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 | 應榮榮：《紐約時報》中的中國核試驗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點，中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标志着中國研發核武器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說起中國核武器的研發過程，可以說是曆經艱難。不僅有自身内部條件的困難，更有外部環境的阻撓。目前，學術界存在着大量美國對于當時中國核試驗的研究，其中大部分是從官方檔案視角出發。本文選取美國主流報紙之一的《紐約時報》作為切入點，時間範圍是自1955年中國開始籌建核工業起至1969年尼克松政府上台前，探究美國主流媒體是如何看待當時中國的核試驗。關于這一時間段，可具體分為以下幾個階段進行解讀，分别為1955年至1959年蘇聯停止與中國合作、1960年至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前（中國第一次核試驗）、1964年10月16日至1966年10月28日進行第四次核試驗前以及1966年10月28日至1968年10月中國進行第八次核試驗。

 1964年10月16日，中國自行制造的第一顆原子彈在新疆羅布泊爆炸成功

第一階段：1955年至1959年蘇聯停止與中國合作

中國的核試驗自1955年起就開始着手準備，但是由于中方保密工作以及信息傳遞等外部因素，美國媒體起初得到的信息不是很多，紐約時報對于早期幾年中國進行核試驗的報道比較少。根據材料的收集情況來看，從1958年起關于中國核試驗的報道開始逐漸增加。在這一階段，紐約時報對于中國核試驗的報道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美國政府在應對中國核試驗時往往需要顧及到蘇聯這一因素。1955年至1957年，蘇聯同意向中國提供技術支持，幫助中國來發展核技術。蘇聯幫助在北京附近地區建立了用于研究的反應堆，并于1958年開始運行。除此之外，蘇聯也幫助中國培養一批核領域專家進行核試驗。因此，美國政府若想插手其中，是繞不開蘇聯這一因素的。據紐約時報報道稱，1958年6月，時任國務卿的杜勒斯希望在中國和蘇聯設立機動檢查站，以監督相關禁止核試驗條約的實施。此時，美國政府希望借助蘇聯的力量來控制中國的核試驗，畢竟這一階段中國的核試驗主要依賴于蘇聯。

第二，美國一些社會人士分析一廂情願地指出，中國欲加入聯合國與中國欲進行核試驗是自相矛盾的兩件事。據紐約時報報道稱，一項世界通用的禁止核試驗條約将對中國産生兩個影響：其一，中國簽署禁止核試驗條約意味着自動将其帶入聯合國；其二，條約的簽署将使中國喪失研發核武器的機會。換句話說，中國一旦簽署相關禁止核試驗條約，意味着世界要與其進行全面合作，那麼這一情況下必然要使中國加入聯合國。但是一旦中國加入聯合國，它就會被剝奪進行核試驗的權力。所以，這些分析一廂情願地認為中國加入聯合國與進行核試驗隻能二選一。

第三，美國政府為阻止中國進行核試驗也蠢蠢欲動。例如，美國舉行相關聽證會進行分析。1959年2月，國會裁軍委員會公布了關于1958年中國進行相關核試驗的聽證會證詞。同時，美國社會各界也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亞瑟·蒙克（Arthur W. Munk）在給紐約時報的信中提到，要想阻止中國擁核可以給予中國聯合國席位，台灣地區應當由聯合國進行托管。在1959年5月4日的報道中，衆議員加州民主黨人霍利菲爾德也認為“如有必要，他支持美國可以承認中國以确保其不再進行核試驗”。

第二階段，1960年至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之前

随着中蘇在意識形态上的分歧越來越大，蘇聯于1959年6月取消相關合作協議，并于1960年撤走所有蘇聯專家。因而自1960年起，蘇聯不再繼續支持中國進行核試驗，可以說中國在這四年裡是獨自發展核武器直至成功。1960年是美國總統的選舉年。1960年6月15日，當時身為參議員同時也是總統候選人的肯尼迪表示，支持北京政府接觸并建議中國加入“日内瓦談判”以尋求停止核試驗。他同時認為當前的美國對華政策是失敗的，對華政策的調整應該出現在下一任總統任職中。乍一看，似乎中美關系出現轉機。然而，一篇名為“中國威脅論”的文章于1960年9月11日刊登在紐約時報上，文章叫嚣由于中國進行核試驗，中國未來将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威脅。後來的曆史也表明，這種“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社會很有市場，特别是在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更加強烈。關于這一階段的報道，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美國政府繼續不斷要求中國加入《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Partial Nuclear Test Ban Treaty，簡稱PTBT、LTBT或NTBT）以尋求停止中國的核試驗。關于《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它的主要内容是簽署國家除在地下以外禁止在大氣層、外太空以及水下進行核試驗。它由美國、蘇聯和英國于1963年8月5日在莫斯科簽署，之後開放供其他國家簽署，該條約于1963年10月10日生效。早在該條約的談判階段，美國就不斷要中國加入這一條約的簽訂，以阻止中國進行核試驗。

