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碩（上海師範大學世界史系）
949年4月下旬國民黨軍長江防線被突破後，京滬杭警備總部所屬部隊的殘餘勢力退據上海，連同原淞滬警備司令部所轄部隊成為國民黨防守上海的基本軍力。守軍以水泥地堡為核心，構築起地面防禦體系；市内高大建築物多而堅固，人口和經濟活動密集；不便于大兵團機動作業。還在渡江戰役過程中，中共中央軍委向總前委、華東局、第三野戰軍發出一系列指示，要求抓緊完成占領上海的準備工作，既要殲滅守軍，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既要為後來的建設做好準備，又要保護外國僑民。
随着解放軍靠近上海，國際媒體對于上海戰事的報道越來越頻繁。不但全球性大報關注上海的局勢，一些地方性的報紙也密切注視長江下遊國共雙方的一舉一動。國際媒體的報道渲染了一股濃烈的恐怖氣氛，這些新聞誤導讀者解放軍的到來将帶來一場災難。1949年5月4日，英國《諾丁漢晚郵報》（Nottingham Evening Post）以幾乎整版的版面告訴英國讀者，“在華英國人被告知，逃離中國是明智之舉”。此時，國民政府敗局已然不可避免，盡管該文報道，吳淞警備司令部明确宣稱将投入全力守衛上海，但作者仍然持有深深的懷疑态度，多處引用英美駐廣州領事館發布的離開中國的勸告。5月17日，蘇格蘭的《阿伯丁日報》（Aberdeen Journal）報道了解放軍炮轟上海郊區的戰況，但文章接着說，“普遍認為解放軍将逼近上海，但對這座大都市采取圍而不打的戰術，直到饑荒讓人口超過600萬的上海不戰而潰”。美國媒體也接受了這樣的觀點，《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在同一天的報道中也宣稱，“解放軍已經出現在龍華機場附近，這是其圍困上海的一部分”。《泰晤士報》也在5月5日報道稱，“上海的包圍圈已經紮緊”。随後，各路媒體每天都報道上海戰局，《紐約先驅論壇報》在5月10日報道“解放軍沿鐵路向前推進130英裡”，次日報道“解放軍進占昆山”。英國的《格羅斯特公民報》（Gloucester Citizen）在12日告訴讀者，“據說已有2000名解放軍抵達松江，此處距離上海隻有20英裡”。到14日，國際媒體紛紛報道解放軍距離上海隻有10英裡，外國僑民開始大量逃離。尤其是英國，由于4月的“紫石英号”事件與中共關系緊張，（注：紫石英号事件也稱長江事件，是在1949年4月解放戰争的渡江戰役期間，英國皇家海軍遠東艦隊紫石英号軍艦無視警告擅自闖入長江下遊水域前線地區，引起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該軍艦的軍事沖突。）面對上海即将被解放的居民，在滬英國媒體不斷提醒英國僑民離開。《赫爾每日郵報》（Hull Daily Mail）16日報道，“随着解放軍抵達上海西郊的虹橋，138名英國僑民——主要是婦女——離開上海前往英國”。《紐約時報》17日宣布，解放軍從東西兩側切斷了上海進入太平洋的通道。
緊張氣氛彌漫整個上海，這座遠東曾經的不夜城已經處于高度戒備之中。燈紅酒綠的上海總會（Shanghai Club）盡管仍然夜夜笙歌，但總會外面的街道上已經擺放了木制栅欄。這種緊張氣氛被《格羅斯特公民報》捕捉到，該報在5月3日報道了燃氣委員會主席阿爾德·麥錢特向委員會提交報告時的陳述，“撰寫一份已經無法運作的委員會的報告，本身就事件奇怪的事”。在軍事壓力之下，國民政府對上海的通訊開展監控，甚至在滬的外國記者要将發出消息，大多要先将文章通過電報發到香港，然後從香港傳回西方。這一時期的很多國際媒體報道，都注明發自香港。國際媒體對未來上海的态度日益悲觀，《紐約先驅論壇報》預測，目前在圍困中的上海，除非能夠恢複與西方的貿易，不然“必死無疑”。在5月18日的報道中，該報告訴讀者，上海的政商精英正在搭乘私人飛機或者輪船逃離這座城市，重要的軍火物資也由海路運向台灣，“對于共産黨管理下的上海，前所未有的陰雲正緩緩襲來”。
《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1949年5月28日
