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期,有這樣一位充滿跨國色彩的美國女性,她出生在貧窮的美國中西部,一戰後去了德國投身于印度民族解放事業。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她在中國生活和工作,并出版了4本關于中國共産黨的著作。她的報道發表在美國、英國、德國的報紙上。她在英國因病去世,最終卻葬于中國北京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她就是美國記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艾格妮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史沫特萊是最早一批向世界報道中國共産黨的外國記者之一,為中國共産黨在海外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
艾格妮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為什麼一位出生于美國中西部的窮孩子會願意投身遙遠中國的革命事業?這就要從她的家庭背景與早年經曆談起。1892年2月23日,史沫特萊出生在美國中西部密蘇裡州一個叫“奧斯古德”的村莊。她的父親是佃農,她在家中五個孩子中排行老二。1901年,當史沫萊特9歲的時候,他們舉家遷移到美國西部科羅拉多州特立尼達市生活。這是個礦業城鎮,她的父親因此從佃農變成了礦工,但不變的是貧困的家庭處境與受到壓榨的社會地位。正是在這裡,史沫特萊目睹了礦工罷工活動,以及當地民兵組織為了鎮壓罷工實施的種種暴力行徑。17歲時,史沫特萊通過地方教師考試,在家附近的一所鄉村學校擔任教師。之後,史沫特萊還上過商務學校,從事過旅行推銷員的工作。1911-1912年期間,史沫特萊入讀坦佩師範學校(Tempe Normal School),并在該校報紙上發表了她的第一批作品。正是在這段求學時期,史沫特萊第一次接觸到了社會主義思想。一戰後,史沫特萊以雜志作者和報紙記者的身份在紐約生活,結識了一些對她産生深遠影響的自由派朋友,如倡導生育控制的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創始人羅傑·鮑爾溫(Roger Baldwin)。不久,她移居德國。1928年,史沫特萊完成了自傳體小說《大地的女兒》(Daughter of Earth),并以德國自由派報紙《法蘭克福報》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上海。在上海,史沫特萊與魯迅、茅盾等文藝界人士結下了友誼。正是在和魯迅的交往中,史沫特萊逐漸了解到中國共産黨和紅軍。根據史沫特萊的回憶,1930年秋天,她受到請托,為慶祝魯迅50歲壽辰租一家外國小餐館。前來祝壽的賓客中有作家、藝術家、教授、學生、記者等,其中也包括當時共産黨的宣傳報紙《上海報》的編輯。這名編輯向在場的賓客報告了紅軍的興起和農民秋收起義後加入紅軍的情況。這給史沫特萊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強調說,雖然之前她也聽說過紅軍,但從未像這場報告一樣具體生動。1936年春天,史沫特萊在魯迅家中遇見一位剛從西北來的作家。這位作家參加過長征。史沫特萊随即被這段行程二萬五千裡的故事吸引了。于是,她連續幾周、每天晚上都和這位作家交談,做了很多關于紅軍長征的筆記。這位作家告訴史沫特萊,紅軍部隊極度缺乏醫藥物資。自此,史沫特萊和另外兩位外國醫生就開始為紅軍籌資買藥。用她自己的話來說,他們成了“紅軍采購藥品的‘走私商人’”。此後,史沫特萊舊疾複發,決定去西安養病,也是一位紅軍為她在臨潼華清池安排了地方,讓她能夠工作休息,完成自己的書稿。史沫特萊對受苦的底層民衆充滿同情,這源自她兒時的經曆。中國共産黨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利益,這或許是史沫特萊特别關注并支持中國共産黨的主要因素。史沫特萊對中國共産黨在美國甚至世界的傳播做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這主要體現在她的著作上。1937年1月,美國雜志巨頭亨利·魯斯(Henry Luce)的畫刊《生活》(Life)首次向美國民衆介紹中國共産黨。其中就包括一張史沫特萊的照片,并配以“毛的美國盟友”的文字。确實,在美國主流媒體關注中國共産黨之前,史沫特萊已經在向中國之外的世界傳遞中國共産黨的聲音、描繪中國共産黨的形象。1933年,在中國生活了大約5年後,史沫特萊出版了她的第一本關于中國的著作《中國人的命運》(Chinese Destinies)。這是一本記錄30年代中國及其民衆生活的文集,用生動活潑的語言講述了30個故事,其中包括“共産黨人姗菲”的故事。這些故事展現了當時動蕩的時代環境、艱難的民衆生活,以及方興未艾的革命鬥争。如果說這個時候共産黨還隻是各種革命鬥争中的一種,那麼此後史沫特萊的目标越來越明确,她的關于中國的著作都與中國共産黨相關:1934年出版的《中國紅軍在前進》(China’s Red Army Marches)、1938年出版的《中國在反擊:一位跟随八路軍的美國女性》(China Fights Back: An American Woman with the Eighth Route Army)、1943年出版的《中國的戰歌》(Battle Hymn of China)、1956年出版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