第二，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批評中國的核試驗。随着中蘇分裂，蘇聯從上一個階段的支持中國轉而倒向反對中國進行核試驗。1961年8月6日報道稱，蘇聯在日内瓦多次向美國團隊保證他們決不會幫助中國獲得核武器。1963年8月4日報道稱，蘇聯反對由中國提出的一份更徹底的裁軍計劃（即中國呼籲所有國家全面禁止進行核試驗和摧毀國内核武器）。另一方面，不僅蘇聯反對中國進行核試驗，其他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也加入其中，波蘭共産黨領導人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于1963年9月批評中國的政策，謬稱中國為一個好戰的國家；東德于1964年4月竟然聲稱中國在美蘇之間掀起核戰争。面對這一情形，中國也給予了回應。1963年7月20日報道稱，中國認為蘇聯的政策帶有“投降主義”——即向美帝國主義投降。1963年9月2日報道稱，中國認為蘇聯公開了共産主義陣營的秘密給美國。在這一階段紐約時報的報道中，隻有巴基斯坦在1963年9月表示支持中國，特别是中國提出的所有國家全面禁止進行核試驗和摧毀國内核武器。

第三，美國時刻關注着中國核試驗的進程，并探讨如何看待中國未來核試驗成功後的狀況。早在1962年5月，迪爾曼·德丁（Tillman Durdin）就在紐約時報上預測中國可能在今年就能引爆一個核裝置（雖然結果不準确）。1962年9月，美國最高級别裁軍委員會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中國很可能在一至兩年内擁有許多核裝置。1964年9月，美國時任國務卿臘斯克表示中國會在近期試爆第一顆原子彈，但是同時他也強調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并不意味着一庫存核武器和現代化發射系統的存在。

第三階段，1964年10月16日至1966年10月28日中國進行第四次核試驗前

随着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美國媒體便“炸了鍋”。僅1964年10月下半月，紐約時報關于中國原子彈爆炸的消息就多達十幾篇文章。在原子彈爆炸後，紐約時報立即于美國東部時間10月17日刊登了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北京政府保證在未來決不在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下率先使用核武器……北京政府宣布發展核武器的目的是保護中國人民免受來自于美國核戰争的危險。1965年5月，中國進行第二次核試驗。1966年5月，中國進行第三次核試驗。後兩次核試驗為第四次核試驗的突破奠定了基礎。

關于這一階段的報道，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中國第一次核試驗成功引起日本的強烈反應。據紐約時報報道稱，日本政府于1964年10月17日發表聲明稱“表示深深地遺憾”。所有日本政黨以及大部分日本公衆輿論對于中國核試驗成功都反應強烈。1964年12月4日，日本又一次評價中國所進行的核試驗。對此，中國于1964年11月24日對此進行回應，表示中方進行核試驗與他人無關，隻與中國自身有關。1966年3月15日，中國指責日本試圖引進美國核武器進入日本來反對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除日本以外，印度也于1964年5月14日對中國進行核試驗發表強烈反應。

第二，美國媒體對于中國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分析。據紐約時報報道稱，在1964年10月18日，題為“中國原子彈”的文章中梳理了中國的基本情況（例如人口達7億）、中國核試驗的過程、中國原子彈的情況以及這一事件帶來的影響，特别是在亞洲。中國加入核俱樂部很可能對于其亞洲鄰居（如日本、印度）産生特殊的心理影響。關于中國第一次核試驗帶來的影響，文章認為中國打破了發達國家對于核武器的壟斷，鼓舞了其他不發達國家進行核試驗。與此同時，中國由于獲得核力量也帶來許多新的變化。在1964年10月17日，參議員帕斯托（John O. Pastore）認為中國核爆炸使得在未來任何關于核試驗監督和核武器控制的條約中都應當把中國包含在内。1964年10月22日，聯合國秘書長吳丹認為五大核力量（包括中國）應該在明年召開關于全面禁止核試驗的會議。

