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雖起源于印度，後傳播至中國而大興，成為中國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佛教中國化的發展過程中，譯經成為吸收印度佛教最基本的開端，經疏則成為印度佛典思想如何被理解、消化、闡發的見證。中國佛教的發展大抵從譯經與經疏中可以窺見一斑。中古時期，《金剛經》受到了佛教僧侶及世俗社會各階層人士的重視和歡迎，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而伴随着該經不斷被翻譯并廣泛流傳，大批《金剛經》注疏也不斷被創造并宣講，這在中古時期各種經錄和僧傳中已有充分體現。據現存資料來看，中古時期的《金剛經》經疏，因年代久遠，未能得到很好的保存，散佚嚴重。然而幸運的是，敦煌遺書中保存了一批中古時期《金剛經》注疏，其中大多未被我國曆代大藏經收錄，這為我們了解唐代《金剛經》诠釋史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敦煌遺書中《金剛經》注疏概述
雖然《金剛經》注疏的數量号稱群經之首，真正得以傳世者還是相對有限。幸運的是，敦煌遺書中不僅保留了部分傳世的《金剛經》注疏，還保留了大批藏外散佚的古逸經疏寫本。敦煌遺書中所保存的170多件《金剛經》注疏，大緻可分為34種，其中傳世者僅4種，分别為無著《金剛般若論》、天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金剛仙《金剛仙論》和慧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注》，而其餘諸如《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金剛般若經義記》《禦注金剛經》《禦注金剛般若經宣演》《金剛般若經旨贊》等30種則屬于古逸經疏，極大程度地補充了傳世文獻的不足，其中部分已為日本《大正藏》第85冊古逸部所收錄。
中古時期，智顗、吉藏、智俨、窺基、惠能和宗密等佛教大師對《金剛經》的注釋作品雖曆來極受尊崇，堪稱“正當明允者”，為佛教研究者所重視，然而敦煌遺書中保存的《金剛經》注疏中卻沒有發現這些大師們的作品，留存的反而是大批不知名人士所撰的古逸經疏。我們也不難發現中古時期的《金剛經》注疏多集中于唐代，雖然有标明是唐以前的古注，可其實為唐代人假托而作。還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往往越為後人重視的經疏，敦煌文獻中反倒沒有保存相關的寫本。
敦煌遺書與唐代《金剛經》的多元诠釋
敦煌本《金剛經》注疏的價值除了校勘入藏典籍和補大藏經之不足以外，其所反映的佛教注疏史的問題以及當時的佛教思想，更值得關注。
慧淨《金剛般若經注》、道氤《禦注金剛般若經宣演》、昙曠《金剛般若經旨贊》和寶達《金剛經暎》等作品在敦煌遺書中的留存，充分表明中晚唐至五代時期唯識思想在敦煌地區仍然存在一定的影響。道氤《宣演》和昙曠《旨贊》是對大乘空宗的代表作《金剛經》的注疏，然而它們亦帶有強烈的唯識色彩，反映出唯識思想和般若思想之間存在着密切關系。佚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疏》（伯2165背、斯2047）主要利用一些大乘經、論對《金剛經》經文進行注解，并對相關經義進行闡發。其援引佛典内容上既有經，亦有論；形式上既有忠實地直接引用經文，亦有對經文進行改寫後的間接引用。從經疏中以“六義”“一頌”等帶有唯識色彩的概念對般若經典進行诠釋的立場來看，唐代般若與唯識兩種思想趨于融合。
與唐中後期禅宗的興盛相一緻，此一時期産生了大批與禅宗思想關系密切的《金剛經》注疏。北敦15403号背《夾注金剛經》和《晉魏隋唐殘墨》第36号《夾注金剛經》同屬“随文注釋”式經疏，且内容基本相同。從兩件寫本所存内容來看，此類注疏采用雙行夾注的形式對經文進行随文注釋，主要對經文中的某些名詞和經義進行注釋；從注釋風格和解經立場看，此類經疏可能與禅宗思想存在很大的關聯性。此外，北宗禅文獻金剛藏菩薩撰《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注》反映了北宗禅在重視《金剛經》的态度上與南宗禅别無二緻。
在中古時期敦煌地區普通僧衆的《金剛經》信仰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并非那些著名佛教大師的作品，而是一些與敦煌地區有關的僧人所撰經疏或者能令普通信衆理解并接受的經疏。其中更多的是所謂注解式的經疏，與儒家典籍的注疏頗為相似，總體風格還是受儒家“述而不作”文化模式的深深影響。
北敦8263号（服63）《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注》擇取部分語句，重點對有關字詞進行簡明的注釋，釋義比其餘注疏更簡潔明了，頗具禅風。敦煌本和傳世本的《金剛經》注疏，基本上逐段對經文進行注釋，而此件經注是抄寫者利用已有《金剛經》經卷增抄而成，并僅僅選擇經文中的部分語句或詞語進行注釋，并非注解《金剛經》全文，其目的應該非講經之用，而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個人閱讀《金剛經》時所留下的學習筆記。此件經注不僅反映了批注者閱讀《金剛經》的情況，而且反映了其對《金剛經》的學習和理解情況，對于我們了解唐代敦煌地區僧人關于《金剛經》的修習情況提供了一份寶貴的原始資料。
敦煌寫本第51号《報恩金剛經文十二段》系唐代名為楊仙鶴的居士以韻語敷陳《金剛經》之經義而作，内容包括卷首題記、序文、正文和“無明五言詩”四個部分。此件寫本内容的最大特色是将《金剛經》文本分為十二個段落，并采用韻語詩文的形式，以闡釋“十二義”為中心對《金剛經》“無相為宗，般若是體”的主旨進行了诠釋，并以一首“無明五言詩”作了總結性的升華。其作者楊仙鶴可能是唐代中後期的一位居士，雖自稱“愚癡人”，但從“十二義”和“無明五言詩”的内容來看，其對《金剛經》經義的诠釋和理解獨具特色，且有一定的深度。與通常注經方式有所不同，此件寫本并非對經文進行逐句解釋，而是重點闡發作者本人對經文的獨特理解。
敦煌遺書中《金剛經》注疏與佛教中國化
通常而言，《金剛經》注疏之中，為人所重者大多都是著名的佛教大師之作品，然而據現存各位大師的《金剛經》注疏來看，有些存在僞作的可能，有些在當時亦不甚流行而更為後人所尊。我們從各類經錄的記載來看，在《金剛經》的傳播過程中，還有相當多人對其進行注釋。雖然這些不知名的注疏被周叔迦先生斥為“偏邪之列”，然而它們亦真真切切反映了《金剛經》注疏的發展史，亦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該經的理解，以及他們的佛學思想。
諸種經疏呈現出隋唐五代時期人們對《金剛經》經文或經義的不同認知和理解，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該佛典的接受程度和宗教立場，為深化佛教中國化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中古時期所産生的衆多佛典注疏，是中國僧人自覺性地創造符合中國本土思維習慣和文化傳統的佛教思想之努力的見證。中古佛典注疏所起的作用在于，其不僅反映出中國僧人的宗教立場并逐步推動宗派佛教的發展，而且反映出外來宗教文化和中土思想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促進了中國思想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也為其後迎來宋明理學這一思想文化的高峰，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礎。
（作者系bevictor伟德官网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