5月24日，解放軍從東西兩側分别攻占浦東市區、虹橋和徐家彙車站，夜間進入市區，并渡過蘇州河進占河北市區，國民黨淞滬警備副司令劉昌義率部投誠。25日浦東市區解放，27日上海全境解放。在此過程中，上海軍管會接管人員随解放軍一同進入上海，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密切配合和人民群衆的熱情協助下有序開展接管。解放軍模範地執行城市政策紀律，露宿街頭，不進民房，謝絕饋贈，保護外僑，給上海各界留下了深刻影響。國際媒體對解放軍的态度逐漸變化，恐懼和緊張的氣氛得以緩解。5月25日也就是上海解放當天，路透社發出報道，“解放軍今天一早開始和平進駐上海法租界”。《赫爾每日郵報》也報道了上海解放當天的情況——“上海，全世界第四大城市，今日被中國共産黨‘占領’，但沒有爆發激烈沖突”。該文稱贊解放軍秋毫無犯，“所有共産黨的軍隊都軍紀良好，他們沒有打擾任何市民的活動……政權在平穩之中交接，隻有西郊有國民政府飛機出現的地方有小規模沖突”。《紐約時報》在29日報道，“今日上海已被完全解放，共産黨在這裡建立起新的規則”。上海的解放并沒有出現此前國際媒體普遍以為的饑荒和圍困，相反，用《泰晤士報》在5月26日報道中的話說，“解放軍平靜地、有條不紊地‘占領’了上海”。蘇格蘭的《晚間電訊報》（Evening Telegraph）在上海解放當天發出的報道中寫道，“共産黨的軍隊有系統地進占上海”，并且特别指出，“解放軍在9點鐘左右進入上海市政府和警察局，附近的美國新聞處和上海總會并未受到騷擾”。《紐約先驅論壇報》在28日也報道了入城解放軍紀律嚴明，還介紹了對待俘虜國軍的策略——交出武器後就地安置，“他們就在自己幾個小時前還荷槍實彈守衛的大樓裡睡覺”。這一局面緩解了在滬國際媒體和外國僑民的情緒。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在上海總會發表演說，認為無論是北洋政府、南京政府還是中國共産黨，都需要上海與國際社會開展經貿往來；新政府并未對外國人表現出敵意，在北方，那些逃離北京和天津的英國商人現在又回去了。新上海并沒有對西方國家表現出強烈的敵意，相反《紐約時報》6月初報道陳毅市長主動表示願意接受西方國家的民生救助物資，幫助經曆戰亂的上海市民盡管恢複正常生活，當然前提是在主權平等基礎上的援助。與國民政府的預測相反，西方國家并沒有表現出強烈反對上海解放的姿态。5月18日，《紐約時報》駐倫敦記者發回消息稱，“美國和英國正在采取措施，向着最終的承認前進”。在該文作者本傑明·威利斯（Benjamin Wellies）坦率指出，“國民政府的崩潰隻是個時間問題，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盡管該條報道被次日的英國《西部日報》（Western Daily Press）所否定，但該文同時引用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的話說，“目前美國并沒有計劃參與太平洋協防計劃”。實際上國民政府早已從南京遷往廣州，但美國駐華大使館卻沒有随之離去，而是留在了南京，表現出與中共合作的态度。上海解放後的6月12日，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來到上海，與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商讨美國對華政策的走向。
《泰晤士報》1949年5月27日載解放初期的南京路
不過中共畢竟沒有管理國際大都市的經驗，可以說疑慮和觀望是國際媒體的主流心态，如何治理上海以及能否治理好上海，充滿了不确定性。此時的《泰晤士報》并沒有英國總領事那般樂觀，而是謹慎地指出“現在讨論中國共産黨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許外國企業經營還為時尚早”。《紐約時報》也發表了題為“上海的考驗”（The Test of Shanghai）的文章，“當中國共産黨着手組建上海市政管理系統的時候，他們也走進了一個考驗其治理中國能力的考場中。中國的國際大都市上海高度依賴世界市場，依靠外國的貿易、援助和經驗，是擺在中國共産黨面前的難題”。5月27日，《紐約先驅論壇報》分析了解放上海對于中國共産黨的影響，認為在此之前，中共與國際社會隻有零星的接觸，而解放上海意味着中共從此将要與西方社會直接聯系，因此“即将在上海發生的事情将會展示在與西方國家建立直接關系方面，中共會走多遠”。
