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的話 風吹在臉上，還有陣陣寒意，但陽光灑滿了整個墓地。
詹丹
清明時節，想起了幾處墓地。
去年，我本有兩次出訪的安排，一次去俄羅斯社會科學院普希金之家，還有一次是日本神奈川大學。但因為患病多年的母親狀況已不太樂觀，就推掉了日本會議，匆匆去了趟俄羅斯。除開與普希金之家的專家會談外，我和幾位同事也參觀了俄羅斯的幾個藝術博物館，但印象最深的，卻是莫斯科郊外的兩處墓地。一處是新聖女公墓，墓地管理員是一位大學退職教師，學識淵博，帶我們邊看邊介紹，墓地裡有各種風格迥異的雕塑，切合墓主人的身份，也體現出雕塑家們獨具匠心的理解。我看到了政治家赫魯曉夫、葛羅米柯的墓；看到了藝術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梁贊諾夫的墓，看到了作家果戈理、契诃夫的墓，也看到了巴别爾、法捷耶夫、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墓，甚至看到了青年英雄卓娅和舒拉的墓。幾乎是一部小型的俄羅斯包括前蘇聯的社會名人史。我拍下了舒拉墓碑前的圓雕，一個頭微微向上仰起、做着跳躍姿勢的青年造型，也拍下了靠着大理石墊背像是已經癱瘓在床的奧斯特洛夫斯基浮雕。我想把這些照片通過微信傳給病床前的母親看，我知道母親曾經喜歡其中的某些作家，但躊躇之下又放棄了，因為畢竟這是墓地，對一個病重的老人來說，也許是忌諱的。所以，當我去了圖拉的托爾斯泰莊園，當我拍下托翁的墳墓：一個沒有墓碑、沒有雕塑的墳墓，一個隻覆蓋着綠枝、被穿透林蔭的陽光所照亮的墳墓，一個被茨威格稱為世上最美的墳墓時，我也沒有把照片傳給母親。
後來，在我回國的2個月後，在2016年的10月下旬，母親因鎮痛麻藥用過量，突然去世了。
我們遵照她生前與紅十字會簽下的意向書，把母親的遺體捐給了複旦醫學院。許多年前，當我父親去世時，他的遺體也是捐給醫學院的。
前幾年，在青浦福壽園，墓區專門辟出一塊地方，把捐獻者的名字刻在碑石上，紅十字會每年也會舉辦一些紀念活動，邀請願意捐獻自己遺體的人及其家屬前往。我曾連續兩年接到通知，但都因為要陪護患病的母親而沒能參加。
2017年3月1日，是紅十字會的遺體捐獻日。我第一次去福壽園參加紀念活動。那裡景色迷人，墓區裡也有不少雕塑，依稀有新聖女公墓的影子。在豎立着捐獻者名錄碑石的區域，我在1983年的一欄裡，找到了父親的姓名，又在另一塊2016年的碑石上，找到了母親的名字。我突然感到有些遺憾，我覺得我應該帶母親生前來看看這裡的，哪怕是推着輪椅也應該過來。我應該讓她知道，她以後安息的地方，景色是那麼迷人，有那麼多對死亡的意義理解相同的人，互相陪伴着。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先走了那麼多年的我的父親。雖然我清楚，這裡沒有捐獻者的墓葬，但我仍然願意把這裡視為是他們最後的安息地。
我走出這片區域，沿着道路往大門走時，無意中看到了緊挨着路邊的一塊墓碑上有我熟悉的一個名字，她是東方廣播電台一個女主持，我曾經還和她合作過一檔節目。墓碑上有她的照片，她的樣子是那麼甜美，一如她的聲音，充滿了滋潤心田的力量。
是的，20年前，我和她合作廣播台的一檔深夜播出的“博士談名著”節目，先期錄制，每周3次，每次半小時，圍繞一部名著，先讨論20分鐘後，再由她朗讀10分鐘的名著片斷。本來隻要我設計幾個問題，她提問我回答，再朗讀我勾出的幾個片斷就可以了。但她十分認真，總要求我提前一兩個星期把書寄給她，她要從頭至尾讀一遍，寫下疑問的地方，再來一起讨論設計的問題。每次播出時，我，還有我的母親，都會等到深夜，一起聽播出的效果。如果我出差了，我母親還會把播出的内容錄下，讓我回來聽。我勸她早睡，說這節目是給晚上失眠者聽的，她沒必要這麼等、等這麼晚的，我母親總微笑着說，真喜歡聽那位主持者朗讀。我說，難道我的講解就不好嗎？母親又笑着說，你怎麼能和她比？話雖然說得有些掃興，但我心裡是認同母親的說法的，因為每次我聽她的朗讀，總覺得我之前的講解，是多麼蒼白無力。我甚至想，後來這檔節目突然停辦，也許是我的講解太沒有人氣的緣故。所以，後來過去許多年，我在上海圖書館聽王安憶小說講座時恰好碰到她，結束時，她把我介紹給陪她來聽講座的廣播台的同事，說我們以前一起合作做節目，我都覺得有點難為情。但即使這樣，也不能因此說我母親就不想聽我的講解。還記得，我在廣播電台講了一陣名著後，我母親退休的單位通過她聯系到我，要我去他們單位，在周末職工學習的時候也講講名著。我大概講了2小時，在一片掌聲中走下講台，這才發現，母親從一個角落站起，滿臉通紅，向我迎上來……
我呆呆地望着主持人墓碑上的照片，突然想，如果母親去世前就來過這片墓地，知道她安息的地方，與她愛聽的那位朗讀者，挨得這麼近，對她來說，是不是也是一種安慰呢？但是，這已經不可能了。而且，以前，我也沒有想到過告訴那位主持，我的母親，還有我，曾經那麼喜歡聽她的名著朗讀……
三月初的上午，雖然風吹在臉上，還有陣陣寒意，但陽光已經灑滿了整個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