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以來，上海老城廂的改建進入具體實施階段，目前已告一段落；對這座現今上海主城區範圍内曆史最為悠久、擁有千餘年市鎮發展史與七個世紀建縣史的江南古城的再開發，正在進行之中。
對于如何把老城廂作為現代化大都市中的曆史空間與曆史景觀去看待它的建築遺産與地面遺存，目前有着多種方法和立場。不過筆者注意到，無論是研究者、規劃設計者與開發建設者，還是當地居民、遊客抑或曆史城鎮的發燒友，大家的一個共識就是：“上海老城廂的改建，不能把它做成一座假的蘇州、甚至是假的周莊”（建築師唐玉恩語）。
近年來各地湧現不少古城古鎮和曆史街區，簡單的效仿、雷同的風格、缺乏質感的仿古建築，确已成為通病，在熱潮漸退的當下，其負面效應也已經顯現出來了。可是，困難也正在于此。雖說傳統的曆史城市都是在漫長歲月中逐漸積累起來的物質形态，但不可否認，像上海老城廂那樣既有着近千年的多層次時空堆疊，又因為近代化的曆史變奏而逐漸陷入停滞與多樣化經曆的古城，也是為數不多的一個獨特的存在。
開埠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激蕩的時局、戰火的摧殘和易變的業态所帶來的産權變更與建築改建，一次次磨蝕了城内的傳統建築和曆史街區，城市肌理愈來愈趨向于拼貼式與碎片化，以緻于這座古城的性格變得模糊而難以識别；單就獨棟建築而言，現存晚明及近代以前的老宅已屬鳳毛麟角，連百餘年曆史的建築也不多見了。但若因此就要作出這座古城已經失去保存價值、可以推倒重來的論斷，顯然為時尚早。
今天的上海老城廂，仍保留着自古以來江南水鄉市鎮特色的空間骨架與肌理基因，以及北宋以來多層次、多尺度的新舊空間要素的交織，并由此成為在用地條件、空間向度上有着如此豐富多樣性的獨一無二的一座古城。
基于這樣的視角，本文将透過現今極目所見的層累建築與城市肌理，由古及今地鈎沉屬于這座古城的特征性建築層累，并追溯其獨具個性的城鎮初始構造，以及與其街市起源、原型相關的曆史景觀的本底（即“原風景”）。
老城廂的古層框架：超乎想象的古老街巷以及由其所形塑的悠久街市
從城市曆史形态學的角度來看，每一座城市都是一個獨特的生命體，由于生長、發育的不均衡性，最終形成擁有不同曆史面貌與社會生态的建築營建和時空層累。
在近現代的上海以及當代中國許多城市的建設中，大量的街道都是剛剛誕生出來的，快速伸張的路網給人以一種錯覺，似乎自古以來街道的成長都是這樣的速生且易變。而以康澤恩為代表的城市曆史形态學理論揭示了在不同時代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影響下，土地利用方式與建築肌理的變化程度存在顯著的差别。
尤其在近代以前，城鎮平面格局是最為保守的形态複合體，而各要素之中，街道的形狀、走向變化涉及兩邊所有的土地和建築，需要通過漫長的社會協商、動用大量公共資金，因此，街道又是最為固着而難以改變的，在一座曆史城市裡，它往往是構成其空間骨架最古老層次的關鍵要素。
循此思路再來觀察今日的老城廂區域，雖然曆經拆城與填浜、貫通與拓寬等改造工程，但由中華路、人民路圍繞的梨形環路依然完整繼承着舊縣城的圍郭格局，城内的街道系統也仍然大體維持着明嘉靖築城之後的曆史狀況，其中的方浜中路、複興東路、侯家路、凝和路、喬家路等街道，在位置、走向甚至曲度等細節上處處透露出這座舊縣城乃至其更早時代城内方浜、肇家浜、侯家浜、薛家浜四大水系及其支流的古老形态。
