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蘇智良：建黨圖景是如何在上海展開的

如果說上海是中國共産黨的初心始發地，那麼老漁陽裡2号則當之無愧就是初心始發地的“初心之地”。

【編者按】今年是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上海作為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地，也是中共建黨活動最為集中、最為豐富的城市。上海師範大學蘇智良教授指出，經粗略統計，在上海至少有40餘處相關場所與建黨活動有關。這些空間場域，是獨一無二的紅色曆史地标，形象而直觀，豐富且獨特，具有強烈的感召力，它們是上海乃至中國不可或缺的紅色紀念地。那麼，建黨圖景是如何在上海展開的？以下是他在東方講壇·思想點亮未來系列講座的演講。

上海是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地，也是中共建黨活動最為集中、最為豐富的城市。早期革命者筚路藍縷，開拓前行，他們在上海辦報刊、搞集會、建社團、開會議，形成特色各異的紅色政治場域，成就了中國共産黨的建黨偉業，也給後世留下了衆多光彩奪目的紅色曆史足迹。今天的演講，我就重點向大家介紹一下，建黨圖景是如何在上海展開的。

上海具備了最為适宜的建黨條件

學習黨史，很多人會問一個問題：中國共産黨為什麼誕生在上海？我的回答是：因為上海這座城市為中共建立提供了可能。簡而言之，近代上海為中國共産黨的創建提供了其他城市、其他地區所不具備的諸多社會曆史條件。

首先，作為工業化、現代化和國際化都市的近代城市，上海為共産黨的成立提供了最适宜的地理環境。

上海這座城市，曾經并不起眼。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優越，所以當1843年正式對外開埠後，城市快速崛起。進入近代以後，上海最大的景觀上的變化，就是出現了“租界”。

在上海，曾有一條河叫“洋泾浜”，它其實就是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分界線。今天，我們還經常用“洋泾浜”來形容“中式英語”，也指中英文混用的情況。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形容？因為上海最早的貿易就是在這條河上進行的。當時，中國人不會講英文，英國人更不會講中文，所以就出現按照中國語法來講英語的“不規則英語”。

租界是帝國主義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強行在中國獲取的租借地，是當時羸弱的中國喪失主權的體現。但是，租界的出現也帶來了另一種結果，即在當時中國專制的統治鐵闆當中，出現了一道縫隙，這道縫隙是封建統治的薄弱環節。由此，租界也成為革命者活動的最佳地點選擇。

今天我們到香山路7号，可以看到孫中山故居。孫中山這一輩子，除了青少年時代在珠海以外，他最喜歡的就是上海。當時他就住在租界裡面，寫了很多著名的著作來鼓吹革命。而無論是清政府，還是後來的袁世凱政府，都無法直接去租界逮捕孫中山。

其次，上海是中國近代工業的搖籃與中心，也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發祥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上海的工業飛速發展，工業産值占全國60%以上，金融占到80%左右。随着工業化的深入，工業無産階級也逐漸發展壯大。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發祥地，1921年上海工人50多萬，占全國工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海工人為主體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壯大和階級覺悟的提高，為共産黨的創建奠定了階級基礎。深受壓迫的工人階級，具有極高的革命性。工人們在罷工中公開宣稱政治訴求：“吾輩數十萬工人，願犧牲生命，為學界商界後援，與野蠻的強權戰。”罷工的目的是為了“不要我們的國家變成朝鮮第二”，是為了“格政府之心，救滅亡之禍”。

第三，上海是近代以來中國與世界聯通的重要窗口。上海建立了各種連接外國的遠洋航線，成為中國最先結緣全球化的城市之一。

上海是個港口城市，而革命需要同世界各地發生聯系。便利的交通使上海成為當時革命者“走出去”的首選通道。一百多年前，在黃浦江的碼頭發生了一件改變中國曆史的大事，那就是赴法勤工儉學運動。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89名由海路赴法勤工儉學學生乘坐的“因幡丸”郵輪在彙山碼頭起航。到1920年12月止，兩年内先後有1600名中國學生從上海出發，遠涉重洋、聯袂留法，其中有陳延年、陳喬年、周恩來、鄧小平、王若飛、劉伯堅、陳毅、李維漢、李富春、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徐特立、聶榮臻等。毛澤東第一次到上海來，就是歡送新民學會的朋友到法國去。

