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泰羅尼亞地圖集》（約1375年）中一頁，全部共十二幅（六張雙層羊皮紙）。地圖集繪制了從直布羅陀海峽到西歐、東歐、西亞、中亞直到中國的交通地圖，也包括從西班牙到大西洋、地中海、黑海，再到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航海圖。 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
“看世界”不能停，我們需要不斷睜眼看世界，需要更多的韌勁，需要更多的耐心，需要更多的包容，出版更多的具有世界性的學術著作，從而把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的内涵闡發得越來越系統化、學理化、理論化、倫理化、道德化，讓世人看到中國文明的輝煌與博大。
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既是曆史傳承的結果、文明互鑒的結晶，也是對中華文明形态現狀的客觀描述；既是我們内在的理想與追求的目标，又是我們探索人類命運共同體、塑造文明新形态的基本指南。不過，我們不能靜态地、固化地、僵化地、畫地為牢地理解這個基本判斷，需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去理解：“隻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确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
毫無疑問，曆史學家對此重大命題的理論闡釋肩負重要的責任，擔當學術實踐與大衆傳播的雙重使命。就當代中國史學界而言，中國史研究者必須放眼世界，世界史研究者必須胸懷中國；中國史必須與世界史相結合，曆史學必須與其他學科相結合，中國學術必須與世界學術相結合；曆史學家既要有家國情懷，又要有世界精神，積極參與國際學術大循環，總結人類文明的豐碩成果，構建解釋世界的新思維、新理論、新方法。惟如此，才能不斷豐富、不斷完善、不斷發展中華文明的五個特征，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
不可回避的是，我們今天關于家國情懷的某些說法還處于蘭克時代的曆史思維，當然這也是客觀現實的反映，中國還沒有完成國家統一。中國是曆史上少有的現代複雜國家，這種複雜與磨難也造就了中國的偉大。不過，在我看來，家國情懷與世界主義并不沖突，我們的曆史研究更需要有世界精神的家國情懷，既不排斥外來一切優秀文化，也擅于把一切優秀外來文化與當代中國的曆史學研究相結合。
需要真正的“耐心成本”
就人文研究而言，我們的強項是研究中國，弱項是研究世界。無論中國多重要，她隻是世界衆多山頭中的一座；無論我們的中國研究多麼全面、多面深刻、多麼發達，也隻是世界的一個面相。講中國本位時要堅持開放融通——現在的世界，互動更有價值。想象世界的方法很多，改造世界的路徑不少。世界的山頭很多，而且不少山頭并不低，有時還處于絕對控制時空的狀态，比如近代五百年就是西方世界的五百年。近代世界的山頭主要是由西方塑造的，自啟蒙運動以來的各種革命使得西方掌握了“發展”的主動權，豎立了“現代化”這座山頭。目前全世界75.04%的學術期刊以英文出版，不是很高的山頭嗎？這是他們的話語權，是目前世界的中心山頭，我們無法回避，更不能做鴕鳥，在當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我們必須像運動員參加奧運比賽一樣參與學術奧運，研究其成功的内在邏輯，分析其經驗與不足，因為他們擴張與成功的基礎是知識與學術。我們需要培養大量精通異域各種山頭的各種人才、專家、學者，這是真正的“耐心成本”。現在我們以中國的世界史研究為例，通過世界史研究幾個比較重要的領域看看當今中國世界史學界的基本狀況，看看我們投入的究竟夠不夠。
世界通史的編寫不但對于普及世界史知識、提升公衆的曆史素養具有積極作用，而且可以讓外界了解編寫者的世界觀，一窺一個時代的學術水準與精神面貌。英語世界的“劍橋三史”、蘇聯科學院編寫的《世界通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文明史》等皇皇巨著既代表了不同思想觀念下對世界曆史的解讀，也對曆史教育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貢獻，在學術界具有重要地位。我們最流行的世界通史是周一良、吳于廑主編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吳于廑、齊世榮主編的六卷本《世界史》，在國内世界史學界影響巨大，其源頭是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叙事。但我們還沒有能以文明交流、互鑒、互融為指導思想的世界通史。
區域國别研究是服務現代國家的一個多學科交叉研究領域，旨在對特定區域或國家進行綜合研究，為政策制定、商業決策、人員往來和文化交流提供重要支持。從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到布羅代爾的《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再到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歐美世界已經出版了大量經典著作。伴随中國不斷發展、不斷融入世界，欲提升對國際關系和全球事務的理解和應對能力，也要求我們不斷加強區域國别研究。今日中國的區域國别研究，各單位一窩蜂上馬，熱鬧非凡，一片繁榮景象，但難免泥沙俱下、魚目混珠，尤其是很少有人願意規劃長期的基礎研究。世界上有很多區域、不少國家，如撒哈拉以南地區、南亞東南亞地區、美國以南的泛南美地區，基本是沒有基礎研究學者的，可以稱之為區域國别研究中的“三南問題”。沒有長期的基礎研究，怎麼會有代表性的學術著作？
