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6日，由上海師範大學上海市高水平地方高校創新團隊“都市文化與文學”主辦，《探索與争鳴》、《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協辦的首屆“都市文化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讨會在上海師範大學光啟國際學者中心召開。來自美國紐約城市大學、三一學院、上海财經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複旦大學、暨南大學和上海師範大學等200多名專家學者通過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展開了學術讨論。作為“都市文化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讨會的第一場，本場會議的主題是“都市研究前沿：理論與方法”，從理論角度對都市研究展開反思，以探尋新的研究空間。
首先，紐約城市大學教授莎蓉·佐金進行了題為Globalization Without Global Cities? Reflections from New York的發言。她從全球城市、地方文化以及去全球化三個概念入手，提出了地方文化的覺醒讓小型城市跻身到全球化競争之中，這為全球化注入了活力。但同時佐金也指出，由于疫情的影響，全球城市中地方商街和高科技兩種生态體系受到沖擊，它們越來越多遷入中小型城市中，這使得資源與人口向中小型城市流動，由此，佐金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即在疫情的沖擊下紐約為代表的全球城市會不會永久地失去它的競争力和吸引力？
美國三一學院院城市與全球研究中心首任主任陳向明教授以Theorizing from China’s Small Global Cities為題進行報告。他承接佐金教授所提出的地方商街生态系統的概念，認為需要從小的商業空間轉向研究小型的小規模的全球城市。陳向明着重探查了瑞麗和義烏為代表的中國小型全球城市，他通過國家政策、商品市場、跨境連接、平台技術四個方面分析了中小型全球城市的興起條件與發展過程。他認為，通過人口流動、交通連接與線上交流，義烏瑞麗等城市和很多其他的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建立了一個更直接的關系，這讓地方人口可以直接往來于中小型全球城市之間，從而形成一種草根全球化的形态。
上海财經大學bevictor伟德官网教授陳忠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疫情讓城市更如何——一種空間哲學的視角》為題發言，他分别從現狀、機理、本質和應對四個方面來分析了疫情對城市的影響。陳忠認為，疫情打破了城市宏大、複雜、塗層、異化的叙事結構，讓人們的城市生活重回日常生活話語，這使得我們得以以生态思維反思城市實體空間，以共生思維重塑城市社會空間，以和諧思維涵化城市心理空間，以公共思維創造城市行為空間。
南京大學教授胡大平做了《都市研究的實用主義方法刍議》為題的發言，他以實用主義入手，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考察了都市研究的問題。他認為當今的都市空間越來越強調宏大叙事，都市中的建築逐漸淪為純粹的表象而缺乏實際功效，甚至成為人與人日常生活間的漏洞與障礙。因此，胡大平呼籲都市研究中的實用主義，強調空間作為一種整體經驗，并借由整體經驗與社會研究的想象力來實地探查作為整體的都市空間，建構人與環境、人與自然的關系。
南開大學教授周志強的《都市與聲音烏托邦——城市新民謠的都市想象》的演講則以聲音為視角探查了城市美學。他認為完美城市邏輯的烏托邦主義将都市自身的意義關閉在了人為的美學想象中，這造成了都市空間的景觀化與無差别化，我們正在步入的獨居社會也催生着一種表達特異性的孤獨美學，而都市新民謠則成為打破無差别化追求特異性訴求的重要載體。通過将90年代校園民謠與21世紀都市新民謠進行對比，周志強認為都市新民謠體現了都市中欲望的客體化與抽象性壓抑，這使得都市新民謠構造出城市中的聲音創傷與殘餘意識。