為什麼選擇去法國留學？因為當時的中國人認為法國很先進，年輕人可以到法國去學習現代化經驗。比如，鄧小平赴法時坐過巴黎地鐵，而且因為半工半讀，他還參與造過雷諾汽車、造過萬噸輪，是一個優秀的鉗工。這些記憶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對後來他制定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産生了影響。

第四，上海發達的媒介網絡為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

1899年，上海廣學會創辦的《萬國公報》第一次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1903年，上海廣智書局出版的《近世社會主義》，是第一本系統介紹社會主義學說的譯著，書中介紹了馬克思的生平活動及其學說，稱其為“一代之偉人”，其學說為“社會主義定立确固不拔之學說”。1907年，上海世界社《近世界六十名人》第一次刊登馬克思肖像，後來被第一部中文全譯本《共産黨宣言》用作封面。

伴随新文化運動的勃興，上海成為先進知識分子的集聚與活動中心。20世紀20年代初的上海，日益成為先進知識分子的向往和集聚之地。魯迅言：“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以來，一九二〇至二二這三年間，倒顯着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相形之下，上海的政治、文化環境要寬松得多，再加上文化事業發達，中外聯系廣，上海顯然已成為先進知識分子的集聚中心。

文化繁榮與自由的上海成為新型文化人的向往之地。出生于紹興的邵力子在20歲中舉後，放棄考進士的念頭，來到上海求西學，赴日留學後，再返上海主持《民國日報》。1920年3月，在北京參加工農互助團因内讧而失望的施存統，與俞秀松來到上海，他倆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奔有“社會主義将軍”之稱的陳炯明，但在《星期評論》社與上海知識分子交流後，決定“投靠軍隊，不如投身工廠”，施存統還成為《星期評論》社的輔助人員。

上面我僅列舉了一些主要因素，簡單概括一下：上海是中國的工業、金融、貿易、科技、航運、文化、出版、教育中心，是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重要中心和中國工人階級最密集的中心城市，具備馬克思主義政黨産生的各方面條件。中國共産黨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結果，而共産黨的成立及其有聲有色的活動，也構成了上海近代史的華彩樂章。

漁陽裡街區：建黨活動的中心場所

城市空間是促成中共在上海建黨的必不可少的“地利”條件。我曾提出，在研究中國共産黨建黨的空間因素時，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西門區”現象。法租界1914年擴張後，啟動規模龐大的築路建房計劃。這些東西向、南北向的新路，構成了一個新街區的框架。這個新街區就是“西門區”。除了中共建黨，當時不少國内外黨派或組織的活動也都活躍于這一塊。為什麼大家當時都會選在這裡呢？因為有很多有利于革命者活動的因素。比如，區位合理，交通便利，道路寬暢，人口密度不高，環境幽雅，房屋建築精緻，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

在建黨過程中，上海地理版圖上出現了不少紅色空間場域。其中，漁陽裡街區作為上海建黨的活動中心，被賦予了重要的時代使命：這裡成為共産黨和青年團組織的創建中心、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中心、革命青年的培育中心、工人運動的策劃中心、各地建黨的指導中心。

漁陽裡有“老”“新”之分，分别指的是老漁陽裡2号（環龍路漁陽裡，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漁陽裡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

1920年2月中旬，陳獨秀為躲避北洋軍閥的追捕，在李大钊等人的幫助下離京，隻身來到上海，“途中則計劃組織中國共産黨事”。4月，陳獨秀入住老漁陽裡2号。陳獨秀邀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幾位同仁商量《新青年》複刊之事，參與商談的有《星期評論》的編輯李漢俊、沈玄廬以及《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的編輯邵力子等人。不久李達從日本回滬，擔任編輯工作，并入住老漁陽裡2号。5月，陳望道被邀請加入編輯部。複刊後的《新青年》雜志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成為革命思想的重要前沿陣地。9月《新青年》刊出一則啟事，“凡關于投稿及交換告白雜志等事（彼此交換雜志均以一冊為限）。均請與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裡2号新青年社編輯部接洽，凡關于發行事件，請與上海法大馬路自鳴鐘對面新青年社總發行所接洽。八卷一号以前的事仍由群益書社負責。”

