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1921》聚焦建黨前後的曆史脈絡，從時間上追溯、下延、展示中國近代的曆史進程，從空間上以上海為中心，輻射到全國各地甚至蘇俄、日本、荷蘭，全景式再現了百年前一批青年擔起救亡圖存重任、成立中國共産黨的波瀾壯闊、開天辟地的曆史時刻。
工人階級登上曆史舞台，為中國共産黨登場提供了文化母體
影片是從五四運動的浪潮開始叙述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北洋軍閥的英勇鬥争得到了全國範圍的熱烈響應，工人和市民也相繼卷入了這個浪潮。在北京的陳獨秀、李大钊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勞工神聖”，上海工人階級登上曆史舞台為中國共産黨的登場提供了文化母體。
早在1920年秋，共産黨發起組便指派李啟漢在上海槟榔路錦繡裡3弄（今安遠路62弄178—180号）主持創辦了第一所工人學校——滬西工人半日學校，他根據工人做工的時間，分早晚兩班上課，故稱“半日學校”。12月19日，李啟漢在白克路（今鳳陽路）上海公學舉辦上海工人遊藝會，向工人進行宣傳教育，從而使得工人半日學校報名人數大增。到1921年春，李啟漢建立了上海紡織工會滬西分會。他還曾到叉袋角（今海防路、淮安路、西蘇州路交會處一帶）的工人補習學校活動。
電影《1921》中精心拍攝了一場濃墨重彩的大罷工，那就是中共領導的第一場罷工——浦東英美煙廠工人罷工。1921年7月21日，也就是中共“一大”即将召開的前夜，李啟漢代表黨組織，風塵仆仆地趕到浦東劉公廟（吳家廳41号）召集工人骨幹議事，并領導英美煙廠（其址在今浦東煙台路）工人罷工。經過三個星期的較量，終于取得了罷工的勝利。所以電影中有個盛大場面來慶祝勝利。而之後沒有多久，中國共産黨便在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來團結、組織、統率全國工人開展鬥争。李啟漢、李中這些年輕的黨員自建黨之日起，便腳踏實地地去下層民衆中推動革命實踐。
當陳獨秀來到上海老漁陽裡2号，一系列的建黨圖景便依次展開
上海漁陽裡街區作為建黨的活動中心，被賦予了重要的時代使命；這裡成為共産黨和青年團組織的創建中心、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中心、革命青年的培育中心、工人運動的策劃中心、各地建黨的指導中心。
當陳獨秀來到上海老漁陽裡2号，一系列的建黨圖景便依次展開。這裡成為革命者的聚會中心，各地的革命者紛至沓來。陳獨秀在寓所的一塊小黑闆用粉筆寫着一行字：“會客談話以15分鐘為限”，可見當年之盛況。
1920年的5月，來到上海的毛澤東，也走進了老漁陽裡，與陳獨秀探讨馬克思主義。後來毛澤東曾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深情回憶，這是他“一生中最關鍵時刻”，“在那裡我再次見到了陳獨秀。我第一次同他見面是在北京。當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比其他任何人的影響都大。”所以電影中合理地設計了這樣的場景，陳獨秀給毛澤東看閱陳望道翻譯的《共産黨宣言》的校樣（《共産黨宣言》初版本8月出版，那時毛澤東已離開上海），兩人傾心交談，展望革命前景，陳獨秀興奮地将限談15分鐘的小黑闆給翻了過去。也是在5月的漁陽裡，共産國際代表維經斯基與陳獨秀詳談中國建黨。經過籌備，6月陳獨秀招呼年輕的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建立了中國共産黨第一個組織，後世稱為中共發起組。“一大”之前，有陳望道、李達、林伯渠、趙世炎等20多人在老漁陽裡2号入黨，要知道那時全國的黨員隻有58人。
“法國公園”的情節靈感來自方志敏
《1921》出現了一大批近代中國的重要人物。劇組選擇年齡相仿的演員來飾演這些曆史人物，力圖最大程度地貼近曆史，符合真實。為了讓這些演員更深刻地理解人物的内在精神，劇組搜集和閱讀了大量史料，并把人物傳記、曆史文檔等各種資料寄給演員，讓他們作好準備。
筆者非常同意導演的“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指導思想。主旋律影片也可以在故事情節上大膽假設和合理演繹。
在群星燦爛的建黨人物中，毛澤東無疑是電影塑造的中心人物，影片濃墨重彩地展現了青年毛澤東陽光、熱血、激情的特質。
1920年5月，毛澤東與彭璜、張文亮在民厚南裡（今安義路63号）組織上海工讀互助團，以進行社會主義實踐，他們在《申報》上公開刊載《上海工讀互助團簡章》。互助團得到陳獨秀、少年中國學會王光祈等的支持與贊助。毛澤東加入工讀互助團後，曾擔任洗衣服和送報紙的工作，所以電影中出現了毛澤東洗衣服的鏡頭。當年毛澤東在上海洗衣打工存錢，是為了赴法留學，但後來因為湖南革命運動的需要而沒能成行。