“空間政治、地方經驗與城市文化記憶”分會場讨論中，暨南大學教授曾一果以《本土文化認同的興起與轉變——“大灣區時代”香港影視與流行文化發展思考》為題進行發言。他從曆史背景、文化認同、身份轉變、再造香港這四個角度展開論述，分别探讨了香港本土文化興起與影視流行文化的繁榮、“港片”等流行文化和普及媒介如何寄托本土情懷、“港片”的衰落與香港本土文化身份認同的轉變、新區域主義視角下的粵港澳電影文化想象。曾一果強調，今天應該在新的多元語境中建構香港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譬如區域主義視角下的文化聯盟、多元主義環境下的文化整合、本土主義視角下的文化保育、國家主義視角下的文化認同、全球主義視角下的文化競争等。
浙江師範大學教授俞敏華的《飄忽的身影——當下城市建設及文學叙事中的古街》，以浙江山西古城為例，談到了古街千城一面的相似性，并提出通過城市文學中的曆史與文脈叙事來解決這一問題。之後又以《漫遊孤獨星球》《繁花》《弄堂裡的白馬》中的古街叙事為例，來舉證古街應當成為當下城市文學叙事中的飛揚的生命體，而不僅僅是那些穿越了我們表面生活經驗的飄忽的背影。最後，俞敏華認為，如果我們的城市文學要書寫真正的城市文化經驗，勢必要尋找曆史文化韻味，如何借助古街這一物象來達到書寫的目的，依然是值得期待的。
複旦大學副教授湯筠冰在《論城市公共空間視覺傳播的表征與重構》中認為，城市公共空間作為傳播媒介、藝術對象、公共領域，在傳播學、藝術學和社會學領域都有着不同的認知與研究方法。借由新技術、新媒介的崛起，城市公共空間的地域屬性正被不斷颠覆，地域空間逐步轉為流動空間，且相互交織。城市公共空間的視覺形象在這種雙向流動着的空間中進行着重構。亟需打破地域文化與信息繭房的禁锢，以更加開放的融合姿态面向全球話語體系。
杭州師範大學教授楊向榮的《走向都市“慢速現代性”》則探讨了城市生活節奏的問題。通過對木心《從前慢》的細讀，反思了當下競速時代的生存情境，提出走向“慢速美學”或“慢速現代性”的詩意生存路徑。對“慢速美學”的提倡，并不是要回歸到傳統的生活方式中，而是在快節奏的日常生活中反思時間與變化。走向“慢速現代性”并不是一種單純以速度的反演或減速來定義的美學策略，而是要喚起當下、過去和未來之間的連結，尋求一種立足于當下的、可持續的、平衡的詩意生活态度。
上海師範大學副教授朱軍在《“地方”終結了嗎：空間理論的辯證思考》中，認為，全球時代地方感的重塑深刻影響了人類的美學經驗。現代交通、媒介、大衆文化乃至城市的主題公園化，助長了“無地方性”美學的擴散。面對“地方終結”的危機，馬克思主義空間論者認為“地方”因其多重變形反而變得“越來越重要”。當下需要抛棄對“地方”偏執的理解并保留對特殊性和獨特性美學的欣賞，重建一種“全球地方感”。這對于“逆全球化思潮”的糾偏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具有啟示意義。
“詩性江南、市民文化與都市現代性”分會場讨論中，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文彙報》高級編輯王雪瑛的《現代城市書寫中的女性成長與精神獨立》。從張炜、賈平凹的長篇小說，和影視劇中“她叙事”風潮來分析都市女性的成長與精神獨立。借助于張炜的《毒藥師》《艾約堡秘史》、賈平凹的《暫坐》，以及影視劇《流金歲月》《歡樂頌》《安家》等，分析不同的現代女性形象背後相似的困惑情感和獨立精神，感受時代的變化和現代城市的狀态。她指出女性的成長過程也可作為衡量社會文明進步和城市文明發展的尺度之一。
蘇州大學教授張蕾題為《市民群體、均質效應與通俗小說》的報告，結合現代城市化的背景，張蕾認為通俗文學中的市民群體，憑借群體本身的社群基礎開始同化個體，個體需要被群體需要替代，個人性在城市中受到了壓制，即形成了城市的“均質化效應”。在現代城市人口增長的過程中，個人的位置留給了群體。城市猶如一隻巨大容器，把人物納入其中混同以後再把他們淘洗出去。通俗小說叙寫人物群體，同時也闡明了個體人物退場的過程。
蘇州科技大學教授李斌以《周瘦鵑：從上海到蘇州》為題展開報告。他同樣關注于通俗小說，借助對鴛鴦蝴蝶派周瘦鵑筆下的蘇州與上海的書寫，探究一個作家與雙城的關系。李斌通過對上海、蘇州對周瘦鵑的創作、生活和心理的影響的分析，展現“上海周瘦鵑”和“蘇州周瘦鵑”的雙重形象，并且認為周瘦鵑的“跨城”不但影響了他的文學創作，而且與一種當代蘇州文化的建構有直接關系，書寫了這座“率先現代化”之城的精神底色。