第三，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并未在第一時間獲得世界輿論的祝賀。據紐約時報報道稱，截止到1964年10月19日，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政府和政黨，主要包括蘇聯以及尋求在中蘇關系中保持中立的社會主義國家，未向中國成功進行核試驗表示祝賀。中國收到的外部祝賀主要來自唯一一個不結盟國家——柬埔寨、社會主義國家北越和朝鮮以及以日本、阿爾巴尼亞和印度尼西亞為代表的一些共産黨。此外，羅馬尼亞于1964年12月17日對中國進行核試驗表示理解與支持，原因是羅方傾向于支持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能夠獨立自主。

第四，美國十分在意中國未來核能力的發展，特别是在導彈技術與氫彈技術方面。1966年3月7日，美國時任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預測中國在未來兩到三年内将掌握核打擊能力，其導彈範圍将覆蓋在700英裡（約1127公裡）以内，這一範圍包括台灣地區、日本、菲律賓、整個東南亞、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蘇聯部分地區，中國很可能有能力發展中程彈道導彈。另外，他也反複強調中國預計需要十年或者更久的時間才有能力對美國進行核打擊，目前美國仍在其導彈範圍之外。另外，在1966年5月9日中國第二次核試驗結束後，美國認為很可能中國在第三次核試驗中進行氫彈試爆（雖然結果不對）。在這一期間，美國仍試圖去阻止中國繼續進行核試驗。1966年6月2日，美國期望與中國保證：如果中國同意停止核試驗，中美雙方互相保證都不會率先使用核武器。

第四階段，1966年10月28日至1968年10月28日中國成功進行第八次核試驗

1966年10月28日，中國進行第四次核試驗，宣布裝有核彈頭的導向飛彈命中目标，展示了中國強大的導彈技術。麥克納馬拉評價稱，中國這一次核試驗結果顯示中國已經與法國的核能力處于同一高度。此時，在聯合國内也有更多的代表國家表示，中國核試驗的成功增加其進入聯合國的砝碼。1966年12月28日，中國進行第五次核試驗。1967年6月17日，中國進行第六次核試驗，成功爆炸了第一顆氫彈。這一次核試驗既彰顯了中國掌握氫彈技術，也向外界表明中國的核試驗進程未受“文化大革命”影響。1968年6月30日，中國進行第七次核試驗，宣布發射了第一顆帶有氫彈頭的中程彈道導彈。1968年10月28日，中國進行第八次核試驗，成功爆炸了一顆能量可達三百兆噸TNT的氫彈。

這一階段的報道與上面幾個階段大同小異，包括中國受到世界輿論的阻力（1966年10月28日，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對中國進行第四次核試驗的表态）以及美國繼續尋求與中國關于核試驗的談判（1967年7月，約翰遜欲與中國進行關于核武器控制的談判）。特别值得注意一點是，中國當時受“文化大革命”影響核試驗進程逐漸放緩。在1968年4月21日，中國宣布推遲下一步核計劃，受“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影響，人造衛星發射計劃推遲。

基于上述紐約時報的報道，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美國政府從始至終一直反對中國進行核試驗，其主要說辭是中國進行核試驗對于美國、對于世界會造成巨大的威脅。為此，美國不斷要求中國加入禁止核試驗條約中來，以期望通過條約來停止中國進行核試驗。第二，美國認為中國進行核試驗未得到世界大部分國家的支持，不管是之前與中國關系親密的蘇聯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還是中國周邊的鄰國。第三，美國主流媒體（這裡主要指紐約時報）對于中國核試驗的報道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客觀的，如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的評論報道中強調美國不必過分擔憂，因為當時的中國還不存在成熟的導彈系統，無法将原子彈成功發射出去。當然也存在一些嘩衆取寵的誇大報道，如“中國威脅論”。第四，站在時常閱讀紐約時報的美國公衆角度來看，這些報道傳遞出來的信息更容易形成反對中國的公衆輿論。不管是“中國威脅論”，還是對中國進行核試驗的全球輿論評價，這些報道無一例外都是負面新聞。可以說，這也是這一時期中美關系僵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本文系上海師範大學“全球視野中的中共黨史研究”專項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經授權，澎湃新聞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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