這四條主河道及其沿河街道，與南北向的老北門街—穿心街—舊校場街—三牌樓街—虹橋大街—小橋街、縣南街—縣橋大街—太卿坊巷—大南門街、天官坊街—四牌坊街—曲尺彎—鹽公堂—南梅家弄、東街—水仙宮前—小南門大街，形成了經緯交織的四縱四橫型栅格狀幹線路網，由此構成老城廂的框架；這一幹線路網與富于變化的次級河道、支巷組合，共同組成了這座古鎮的獨特城市肌理和極具自身地理辨識度的“栅格狀複合水路型城鎮”。
從微觀角度對上述演化進程的研究表明：在這座水鄉城鎮，條帶狀的水路建築陣列如觸手般延展并不斷交織加密最終形成網格狀的街區。不過，在街區中央低地卻往往保留着較多的田地。從地形上看，此類街區繼承了圩田開發初期、四周高中間低的所謂“仰盂圩”的原型——其空間特征表現為四周民宅圍合、中部低窪處則仍然留存着水田甚至池塘。
晚明城市内涵躍遷之後形成的“城市山林”
明中葉以降，此種由“仰盂圩”型聚落發育而來街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海賊的長期襲擾，迫使原先分散在鄉間的地主和知識精英攜帶着巨量财富集聚到了相對安全且物流發達的圍郭城市裡。在整個江南，就在這一時期大量興築的諸多府縣城市裡，突然湧現出衆多田産與居地分離的所謂“城居地主”與退休官吏，他們在城中的積極營建，帶來了城市内涵的重大躍遷。
而上海的城市景觀也在這一時期發生了深刻變化，正如建築學者朱宇晖所言：“13世紀以來空間粗放生長的上海縣城，在明中晚期，經曆了知識精英階層推動的一輪卓有成效的空間塑造與升級。”而到了晚明，傳教士利瑪窦看到的上海城是如此這般景象：
與其說它是鄉村，不如說是一座遍地是花園的城市，因為這裡到處是樓閣、别墅和住宅區。有很多學生和有功名的讀書人，随之而來也便有很多告老還鄉的官員，他們的宅院都很漂亮，但道路都很狹窄。這裡的氣候也非常宜人，因此人的壽命要明顯高于别的地方，能活到八九十歲，甚至還有百歲老人。
經曆這一次升級疊代的上海，已十分接近近代化之前老城廂的面貌了。著名的城内三大園林——豫園、日涉園和露香園，均構建于嘉靖築城後不久，其園内水景都是利用該處舊有水路網絡或就近挖渠引水而成。類似的利用或改造既有毛細水網、或引水開掘池湖的冶園手法，在此後城中的渡鶴樓（即清代也是園前身）、吾園、梓園等園林的營建中也十分普遍。
從這些園林的選址來看，露香園這樣面積較大的園林置地于城西北之“曠地”自不待言，該處直至晚清仍是城中人戶疏落之地，可以想像雖然交通不便但當時仍較好地保存了田園河網基底，适宜作為“城市山林”的冶園用地。
圖為航拍視角下的老城廂。位于圖片中心位置的是書隐樓，其前身為上海城内三大名園之一日涉園内的殿春軒。
而豫園卻構築于城中最為繁華的方浜北岸、侯家浜之南，這一帶早在築城之前已“皆為縣市”，築城後其沿河地帶均已成密集街區。不過，豫園就建在了方浜中段的北河沿背街之處，其時此處還是“舊有蔬圃數畦”的田地。同樣的，日涉園也營造在了可以看成是這座市鎮聚落起源之地的城南東街、縣南大街之間，在這麼一個早期建成的市鎮老街區之中，卻仍“有廢圃一區，度可二十畝而羨”。
這兩座園林在城市空間上的共同特點，透露出即使到了明代中葉，縣城裡的早期建成區和繁華街區之中仍然還有不少的田地或其他非建成用地——很可能往往就是利用了原先“仰盂圩”内部中空低窪之地。關于這一點，聯系蘇州城内的園林如滄浪亭、怡園、網師園等，也都有着與之相似的“口小腹大”特點，即這些園林都是臨街入口狹小而其宏敞的主體部分均建在了街區的中部，反映出當時江南城市盛行的園林營建中普遍存在的土地利用模式及其深刻的聚落發生學、曆史景觀學基礎。
