恒先生提出的“古今演變”觀念無疑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并且已經被目前大部分學者接受并秉持，然而古今演變的觀念并非是僅僅講近代的，從古代一直到當代，每個時代都有這樣的一個演變。涉及到近代文學研究這一部分，便會落實到兩個更加細化的問題：“古代文學的去路在哪裡？現代文學的來路在哪裡？”
要回答上面兩個問題，事實上要對上一議題中關于“傳統與現代的交彙”思考得更為細緻，同時還需要站在“中國與世界”的視野上去探究。
一方面，近代文學新形态的生成，如戴燕教授所言“被重新估定價值的傳統文學是其來源之一”。周興陸教授更為詳細地闡述這一觀點：“我們在近代和現代的時候，實則是對傳統進行一個新的建構。傳統就像我們造房子一樣，它是建構出來的這樣的一個傳統，建構出來的以後，這個地方就有很多對傳統的遮蔽，所以我們現在研究傳統對近代的一些判斷，實際上要做一些糾偏或者去弊這樣的工作。”這種糾偏或者去弊，既涉及到五四時期對傳統學術中的某些觀念的過度批判，也涉及到對來自西方的已經具有普泛性的一些概念的反思。就前一點而言，比如五四時期對中國傳統道德層面的諸多觀念存在過度批判，實際上道德确實具有時代性，但它的确有超越時代性的東西，不應被全盤否定。就後一點而言，周興陸教授舉出“文學自覺”、“白話文學史”、“平民文學與貴族文學的二元對立”等概念，指出這些概念都是根據西方的文學概念建構起來的，後人在研究中看似很自然地接受了一些概念和結論，實則忽視了外來概念的水土不服，“白話文學傳統到底有沒有一個白話文學史？”“關于文學自覺的争論為什麼扯不清時段，是因為這個命題它本身是不值得讨論的，或者命題本身就是一個僞命題。”“中國古代是不是平民文學和貴族文學之間的二元對立關系。”周興陸教授指出類似這些晚清五四以後産生的結論，實際上都需要認真反思。
另一方面，近代文學産生的一些超越傳統文學的觀念甚至理論，在今天的文學研究中依然要繼承并發展。比如科學和民主，依然是現今的文學研究裡，包括社會生活和文學研究裡一定要堅持的思想。比如中國人性的問題，中國的人性論至少是在五四之後比傳統要有很大的提高。周興陸教授強調：“到了後來的人民性的問題，就是當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理論的人民性已經繼承問題了。我們現實生活中有很多的苦難，但有多少文學家去關注它？特别在當代文學的人民性問題上，我覺得是我們在理論上提得很高，但實際上做得很差的一個方面的問題。”除此之外，比如說文學利用新媒介，城市文學在古代基本上是沒有的，到了在近代以後城市文學才逐漸發展，這些都是近代文學中必須研究并堅持繼承的方面。
根據上述兩方面，周興陸教授提出近代中國文學新形态的探索方式，就是“建構新時代的文學傳統。”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對自己的文學傳統的建構，學者們過去的在五四以後建構出來的傳統，今天也要繼續去建構新的符合當代思想之下的文學傳統或者一個文學史。
“新”該如何定義？陳建華教授從《海上塵天影》談起，闡釋了在近代文學研究中，不僅要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的視角關系，還需要站在中國與世界的視野中看待近代文學的形态。陳建華教授特别提到“海派”研究，他指出“從前我們研究周瘦鵑，幾乎沒有提到海派，所以想想這兩年大概有時候講海派是跟風，大家都在講，我現在經常覺得有的年輕學者比較敏感，也說明沒有必要把你的研究變成一個地方性的（研究）。”對陳建華教授來說，他更關注的是晚清文學作品中呈現出的全球的文明和文化交流細節。“我比較關注怎麼樣在19世紀全球的資訊跟價值的交流過程當中，上海作為一個出版中心，在當時也是一個思想的中心，不要局限在所謂的海派，它實際上是一個全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獲得聚集的地方。”