上海是遠東經貿中心，國際媒體普遍認為“共産黨在軍事上得了滿分，在政治上是80分，在經濟上恐怕要得零分”。貿易、貨币自然是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沒有多久他們就發現上海的經濟形勢穩定了下來。5月30日，《紐約先驅論壇報》介紹了新政府的主要政策，包括用人民币替代國民政府的金圓券，禁止銀元和金條流通。同一天的另一篇文章承認，“共産黨在上海開了個好頭”。兩天以後，該報注意到上海與西方的貿易出現了恢複的迹象，荷蘭商船“莫倫科克”号（Molenkerk）獲得上海市軍管會批準，停靠黃浦江口岸。美國船運公司也提交了通航申請，希望“麥迪遜總統”号和“波爾克總統”号可以駛入浦江。《紐約先驅論壇報》還注意到，準許國際貿易的權力并非來自上海市軍管會，而是來自中共中央政治局，其在向各地方黨委發布的命令中明确指出，“重開國際貿易是首要任務之一”。6月初，《紐約時報》連續報道了上海市軍管會禁止外彙交易和發行人民币的新聞；7月12日報道了工資改革，“上海确立了新的支付基礎——工資與4種基本必需品的價格挂鈎”。實際上上海解放次日，上海市軍管會就發布了《關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圓券的規定》，按照人民币1元兌換金圓券10萬元，6月5日起嚴禁金圓券在市場上流通。金圓券早已失去信用，因此收兌并不困難，但不要說國際媒體，即便是上海市民，此時對于人民币是否會成為下一個金圓券也心存疑慮。臨時行使央行職能的中國銀行發現，前一天兌換出的人民币，在第二天幾乎全部回到了銀行，因為市民擔心通貨膨脹，在将金圓券、銀元和外币兌換成人民币後，馬上前往商場、雜貨鋪和菜場消費。然而此時，上海舊經濟勢力利用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擔心鈔票貶值的心理，掀起了銀元投機風潮，“銀元之戰”很快打響。《泰晤士報》在6日報道人民币對美元彙率從700比1下跌到1200比1。6月10日上午10點整，上海市軍管會派出軍警查封了銀元投機的大本營上海證券交易所，同時在全市範圍内執行中央《中共中央關于打擊銀元使人民币占領陣地的指示》。消息傳開，市場上銀元價格暴跌。雖然一般認為“銀元之戰”的勝利穩固了人民币的地位，但實際上還在“銀元之戰”勝利前，國際媒體已經意識到人民币在上海站穩了腳跟。《紐約先驅論壇報》在6月3日報道稱，“上海經濟持續向好，穩定的新貨币取代了國民政府發行的數萬億金圓券”。文章認為，人民币能夠在短時間内得到市場認可取決于三個關鍵因素——中國共産黨正在取得内戰的勝利、對投機倒把的嚴厲控制以及充足的食品和物資供應。雖然文章承認部分商品主要是奢侈品的價格在上海解放後增加了一倍，但“普通市民并不擔心，因為他們過去從未買過這類商品”。
随着上海局勢的穩定，國際媒體對新上海的正面報道越來越多。一個月後的6月24日，同樣是《泰晤士報》，在報道上海時開篇即說“自從上海被‘占領’以來，已經在重新成為中國最大城市和港口的道路上快速前進”。該文稱贊共産黨在上海的管理很快步入正軌，并稱贊了上海市軍管會的勞工政策。國際媒體也注意到了中國知識界對中共的歡迎。《紐約先驅論壇報》采訪了一位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中國學者，他告訴記者，“中國共産黨将要消滅封建主義殘餘，這是讓中國落後和混亂的根源。他們相信應該提高婦女的地位，他們相信知識、文化和工業的發展”。《紐約時報》在6月發現，上海市軍管會主動改善與外商的關系，對中外經貿關系的管理較之國民政府更加合理，并且希望進口大量棉花，“留在上海的外國商人發現，共産黨緻力于雙方關系的改進而非革命，緻力于促進勞資之間的相互尊重而非煽動勞工運動”。7月，英國報紙《敦提問詢者》（Dundee Courier）分析指出，上海并沒有關上和美國與英國的貿易大門，但這取決于他們站在共産黨還是國民黨這邊。8月，《紐約時報》報道了上海市給外資企業減稅的消息。上海解放半年後的11月25日，《紐約時報》介紹新上海的情況，文章指出上海的“紅色官員們得到了勞工和學生的支持，人民币也得到了市場的認可……盡管去年春天西方觀察家們大多認為共産黨治下的上海将危機重重，但中共已經赢得了上海的考驗”。
（本文系上海師範大學“全球視野中的中共黨史研究”專項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經授權，澎湃新聞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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