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敦煌藏經洞文書發現至今已有120多年曆程，敦煌文學研究曆經幾代學人的努力，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其中變文、詩歌、小說、辭賦、歌辭等領域名家輩出，全集或專集不斷問世，發展深入。相較之下，“敦煌文”領域則頗為沉寂，其步履沉重，發展緩慢，不為世所重，導緻與敦煌文學的整體發展并不合拍。
早在1988年，周紹良發表《敦煌文學刍議》一文，主張擴大敦煌文學的研究範圍，他仿照蕭統《文選》的文體分類法，将敦煌文學作品按照文體分成三十大類，提出應當打破過去對于“敦煌文學”的狹隘認識，重視對表、疏、書、啟等諸多“敦煌文”作品的研究。稍後1993年出版的《敦煌文學概論》，即按照周先生這一思路，專設“敦煌文”章節，但很快地，國内有一些學者即提出異議，由此展開熱烈讨論。當時執筆“敦煌文”章節的作者李明偉先生，雖然在回應争議時表示：“對這些問題還會有許多不同意見，應該繼續讨論下去”，但“敦煌文”概念一直沒有得到廣泛的接受，其研究也相對滞緩不前。
在中國古代文學中，詩、文一直以文學正宗居于重要位置，備受尊崇。而在敦煌文學領域，“敦煌詩”很早即受重視，但“敦煌文”概念一直不被認可。是我們的衡量尺度有欠偏頗？還是敦煌文學中果真沒有“文”的存在呢？這是頗值得思考的問題。
二
其實，在敦煌文學整理中，敦煌文的整理起步是最早的。早在1909年，蔣斧整理出版敦煌文錄。蔣斧的目标很明确，隻收“文”類作品，其中收“碑”“敕”“牒”“狀”“贊”“記”等作品21篇，6種文類，均屬于正宗“敦煌文”範疇。在該書序言，蔣斧高度肯定了敦煌文的價值。
敦煌遺書中的“敦煌文”作品數量衆多，雖然一時難以精确統計，但無論如何，數量很大是肯定的。李明偉先生感慨說：“遺憾的是，這些佳作一向不為中國文學史研究者所重視，有些研究者甚至連存在着這些佳作這一事實也不怎麼了解。”雖然他一再強調：“這種狀況，無疑是應當加以改變的”，但收效不大。其個中原因，非常複雜。囿于篇幅，筆者主要想談兩個方面。
一是“文”的内涵與外延，原本就非常複雜。這是内因。在中國古代的不同曆史時期，對“文”的内涵與外延，界定不一。縱觀曆史，“文”與“非文”的區分及其漸進，貫穿古今文學的發生發展曆程。在中國古代，“文”的概念是伴随“文學”概念而出現，又伴随文學文體的不斷分化而逐漸清晰的。在先秦兩漢時期，“文”的概念演進，經曆了從“文字”至“文章”的一大轉變。而當時“文章”，大抵以經學、子學、史學為主，從學術論著演變到公牍應用文書。到南朝時期，時人将文學作品分為兩類：有韻之文為“文”，無韻之文為“筆”。“文”的概念與内涵又為之一大變。而蕭統《文選》有意打破壁壘，有韻、無韻兼收，凡“沉思”“翰藻”皆名為“文”。受此影響，南朝以後，“文”“筆”劃分情況逐漸發生變化。到北宋以後，“詩文”并稱，逐步取代了“文筆”，将無韻之文統稱為“文”，有韻之文統稱為“詩”。如北宋初年宋白“坐卧将何物，陶詩與柳文”、歐陽修“文會忝予盟，詩壇推子将”、唐庚“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均是其例。而敦煌遺書其确切時間紀年跨度從公元五世紀至十一世紀，即從南北朝至北宋初期，正與“文筆”之興起、繁榮、衰微，相始終。由此可見，敦煌遺書“文”類作品及其門類的豐富複雜，可想而知。
從先秦到北宋之初，“文”的概念幾經演變：從文字到文章，從學術著作到公牍應用文書，再到蕭統“沉思”“翰藻”始名為“文”；從“文筆”并稱，到“詩文”并稱。“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一代有一代的分類标準”，什麼是“文學”，什麼是“非文學”，不同時代，标準并不一緻。廣義的“文學”，指“一切用文字發表的東西”，既包括詩、詞、歌、賦、論、說、記、傳、章、表、書、奏、碑、诔、箴、銘等，也包括經學、子學、史學等學術著作、公牍應用文書等。這一廣義概念，契合“文”作為“文字”到“文章”的發生發展演變進程。但是，後世在中國文學發展演進、近現代中西文化碰撞、古今轉換的過程中，狹義的“文學”觀念也出現了，從蕭統“沉思”“翰藻”始名為“文”，到近現代“單指描寫人生，發表情感，且帶有美的色彩，使讀者能與之共鳴共感的作品”。這一廣、狹的文學，人們又習慣性稱為“雜文學”“純文學”。雖然這并不很準确，但大體從文采上作出了區分。而“沉思”“翰藻”等美文的界定，不同時代、不同讀者，審美标準并不一緻，邊界模糊。因此，具體到“敦煌文”概念、内涵、外延的界定時，更難以達成一個準确的、一以貫之的“共識”。