陳建華教授以”妓女與職業女性“為例，從打破時空界限的全球視野來分析：“妓女這樣的一個公共空間、半公共空間，私人的、公共的男女之間出現了一些這種關系，并不是從過去傳統的所能界定，實際上也是随着妓女成為商品之後，出現了上海一整套的妓院管理制度，從意識形态來說也是一個所謂的金錢主義。”這将會涉及到文化與文學結合的問題，怎麼樣去把這些作品放在一個更大的全球的時空，甚至于怎麼來看待“想象的共同體”，才是晚清的文學作品比較值得研究的一個面向。陳建華教授在此回應陳廣宏教授提到“如何能夠更加多元和跨界的研究”，他提到狹邪小說裡邊有很多資料是設計物質史、服裝史、時尚史等方面，所以當今的學者們如何能夠不斷地在用“新”的觀念去研究材料，能夠不斷移動自己對“新”的姿态或者是眼光，成為首要的問題。因為“新”像現在流行的現代性，現代性本身是移動的、多元的，每個人講述的現代性的内涵都不一樣，近代文學形态研究時跨學科的研究視角和古今中西多維度的對話交流便顯得至關重要。
相比于傳統文學研究，近代文學的新形态在于可以觸碰到文學作品存在的物質形态。“我們研究古代很難，劉勰的對手是誰，我們都很搞不清楚了，可是我們知道胡适的對手是誰，傅蘭雅的對手是誰，趙元任的對手是誰，黎錦熙的對手是誰，我們知道這個對手是誰，因為有大量的報刊雜志能夠讓我們知道。”戴燕教授認為這就是近代文學研究最大的魅力和樂趣所在：“有時候我就讀雜志裡邊的讀者來信，或者雜志的報縫裡頭會登一些書籍的廣告，甚至日用品的廣告，那個時候就覺得非常的愉快，因為你知道那些人不光是生活在一個語言的環境，到了今天這些都變成抽象的理論，但事實上其實他們是生活在一個實際的環境。”
袁一丹副教授從更加全面細緻的角度闡述了近代新文學具有的物質形态。作為對西方“文本社會學”的呼應，袁一丹副教授強調在近代這個時段，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文學，不是一個抽象的文本，而是一個可以觸摸的、可以翻閱的實物，所以一系列看起來很表面的文本形态、物質形态的細節問題，其實會影響我們對于文學的理解。“比如說文學書的開本有多少，它的版式是什麼樣的，是橫排還是直排，它的分段标點、圈點、字體字号，包括紙的厚度，它是什麼樣的紙張，還有封面的設計，題簽、切邊裝幀，甚至這個書本身的輕重厚薄都會影響我們，這是一個新的文學還是一個傳統的文學，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發展出一套語彙來描述這樣的一種新文學、近代文學的物質形态。”文本是沒辦法脫離物質載體而存在的，甚至文本的意義是附着在這樣的一個物質界面上的，文本的物質形态有多個環節的作用，從作者到編輯者到贊助者到出版到印刷，諸多的環節都會影響新文學的形态。袁一丹副教授用“閱讀界面”這一術語來指代近現代文學研究中類似于古典文學研究中的“書籍制度”，事實上近代形成了一種新的閱讀的界面，這種閱讀的界面也是一種新的接受視域。同時，受到夏濟安“白對于黑的勝利”的理論影響，袁一丹副教授以“面相學”來指代近現代文學的物質形态，并運用在五四文學和通俗文學的對比研究中。一般讨論五四文學和通俗文學總會纏繞一個問題，即所謂的新舊問題、雅俗問題，但是從面相學的角度來考察，會發現通俗文學在晚清民初甚至到五四初期都很占其首。通俗文學早已在物質形态方面形成美學及規劃品味，而新文學在這個時期還沒有找到自己的一套美學表達的詞彙。日本學者将狹義的文學創作之外的“讀與寫”這兩個跟文學相關的最基本但又不限于文學的行為，稱之為“讀寫空間”，袁一丹副教授進一步指出近代的大變化，文學的大變化，就是“讀寫空間”的變化。在這個意義上，近代文學研究還沒有能發明出一套詞彙用來形容從晚清到五四的混雜有不斷變化的新形态。
“大變局”中的近代及其文學的打開方式