在我看來，全球史是區域國别的替代版本，是把整個地球作為一個相互聯系的、相互影響的完整區域來對待。這既是學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又是全球治理思想的無意流露。這個領域已經出現了諸如《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等一系列通史類、專題類的經典，影響巨大。反觀我國的全球史書寫，則是“三多一少”：讨論的多、研究的多、翻譯的多，行動的少。唯一的例外是葛兆光先生剛剛主編的三卷本《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似乎可以作為中國史學界從實踐層面正式介入全球史書寫的标志。
人文研究的世界性有待提升
上述三個領域的狀況說明我們的人文研究基礎還不夠強，我們的人文研究反思多于行動，我們的人文研究世界性還有待進一步提升。從通史編撰到專題研究，我們的各個研究領域在什麼時間可以出現全球性的代表著作？人文問題很隐性、很糾纏、很複雜，它不僅是知識生産與制造的問題，還涉及政治理想、民族意識、意識形态等方方面面，而且人文研究與人文精神是否發達是檢驗一個國家的倫理、道德、正義、權利是否發達發展的利器，是國家軟實力的真正體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哲學社會科學即傳統的“大文科”大緻有三種傾向：宣傳的、應用的、傳統的，其實用的強度依次下降。這種“大文科”包括政經法、教育、藝術、人文四類，大緻側重于經邦濟世、人的發展、審美品味、追求真理等方面。從實用價值的角度看，人文屬于鍊條的低端，尤其“曆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是基礎中的基礎，處于最低端，但這個低端是一切發展的基座、基石、基礎，是看似無用卻有大用的學問。
今天，中國大陸學術期刊界出于轉載與引用的考慮，對人文學術文章的發表要求越來越苛刻，青年學者發表的機會越來越少，個人所發文章的數量遠遠少于20世紀80年代。另一方面，據統計，全國的世界史從業人員大約隻有1200人，這其中還包括大量以教學為主的教師。根據美國曆史學家林·亨特的說法，美國大約有12000名曆史學從業人員，按照通常比例計算，這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員都在研究外國史。中國的人口大約是美國的4.24倍，如此看來，我們的世界史研究者人數是遠遠滿足不了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需求的。我們有多少世界史研究雜志呢？我們的世界史學術出版總量有多少呢？這些總量在整個中國出版業中所占比例又是多少呢？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哥倫比亞等大學，甚至不少理工科大學都有很好的曆史系，且都側重世界史研究。而我們很多頂尖高校是沒有曆史系的，更不要說有世界史研究、外國研究了。這些現象說明我們的人文學術研究地方性色彩過于濃厚，不善于把地方的變為世界的，把世界的消化為我們的，這與我們的世界大國形象是不匹配的。
文明的活力在于交流與互鑒，積極參與國際學術對話、參與國際學術循環是拓展視野、避免自大，減少國際學術界的不平衡、不對等境況的唯一路徑。學者的國際參與度是學術活躍的标志，國際學術的參與度是文明開放的符号、文化自信的象征。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在參與國際學術循環過程中主張“自主的知識生産”，強調的是知識生産背後的思想觀念的獨立性、主導性，而不是關起門搞學術。我們應避免把自主的知識生産理解為學術内卷，僅僅關注自己的傳統，而應緻力于把自己的傳統推向世界，變為世界所公認的知識、觀念與價值。
人文學術更關乎國家的長治久安。就世界史學術研究而言，今天，當我要做什麼時，我總想知道牛津在做什麼，劍橋在做什麼，哈佛在做什麼，耶魯在做什麼？明天，當人們想做什麼的時候，如果他們總想知道我們在做什麼，總必須知道我們在做什麼，則是我們已經真正掌握了世界知識生産的主動權，擁有了世界史學術話語權的時刻。這時的中國才是真正的知識強國、學術強國。有一天，當全世界青年學人的第一篇文章、第一本著作都想在中國發表，都以在中國出版為榮時，則是中國學術繁榮發達的達成時間。
“看世界”不能停，我們需要不斷睜眼看世界，需要更多的韌勁，需要更多的耐心，需要更多的包容，出版更多的具有世界性的學術著作，從而把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的内涵闡發得越來越系統化、學理化、理論化、倫理化、道德化，讓世人看到中國文明的輝煌與博大。
（作者為上海師範大學世界史系教授）
〔本文為作者在2024年6月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的“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研讨會上的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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