陳獨秀、李達等在老漁陽裡2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陳獨秀為召集人，成員有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施存統、邵力子、戴季陶等。後在陳獨秀的倡導下，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社。由陳望道翻譯的中國第一個中文譯本《共産黨宣言》，就是交由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的，研究社還先後出版李漢俊翻譯的《馬格斯入門》（編者注：“馬格斯即馬克思”）和李達翻譯的《唯物史觀解說》等經典書籍。

1920年6月，陳獨秀約同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和陳公培，在老漁陽裡2号成立“中國共産黨”，後被稱為中國共産黨發起組。老漁陽裡2号由此成為革命者的聚會中心。各地的革命者紛至沓來，一塊小黑闆用粉筆寫着一行字：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可見當年之盛況。

也在這個月，毛澤東走入老漁陽裡2号，與陳獨秀探讨馬克思主義。他曾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有三本書特别深刻地銘記在我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對曆史的正确解釋，以後，就一直沒有動搖過。”這是他“一生中最關鍵時刻”，“到1920年夏，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據統計，“一大”以前，先後在老漁陽裡2号入黨的有李達、沈雁冰、林伯渠等20人左右。

除了上面講到的，老漁陽裡2号還是共産國際代表與陳獨秀商議建黨的首議地，是籌建各地共産黨組織的“臨時中央”，是第一本中譯本《共産黨宣言》的校對地，是中共第一份黨刊《共産黨》的編輯部，是《勞動界》周刊創辦地，是中共一大的籌備地（發起、籌備地和會務組織、報到場所），是中共“中央局”的辦公地，等等。

今天到老漁陽裡2号去，我們會看到一塊紀念牌，上面刻着兩排字，第一排寫着“中國共産黨發起組成立地”。如果說上海是中國共産黨的初心始發地，那麼老漁陽裡2号則當之無愧就是初心始發地的“初心之地”，其地位重要性不言而喻。

新漁陽裡6号也是革命者的重要活動空間。1920年7月，維經斯基共産國際使團在此設立中俄通訊社，1921年1月起稱華俄通訊社。楊明齋擔任通訊社社長，通訊社經費由維經斯基提供。這不僅是共産國際使團在中國的第一個工作機構，也是中國共産主義組織最早的通訊社。為擴大信息傳播，還在北京設立分社。通訊社的主要任務是向共産國際報道中國革命情況，發送來自共産國際和蘇俄提供的消息：一面向《新青年》《民國日報》等供稿，介紹十月革命的勝利和經驗，蘇俄和共産國際的情況、材料；一面将京滬報紙有關中國的重要消息譯成俄文，發往莫斯科，向蘇俄報紙供稿。該社所發的第一篇稿件是7月初刊在上海《民國日報》的《遠東俄國合作社情形》。

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施存統、陳望道、李漢俊等8名平均年齡為24.5歲的年輕人，發起成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俞秀松為首任書記。在俞秀松撰寫的青年團章程中明确規定，團的主要任務是研究科學理論，實現自由平等，宗旨是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和宣傳社會主義。到1921年3月，各地團組織産生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機關仍設于新漁陽裡6号。

維經斯基向陳獨秀介紹蘇俄、共産國際決定創辦一所東方大學，以培養東方的革命幹部。于是陳獨秀決定辦一所學校，培育後備幹部。後在共産國際的幫助下，于新漁陽裡6号創辦外國語學社，校長是楊明齋。任弼時、蕭勁光、羅亦農、劉少奇等都曾在外國語學社學習過。

同時，漁陽裡街區是工人運動的策劃中心，1920年10月3日，李中（原名李聲澥）作為籌備書記在新漁陽裡6号主持召開上海機器工會發起會，确定了機器工會的五大原則。陳獨秀、楊明齋、李漢俊等人以嘉賓的身份出席會議，陳獨秀被邀請為暫設經募處的主任，并促成了上海最早的兩個工會——上海機器工會和印刷工會的誕生。李中等五人被推選為機器工會辦事員。毛澤東曾贊譽過他的這位同鄉，“李君聲澥以一師學生在江南造船廠打鐵……幫助陳仲甫先生等組織機器工會。”李中也成為中共領導的第一個工會上海機器工會的主要創建人。