正如傳統與現代的平衡，中學與西學觀念的融合，在近代大變局下的中國新文學研究，跨學科的視角和多維度的探讨是必然需要的，同時也不該忽視在近代文學的場域，各種學科的一擁而入該如何保持平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編審馬勤勤稱之為“吊詭的錯位”：“古代文學的學者向下探，發現了新的研究空間；現代文學的學者向上找，找到了新的起源語境；外國文學的學者向内求，獲取了新的比較視野……然而，在我看來，近代文學研究的熱鬧與近代文學這個學科的弱勢，卻構成了一種吊詭的錯位。”
近代文學的弱勢，一方面來源于對近代文學學科的定位。之前的研究，強調的是“文學”的近代，先後提出了兩個研究範式——“過渡論”和“轉型說”。馬勤勤認為兩種範式并沒有本質上的差異。“近代文學作為一種新舊之間的文學狀态，仍然是以‘現代化’為目的與終點。在‘轉型’的範疇内，似乎隻有傳統文學在近代這裡有了新變的部分，才值得書寫；隻有現代文學在近代這裡有了源頭性的部分，才會被賦予很高的評價。”馬勤勤強調，近代文學的标準，不應以古代或者現代的标準，而應從“文學”的近代，到近代的“文學”，突出近代的主體性。造成其弱勢的另一方面，來源于近代這一特殊曆史時空的豐富性與異質性。馬勤勤将被多方學科話語肢解和分割的近代文學領域稱為其他學科的“跑馬場”：“不同學科帶着各自的問題意識和學科觀念對近代文學展開的研究，一方面豐富了近代文學的研究樣态，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我們理解近代問題的困難。”基于純粹的近代文學研究者的立場，她提出三條可以借助的研究思路。
一是生成論的視野。近代文學之為近代，本就是與古代、現代不同的，古代、現代都有各自的主旋律可言；它們各自的穩定性和規範性，也都強于近代。作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近代的發生，不能一概而論，不适宜先做本質化的界定。這裡的“生成”指的是作為近代文學“本體”的生成，而非現代文學“前史”的生成。
二是跨學科的研究。近代文學的駁雜和複雜，應該被重視。近代文學研究者習慣性的做法是“提純”，是屏蔽掉文學之外的方面，把鑲嵌在近代不同領域、不同話題、不同曆史事件中的“文學”的部分切割出來，再按照自己需要的邏輯去組裝和整合。這樣是缺乏科學性的，要警惕剔除了文學之外的部分去自行歸納的做法。
三是打破時段。我們慣常的認識是近代文學是1840到1919年的文學，但不應該束縛住手腳，對純粹的近代文學研究者來說，這80年是近代文學這個學科得以成立的根底，是這個學科在整個中國文學研究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依據，也是體現近代文學研究者“主體性”的必要條件。但近代文學研究者的“主體性”不應體現在這裡，近代文學的主體性應該體現在把“文學”還給“近代”，讓近代真正成為“近代”，它不僅僅是誰的“流衍”，或者是誰的“背景”，也不僅僅是誰的“前史”。
日本關西大學内田慶市教授（右）
本次圓桌論壇圍繞“近代中國文學新形态的發生與特點”，從傅蘭雅的三個預判帶給近代文學研究的啟示開始，探讨了近代文學研究如何在傳統與現代的交彙中回到“原點”去尋找和建構新文學形态的生成、近代文學如何平衡古今中西和多學科多維度的研究視角來凸顯文學形态新的特點以及如何在跨學科的視域下保持近代文學的主體性等問題。但論壇對話中溢出的具有價值的學術議題遠不止于此。如陳廣宏教授關于早期文法修辭學與西方“回歸語文學”的呼應，内田慶市教授關于早期傳教士對漢語三種語體的發現與讨論，《馬氏文通》與西方漢語語法書的對比研究等，都是近代大變局下，中國文學新形态研究中至關重要和可持續探讨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