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3世紀，歐亞北非大陸各文明間的跨文化交流進入空前繁榮的時代，尤其是大陸東西兩端的文明，直接交往日漸增強，因此中國與印度最為先進的科技發明得以向大陸的西部傳播。中國的四大發明，印度發明的印度—阿拉伯數字、甘蔗制糖與棉花種植技術，就是在該時期傳播至西歐最為重要的科技成果。
衆所周知，中國造紙術早在唐代就已經傳入阿拉伯地區。自12世紀中葉開始，中國造紙術又通過阿拉伯地區和拜占庭帝國傳入西歐。中國的初級火藥知識亦是在唐代伴随着煉丹術而傳到阿拉伯帝國。中國最早有關火藥配方的記載是宋代的《武經總要》（1044年），大約兩百多年後，阿拉伯帝國和西歐地區才出現相關記載。羅傑·培根（約1214—1292年）和阿爾伯特·馬格努斯（約1200—1280年）是西歐社會最早記錄火藥配方的學者。關于指南針，中國最早在《武經總要》《夢溪筆談》（約1088年）中已有較詳細記載，并在12世紀初應用于航海活動；一個多世紀後（約1190年），西歐熱衷于航海科學的亞曆山大·尼卡姆（1157—1217年），才在其《工具論》和《論事物的本性》中首次對之進行描述，将之用于航海則是13世紀初期的事情了。盡管西歐至14世紀末15世紀初才先後有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技術，但前者直接源自中國的雕版印刷，後者則是間接受到中國印刷術的啟示而進行的一次再發明，這兩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3世紀中國與西歐之間物品與人員的密切交流。
印度人最早發明零，形成了0至1的數字體系。至9世紀，原先由“.”代表零的符号變為“0”，并在這一時期傳入阿拉伯帝國。至12世紀，翻譯家巴思的阿德拉德（約1080—1152年）、塞維利亞的約翰（活躍于1135—1153年）、克雷莫納的傑拉德（約1114—1187年），将阿拉伯數學家花拉子密等介紹印度數字體系的著作譯為拉丁文，印度數字由此傳入西歐。印度的甘蔗種植和制糖技術最早由薩珊波斯王朝皇帝克斯羅伊斯（在位時間為531—579年）引入西亞，阿拉伯人征服該地區後又将之傳播到帝國統治的其他地區，西歐社會繼而通過阿拉伯人将之引進。印度的棉花種植技術與棉花紡車亦經阿拉伯人傳播到西歐。大約在10世紀，阿拉伯人将之引入地中海地區，後經西班牙和西西裡傳入西歐。自12世紀末起，由于西歐社會羊毛短缺，棉花種植受到重視，于是棉紡織業首先在意大利發展起來，後傳入法國。
從中國和印度傳入西歐的這些科學技術，對其社會的近代化轉型産生了極大影響。自文藝複興時代以降，衆多西方思想家曾就其價值作過深刻闡述。一些人文主義者将之作為“今勝于古”的進步主義觀念的鐵證。如法國人文主義思想家讓·波丹（1530—1596年）在《史學易知法》中論道，我們時代的發明創造在諸多方面是古人所不能比拟的，“指南針的發明使我們能夠進行環球航行……整個世界由此變為一家”，“單是印刷術的發明就足以與古人所有的發明相抗衡”。意大利數學家哲羅姆·坎丹（1501—1576年）認為“磁羅盤、火藥和印刷術”具有世界性影響，并首次将之稱為“三大發明”。最為經典的評價當屬英國人文主義思想家弗蘭西斯·培根（1561—1626年）。他在《新工具》中論道：“我們應該注意發明的威力、效能與後果……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這三者改變了整個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狀況：第一種在科學方面，第二種在戰争方面，第三種在航海方面；并且無數的變化由此衍生而出，以至于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宗派，沒有任何一個星辰，能夠比這三種發明對人類事務産生更大的威力與影響。”此後，馬克思等經典作家也都盛贊中國的這些發明對于西方走向現代化之路的決定性作用。科學史研究的奠基者喬治·薩頓将印度—阿拉伯數字體系的西傳視為“數學史上的一次革命”，史學家希提将蔗糖視為“傳入西方的第一種美食”。棉花種植雖然在中世紀西歐還不起眼，但它最終在近代成為一種引發西方工業革命的植物纖維。