綜上而言，新老漁陽裡疊加了許多建黨的活動，是名副其實的建黨活動中心。

建黨活動的其他重要空間

上海石庫門建築中西合璧，五方雜處，人來人往，易于隐蔽。石庫門獨門獨戶、圍牆又高、私密性強；且前後有門，上有老虎窗，弄堂又四通八達，便于緊急逃逸。除了新老漁陽裡，還有一些石庫門在建黨偉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樹德裡

1920年秋，法租界望志路樹德裡106、108号房屋剛建成不久，李漢俊随兄長李書城等從當時的法租界白爾路三益裡（今自忠路163弄）搬遷入住。當時望志路的北側是一排新建石庫門建築，而馬路對面的南側當時還隻是一片菜地，菜地旁僅有一所庵堂，路口向西也僅有一些平房和幾家小手工業工場。這裡人煙稀少，有利于開展革命活動。根據目前掌握的史料，基本可以确定一大的會議場所，即李書城和李漢俊寓所，是李漢俊選定的，而代表住地博文女校，是李達落實的。

1921年7月23日，在望志路106号召開了黨的一大。1964年，毛澤東在會見李書城時說：“你的公館裡誕生了偉大的中國共産黨，是我們黨的‘産床’啊！”

2、輔德裡

輔德裡最早建于1915年。1921年，李達租借輔德裡625弄（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為寓所。中共一大會議後，李達擔任中央局宣傳委員，負責黨的宣傳、出版工作。1921年9月，人民出版社在輔德裡誕生，由李達主持并兼編輯、校對和發行，出版《共産黨宣言》《資本論入門》《列甯傳》等15本革命書籍。

1922年，中國共産黨在輔德裡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此外，1922年初的平民女校，是黨創辦的第一所新型婦女學校。校務主任先後由李達、蔡和森擔任，陳獨秀、高語罕、邵力子、陳望道、沈雁冰等先後前來輔德裡授課。

3、三益裡（後為自忠路163弄，今翠湖天地）

三益裡17号是《星期評論》的編輯部所在地。《星期評論》與《每周評論》《湘江評論》《新青年》并稱宣傳新文化的“四大周刊”，發行量一度達到3萬多份。

1919年6月8日，《星期評論》由戴季陶、沈玄廬、孫棣三等人正式創刊，以獨立的精神、批判的态度，提倡新文化、宣傳社會主義、激勵工人運動。《星期評論》社初設于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新民裡5号，1920年1月底才搬至三益裡。編輯部的用房得到李漢俊胞兄李書城的支持，由其提供個人寓所供《星期評論》社使用。

後來，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也入住三益裡17号。共産國際和俄共（布）的全權代表維經斯基，曾受陳獨秀之邀來到《星期評論》社，與大夥交談建黨事務。

4、成裕裡

又新印刷所就設在成裕裡7号（今複興中路221弄12号），是一幢三層（原兩層）坐南朝北的舊式磚木結構石庫門裡弄建築。該印刷所由陳獨秀、維經斯基、俞秀松等參與建立，取名“又新”，意蘊“日日新又日新”之意。承印的第一本書便是《共産黨宣言》。《新青年》《共産黨》《勞動界》《上海夥友》等也在此印刷。

紅色革命的曆史是上海城市的重要文脈。在長達一年多的組織醞釀、發起組成立、各地建黨、籌開“一大”的曆程中，粗略統計至少有40處相關場所與建黨活動有關。如此衆多、遍布全城的建黨紅色資源是最好的曆史見證，也是黨史學習教育的最佳場館。這些空間場域，是獨一無二的紅色曆史地标，形象而直觀，豐富且獨特，具有強烈的感召力，它們是上海乃至中國不可或缺的紅色紀念地。

【思想者小傳】

蘇智良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城市史研究會副會長、上海文史資料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等，主編有《中共建黨與上海社會》《城市·空間與中共建黨》《人物·思想與中共建黨》《初心之地——上海紅色革命紀念地全紀錄》等。（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