宋元以來從市鎮到縣城的官方衙署與公共建築
在上海老城廂的生長過程中，宋元以來從市鎮到縣城的發展過程中營建的各類官署與公共建築扮演了突出的角色。
從曆史沿革來看，上海的初期聚落形成史尚不明朗，但至遲在北宋天聖年間（1023—1032）應已設置酒務，成為秀州下屬17座設務市鎮之一，在當時應該也已是江南大鎮了。大約從南宋理宗朝始（約1255年前後），朝廷在上海置“市舶分司”以承接遠洋貿易，卓越的區位優勢與航運條件，使得該地在與青龍、江陰黃田、太倉浏河等商貿口岸的激烈競争中脫穎而出，至南宋末升格為“鎮”，元初更是一度設為市舶司。
到了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建縣後，根據當時本縣教谕唐時措的叙述：“襟海帶江，舟車辏集，故昔有市舶、有榷場、有酒庫、有軍隘，官署儒塾，佛宮仙館，甿廛賈肆，鱗次而栉比。實華亭東北一巨鎮也。”其中雖不免溢美之詞，但其中有關市舶、榷場、酒庫等陳述均是實情。而到明代中期築城之後，上海更是“諺号為小蘇州，遊賈之仰給于邑中者無慮數十萬人”（明代本縣人陸楫《蒹葭堂雜著摘抄》所述），也反映當時此地确已發育成為一座十分繁華的江南縣城。
老城廂這樣的履曆，也為它留下了數量衆多的衙署祠廟以及圍郭城濠等多種功能各異的公共設施，雖然曆經千年滄桑與數度改朝換代，時至今日，仍有一些建築實物或遺存以及諸多地文印痕可資回憶。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秋，為防倭寇攻掠，上海縣吏民用兩個月時間日夜搶築了一道周長5800餘米的城牆，此次築城形成一道環狀的城濠，在原先這片水鄉市鎮的低平天際線上，突然聳立起一座高大巍峨的城郭，成為了此後四個世紀上海縣城的地标性建築，并在很大程度改變了該市鎮的舊有格局——如新開挖的城濠利用了北侯家浜、榆木泾等自然河道，新築的城牆也打斷了原先縣市與濱浦街區之間的路網與河網。
不過，在民國初拆城之後，這一壯大的城濠系統僅留存了大境閣一處比較完整的附屬建築，其他的如制勝台等建築僅留有碑額一座（今嵌于大境閣牆體）。
豫園夜景
原在城牆上的天後宮，創自南宋，因其地處縣城東北端，下抵潮流，而成為中古以來往來上海的航标，明築城後複建于東北城牆之上（今古城公園處），更增壯麗之姿，是當時縣城最高處，登樓可眺望城廂内外和浦江風光，是舊滬上八景“鳳樓遠眺”的由來，可稱得上是老城廂内最具曆史價值的公共建築之一。
該處建築後被拆分并遷建于河南北路與松江方塔園，近年又得以重建，惜其已非曆史舊址。當然，作為一種具有強烈線性特征的大尺度功能地塊，城牆系統的平面特征與地形輪廓（即所謂“形态框架”）仍對老城廂帶來強有力的影響——拆城後刻畫出的沿舊城牆線的環形街道——人民路與中華路，為這一片平整連續的栅格狀路網街市疊加了獨特的梨形環線。
就公共建築實物遺存而言，現今老城廂内雖然僅存明清城隍廟宮觀群、清天主堂、清文廟、清慈修庵、民國警鐘樓等數處，不過，根據近年來同濟李穎春等團隊地毯式建築普查的成果，若以建築構件或局部建築的留存而言，事實上在老城廂内尚有為數不少的早期祠廟類建築構件，如城南喬家路地塊的原羅祖廟、光啟南路的徐公祠等建築内留存的明代構件等，其他的包括牌坊殘件、假山殘件以及老城内随處可見的大量石刻界樁等曆代遺存，都是這座城市聯結曆史上的荏苒光陰與陰晴風雨的重要記憶。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決定城市肌理和尺度的關鍵要素之一，繼承傳統建築的産權而來的舊有地塊基底，也是老城廂中頗具曆史價值且長期為大衆所忽視的一類地文印痕。