二是中國古代、近現代以來“文”的地位的升降，促使“敦煌文”研究遇冷。這是外因。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中國新舊文學的分水嶺，也成為了敦煌文學研究（敦煌文研究）的分水嶺。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通俗文學”成為關注焦點，體現了新文學代替舊文學的大衆走向。如前所述，早在1909年，在敦煌文學整理研究的最開始階段，蔣斧敦煌文錄最先肯定的是敦煌文的價值。到1920年，王國維《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以通俗詩、通俗小說為例，開始肯定敦煌文學作為通俗文學的重要價值，其後鄭振铎先生等提出“敦煌俗文學”的概念，從此敦煌文學便以其“俗文學”的面目備受矚目。其中如鄭振铎先生提出的敦煌變文，以其特有的民間形式，凸顯出“俗文學”在文學演變進程中的曆史主體性。而原有的敦煌文作品，與桐城派、《文選》等，同屬于文言文範疇，作為“俗文學”的對立面，基本上被忽略摒棄。
稍後于蔣斧的劉複（又名半農）于20世紀20年代初赴歐洲留學，輯成《敦煌掇瑣》出版。該書上集輯錄小說、雜文、俗賦、詩歌、曲子詞等，中集輯錄戶籍、契約、訴訟狀、官文書及有關婚姻、教育、宗教、數術的雜文書等。這是繼敦煌文錄後，對敦煌文類作品的再次輯錄整理。但當時蔡元培先生為此書作序說：“讀是編所錄一部分的白話文與白話文五言詩，我們才見到當時通俗文詞的真相。”蔡先生以“白話文”來統稱《敦煌掇瑣》所收作品，以示與《文選》、“桐城”古文的區别。以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為分水嶺，從敦煌文錄到《敦煌掇瑣》，雖然輯錄的作品文體近似，但它們前後稱呼的變化，折射出敦煌文地位的升降變化。
三
事實上，敦煌文作品兼具應用性與文學性，其中不少是應當時政治生活或日常生活應用的需要而産生，如奏疏、章表、書狀、祭文、牒啟、邈真贊、碑銘等，有些是因為世俗儀式或宗教儀式需要的産物，如書儀、釋門文範、寫經題記等。所以李明偉先生認為，敦煌文作品雅俗并存，“真切地以‘百科全書’形式再現了當年敦煌地區乃至整個河西的社會生活情景”。因此，敦煌文的特色，不僅反映在其作為通俗文學中，也更多地反映在其作為傳統文學的屬性上。例如，敦煌遺書中有一大批官牍文書，但長期以來學人僅關注其曆史價值，較少納入“敦煌文”的範疇，從而導緻敦煌文其“勢”不張，其名難立。究其根源，這些官牍文書作為“敦煌文”之一種，逐漸被邊緣化，乃至消失于視線，鮮有關注。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相較之下，日本學者金岡照光《總說〈敦煌文學の諸形态〉》将敦煌文學總體劃分為三大類：講唱體類、散文體類、韻文體類。其中“散文體類”又細分為“對話體類”“通常散文體”，雖然他的散文體類與我們探讨的有所不同，但他這種将文體劃分為韻文、散文的做法，再現“文”“筆”分梳的遺迹，契合敦煌遺書所處時代對韻文、散文的分類精髓，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作者：鐘書林，系bevictor伟德官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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