黃建新導演給毛澤東設計了一個經典的場景，就是他來到法國公園（今複興公園），正趕上了7月14日法租界在慶祝法國國慶節的盛大場面。那裡張燈結彩，焰火晚會，熱鬧非常；而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被擋在了公園的外面，因為租界“中國人不得入内”的規定，要到1928年6月1日才被取消。
其實，這一情節靈感的原型應該是方志敏。
1909年上海法國公園（今為複興公園）建成開放，法租界當局公布的章程充滿對華人的種族歧視政策。如規定：“不許中國人入内，但是照顧外國小孩的阿媽，加套口罩為條件”。自落成伊始，法國公園一直是法租界節慶活動的中心。7月14日法國國慶日當天，法租界内各機關、團體、學校、法國商行等均放假一天，這些單位、法人住宅及界内許多商店，都在建築屋頂或樓前懸挂法國國旗。上午，法租界當局舉行三項活動：領事館升旗、法國公園閱兵、領事館舉行慶祝招待會。法國公園内8000多平方米的大草坪即為閱兵之處，白天閱兵，晚上放焰火，并舉行舞會。
早年方志敏來滬後看到了這一歧視性的一幕，他在《可愛的中國》一書中，就以自己在法國公園的親身經曆對殖民者加以痛斥：
最使我難堪的，是我在上海遊法國公園的那一次……有幾個窮朋友，邀我去遊法國公園散散悶。一走到公園門口就看到一塊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寫着“華人與狗不準進園”幾個字。這幾個字射入我的眼中時，全身突然一陣燒熱，臉上都燒紅了。這是我感覺着從來沒有受過的恥辱！在中國的上海地方讓他們造公園來，反而禁止華人入園，反而将華人與狗并列。這樣無理的侮辱華人，豈是所謂“文明國”的人們所應做出來的嗎？華人在這世界上還有立足的餘地嗎？還能生存下去嗎？
電影中，目睹法國公園一幕的毛澤東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奔跑起來。毛澤東暗自決心：将來我們的國慶節一定要超過法國人。這與影片結尾的開國大典遙相呼應。
《1921》擺脫了說教的窠臼，塑造了一群青春洋溢、風華正茂、充滿煙火氣的革命者群像，鮮活靈動
《1921》中有兩組邂逅的場景，令人深思。一組是在租界的電車上，毛澤東背着從客戶家中取來的一大包衣服，乘上電車趕回打工的工學團洗衣房，在車廂裡聚精會神地閱讀《申報》。而對面坐着的，竟是匆匆趕往證券物品交易所的蔣介石。那時，蔣介石正追随南浔富商張靜江，與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一起炒股票。這一合理的想象與安排，似乎隐含着未來國共兩黨的不同道路。
另一組鏡頭則是陳公博夫婦與周佛海夫婦的見面。當年南京路上四大百貨還隻有先施與永安，新新和大新百貨公司要到1926年、1936年才相繼建成。就在百貨公司的大櫥窗前，西裝革履的陳公博與風流倜傥的周佛海握手，這一場景令人生發出無限的感慨。當年風華正茂的陳周兩人，信奉馬克思主義，成為上海創黨的參與者。然而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争後，兩人竟然喪失意志和信心，随汪精衛叛國投敵，以緻身敗名裂。這一曆史的悲劇，正是觀衆尤其是青年觀衆應深刻記取的。
電影中有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兩位共産國際代表多次在觀看《上海俄文生活報》的鏡頭，這份中國最早的俄文報紙就在熙華德路12号（今長治路177号）出品。
1920年4月，第一位共産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到上海來時，其公開身份就是《上海俄文生活報》的記者兼編輯。5月，維經斯基在報社大樓設立共産國際東亞書記處，其使命就是“集中統一領導和加強遠東各國群衆中共産黨的工作和革命活動”。陳獨秀多次到外白渡橋北側的東亞書記處，與維經斯基商議中國的建黨事宜，早期黨員楊明齋、袁振英在此工作。毛澤東、彭璜、李思安等曾一起拜會維經斯基，地點很有可能也是在這裡。所幸這幢具有世界革命意義的建築至今猶存，應該在此建立上海建黨的又一個重要紀念館。
《1921》是一部洋溢青春活力的大片，也是一部帶有緊張懸疑的影片。電影擺脫了有些主旋律電影說教的窠臼，一群青春洋溢、風華正茂、充滿煙火氣的革命者群像，鮮活靈動。而年輕的觀影者，與銀幕上革命前輩的邂逅，将會産生令人思緒萬千的情感共振。
作者：蘇智良（上海師範大學教授、上海文史資料研究會副會長），原文刊載《文彙報》2021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