以上海最早的政府管理部門、即距今千年前的北宋初所設榷酒機構“上海務”而言，其地塊在今老城廂小東門内原健康苑區塊，該處舊址的曆史，曆經北宋上海務及安撫司酒庫（時人稱“上海酒庫”）、元代的稅課司、明代的察院，清代的海關署、皇華館、海防廳，辛亥革命後陳其美于此設滬軍都督府，民國時改為石庫門式“福昌裡”，即今健康苑。雖然地面建築多次變更改建，但地塊猶存，根據目前對于江南如甯波、嘉興等地的酒務發掘推測，其地下仍有豐富遺存的可能，亟待加以維護與發掘。
類似的地塊留存還可見于上海縣署、上海道署等衙署機構，以及舊址仍存的水仙宮、火神廟等祠廟類地塊，建議應盡早開展專門的評估與規劃。
近年來，随着老城廂拆遷改建的展開，出現了許多重新發現其城市空間曆史、文化、建築價值的活動，這一價值觀的轉變有着值得深思的社會背景。
經過近40年在中國發生的人類史上最大規模城市化激變，整個社會在經曆了高速擴張熱潮之後将逐漸回歸新的常态，人們開始冷靜檢讨自己邁向現代性的無情腳步與驚人步伐，越來越多的遊客加入了“城市行走”的行列，樂于以自己的腳步去丈量街區、閱讀建築，去理解一座城市的曆史和文化。
現代的老城廂，雖因堆疊層次過于複雜、城市肌理過于碎片化而很難直觀把握其整體圖景，但如果我們方法得當，就能從看似混雜的表象背後發現這座古城自身曆史文脈上的建築層累與極具特色的原風景。而對于此類新舊要素拼貼、富于空間變化的古老城鎮的有效探索和認知，不應孤立地看待留存于斯的一幢幢建築實體，而更需要拓展研究的視野，更具包容性地去查證、體會不同時空層次與尺度下的各種特定組構與地方構型、及其背後的曆史記憶與事件刻痕。
圖為夜裡拍攝的老城廂，其中亮着路燈的小徑為凝和路。
為說明這一點，筆者想引用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關于一座城市的曆史與空間尺度關聯性的生動描述：
組成這城市的并不是這些東西而是它的空間面積與曆史事件之間的關系：燈柱的高度、被吊死的篡朝者擺蕩的腳與地面的距離；系在燈柱與對面鐵欄之間的繩索、女皇大婚巡行時沿路張結的彩帶；栅欄有多高、偷情的男子如何在黎明時分躍起爬過它；檐槽的斜度、他閃進窗子時一頭貓怎樣沿着檐槽走過；突然在海峽外出現的炮艇的火器射程有多遠、炮彈怎樣轟掉檐槽；漁網的裂口、坐在碼頭上的三個老人怎樣一面補網一面交換已經講過一百次的炮艇和篡朝者的故事——有人說他是在襁褓時就給遺棄在這碼頭上的、女皇的私生子……
筆者近十餘年來在堅持體驗老城廂的過程中，一直擔憂這座古城的改造可能因缺乏對城鎮聚落本底和曆史景觀的深刻鑒别、以及對其地方性和曆史縱深認知的不足，而将其僅僅視為“前現代的殘餘”并由此陷入被簡化為剝離了曆史文脈的單調、同一境地。為此，也希望此文的看法能為老城廂的開闊的多學科交叉研究、展現江南華麗市鎮文明與精緻敏感度的規劃設計，提供更多向度的思考和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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