這些從歐亞北非大陸東部發源的科技發明傳播至西歐的印迹，已被流淌的歲月洗刷得斑斑駁駁，模糊不清，以至于許多近代西方學者将之視為歐洲自己的獨創。直到現代，一些有識學者尤其是東方學家從卷帙浩繁的故紙堆中進行爬梳，拂去其蒙塵，才基本理清了其大緻的傳播路徑。确實，上述發明創造都是中國和印度經過幾個世紀乃至千年之久的探索才完成的。它們的西傳并為西方人所用，亦曆經波折和漫長的歲月。這些來自歐亞北非大陸東部地區的發明創造，何以在11至13世紀大量傳入西歐呢？究其根本，離不開這一時期各文明間空前繁榮的交往與交流。
阿拉伯帝國與西歐國家的先後崛起及其宗教的急速傳播，蒙古人大規模的東征西讨，以及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的複興與繁榮，客觀上推動了這一時期的跨文化交流。阿拉伯帝國在崛起過程中幾乎将歐亞北非大陸各文明的優秀成果盡收其中，并在11至13世紀将之傳播至落後的西歐社會。上述中國與印度的科技發明之西傳無一不與阿拉伯密切相關，因此，阿拉伯成為該時期大陸東西兩端文明交往和交流中不可替代的橋梁和媒介。而西歐人與蒙古人的碰面，使得東西兩端的文明進入到比較頻繁的直接交往與交流的時代，由此帶來的則是歐亞北非大陸東部地區的發明創造大量湧入西歐。中國火藥的西傳即是顯例。
一方面，西歐通過阿拉伯帝國這一中介知曉了中國的火藥知識。新近的研究表明，羅傑·培根和阿爾伯特的火藥知識共有一個阿拉伯淵源。許多學者認為，記載火藥配方的《焚敵火攻術》很可能是西班牙猶太人依據阿拉伯人配方集編輯而成，後又将之譯為拉丁文，培根和阿爾伯特都曾閱讀過該書。培根于1267年寫成的《大著作》《第三著作》等所記載的火藥配方與《焚敵火攻術》中的火藥配方十分相近。尤其是培根所提倡的用柳枝燒木炭的方法顯然來自阿拉伯人的柳碳法，而阿拉伯人的這一方法則源自中國的柳碳法。同時，培根也與一些翻譯家相熟，如活躍于13世紀中期的翻譯家赫爾曼·阿勒曼努斯可能做過培根的老師。因此，他有機會通過這些翻譯家了解阿拉伯人所知道的火藥知識。
另一方面，西歐通過與蒙古人的直接交往而獲得了相關的火藥知識。1235—1241年蒙古人的第二次西征一直打到波蘭和匈牙利，從而引發整個西歐社會的震驚和恐慌。蒙古人在戰争中所使用的火藥武器肯定也引起他們的關注。同時，蒙古西征打通了歐亞北非大陸的陸上通道，使得大批西歐的教俗使者、旅行家、商人往來于西方與蒙古乃至中原地帶。這些東行者中就有一些培根相熟的方濟各會友，如曾于1253至1255年間出使蒙古可汗宮廷，并寫有《東行記》的方濟各會士魯布魯克的威廉（1215—1270年）。培根所記載的“紙炮”是中國兒童已經玩了一百多年的玩具，很有可能是與培根相熟的東遊者帶回來送給他的。可見，早在培根記載火藥配方之前的13世紀四五十年代，他就已經通過與這些東行者的交往而了解一些火藥知識。
總之，在11—13世紀，歐亞北非大陸的跨文化交流使得相對發達地區的科技知識不斷向落後地區傳播，加上翻譯運動的影響，西歐社會于13世紀後期在科學技術方面逐步追趕上其他文明的發展步伐，筆者認為，歐亞北非大陸由此進入第二個輝煌的“軸心時代”。如果說第一個“軸心時代”主要有賴諸文明的獨立發明創造的話，那麼第二個“軸心時代”則更多有賴于諸文明之間的交往與交流。
（作者：徐善偉，系bevictor伟德官网世界史系教授）
鍊接地址：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4-06/17/nw.D110000gmrb_20240617_2-1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