“跨媒介視域中的城市想象”分會場，上海大學教授張永祿作了以《馬克思主義現代悲劇觀念與城市情感結構》為題的報告，他認為在富裕豐盛的時代的我們，同時也生活在悲劇的時代。《寄生蟲》揭露了資本剩餘價值在逆向流動中刺激了都市底層的欲望膨脹和人性中邪惡的泛濫，帶來對城市和文明的雙重毀滅的現代恐懼。要解決當代都市的悲劇，最佳的路徑可能不是文化（藝術）革命理路，而是基于公平合理的現代城市治理模式與實踐機制。
暨南大學副教授呂甍在《聽覺聚焦于中介潛能：展覽電影與城市文化》中讨論了電影與城市文化的關系問題。賈樟柯導演的《公共場所》應邀參展”和“萬瑪才旦導演的《塔洛》上映”，體現出媒介與世界相互建構的過程中導緻了媒介的改變，這是跨媒介文本與超越了文化媒介的單一屬性所引發的。這些藝術事件為我們提供了跨媒樣本和中介視角，以及新型的觀演關系，并在動态發展中預示當代文化潛行的諸多可能。
上海師範大學副教授何明敏在《早期上海電影院與城市公共生活的現代轉型》中認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電影院業逐漸興盛，電影院的公共生活也正在經曆從傳統向現代的初步轉型。在中西比較的視域之下，輿論對文明觀影的倡導以及電影院公共生活的讨論，既内含知識精英的愛國情感和現代化訴求，也是城市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這一時期報刊輿論和國家權力借用電影院這一公共空間介入市民的日常生活，用以培養市民的公共意識。電影院作為上海市民的日常休閑場所，是推進公共生活現代化轉型的重要實踐空間。
蘇州科技大學的艾志傑也通過電影分析了中國的城市變化，在題為《新世紀中國大陸城市移民電影的底層叙事研究》的報告中，他認為随着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移民在中國大陸城鄉之間的流動日益頻繁，城市移民電影逐漸成為城市電影的重要亞類型之一。這類電影集中展示了底層移民群體所面臨的欲望的顯現與潰敗、身份的焦慮與困擾以及女性的失語與妥協等問題，他們并非真正的局外人，而是既遊離于城市文明同時又建構城市文明的局内人，從而書寫一種悲憫、壓抑的底層叙事。
上海外國語大學的高凱在《都市電影中的空間構建與情感參與》中，探讨了視覺影像與城市空間的關系。除了北上廣深外，新一線等其他城市也越來越受到電影作品的關注，而其中的城市邊緣受到了挑戰和重新界定，城市的界限變得模糊，随着城市化進程這被置換到了新城與舊城的對立中，在電影裡反應為底層邊緣人物的刻畫，他們物質不豐裕而且精神上無法與城市溝通。
上海師範大學副教授王賀在以《“數字人文”與近年來的城市研究》為題的報告中，指出“數字人文”作為一種新的研究取向，目前已在人文學術各領域引發廣泛回響，城市研究領域也不例外。以重新解讀穆時英《五月》、《我們這一代》及施蟄存《追》、《四喜子底生意》等若幹小說文本作為個案，分别運用文本挖掘、量化統計、地理信息系統、社會網絡分析、可視化等數字技術、方法，試探“數字人文”與1930年代上海現代主義乃至都市文學、曆史研究結合的可能。
上海師範大學社科處處長、“都市文學與文化”創新團隊負責人董麗敏進行會議總結。她認為各位學者的發言具有主題敏銳性、問題意識鮮明、主題跨學科性的特點。董麗敏聚焦于“怎麼來打開城市研究？”問題提出，第一把義烏、瑞麗這些城市納入到我們用本土的經驗模式來豐富和完善全球城市的理論；第二，可以在城市内外的關系建構中打開城市研究，在對城市、鄉村的新的理解的過程中，賦予城鄉互動更為貼切的經驗性的打開方式；第三，可以在實體化和虛拟化的結合中來打開城市研究，把實體化的城市研究和虛拟城市研究甚至和未來的數字化、人工智能這樣的一些新的維度有機結合在一起。針對“人文城市研究如何成為可能？”，董麗敏認為我們的人文研究怎麼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結構能夠互相嵌入、雙向打開，也是未來要思考的一個方向，這需要進一步探索理論方法，進一步打開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