《中國在反擊:一位跟随八路軍的美國女性》(China Fights Back: An American Woman with the Eighth Route Army)
《中國紅軍在前進》是一部報告文學,記錄了1928-1931年期間史沫特萊在江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見聞,展現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中國工農紅軍興起、發展的曆史。書中詳細描述了朱德、彭德懷、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言行。這是第一本用英語寫作的、同情中國共産主義事業的著作。1937年8月到1938年1月期間,史沫特萊跟随被改編為八路軍的紅軍部隊輾轉華北地區多個戰場,而《中國在反擊》正是她這一路的日記與書信。在這個艱苦的創作過程中,史沫特萊還分出自己有限的精力為八路軍工作,比如為他們籌款購買藥品和棉衣。《中國的戰歌》記述了史沫特萊在抗日戰争期間的見聞,她以一位美國左派人士的身份展現了普通中國民衆的戰争經曆。這本書記錄了她在延安,以及跟随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北、中南和華東戰場行軍的經曆,在當時産生了廣泛的影響,有力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國人民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做的貢獻。《偉大的道路》是關于中共領導人朱德的傳記。這本書的材料是基于史沫特萊在延安期間與朱德之間的多次談話。為什麼選擇朱德作為寫作對象?史沫特萊在該書序言中寫得很清楚,因為朱德“是一個農民。中國人十個有八個是農民。而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人向全世界談到自己的經曆”。而她想要讓中國農民有機會開口。1950年史沫特萊因病逝世時,這本書尚未完成。之後,在史沫特萊的朋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堅持不懈的努力下,這本書在1955年出版了日語版,1956年出版了英語版。史沫特萊關于中國特别是中國共産黨的報道在美國引起了人們的好奇。美國人謠傳一位來自愛荷華州的女教師成了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人。可以說,他們對史沫特萊知之甚少,他們連她的家鄉也弄錯了。因此,1937年3月,史沫特萊的朋友、美國作家、記者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在《自由》(Liberty)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向美國民衆介紹他所認識的史沫特萊。辛克萊是進步主義時期的黑幕揭發記者,以一部揭露肉類加工行業衛生狀況的小說《屠場》一舉成名。在文章中,辛克萊介紹了史沫特萊成為革命家的過程,以及她在中國的工作經曆。在文章結尾,辛克萊做了非常有意思的曆史比較。他寫道:“要是喬治·華盛頓失敗了的話,英國出版的曆史書就會把他描述成類似蓋伊·福克斯這樣策劃炸掉議會的人。如果艾格妮絲·史沫特萊的事業失敗了,她将被砍頭、被遺忘,或者被書寫成女版傑西·詹姆斯(注:傑西·詹姆斯是美國亡命之徒、銀行和火車劫匪)或中國的阿爾·卡波尼(注:阿爾·卡波尼是美國的黑幫)。反之,如果她取得了勝利,這位來自美國中西部的教師将被銘記,就像我們紀念拉斐特或者法國人紀念聖女貞德。”史沫特萊讀到了這篇文章,并給辛克萊寫了回信,向他表達感謝,還糾正了幾處錯誤。9月25日的《自由》雜志刊登了這封回信。史沫特萊強調,她在中國僅僅從事新聞報道工作,為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聲,而不是宣傳共産主義。她寫道:“我是事實的執筆者、事件的記錄者、中國革命的記載者。或者試圖成為這樣的人。”大約半個月之後,《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記者在《自由》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講述他在延安與史沫特萊訪談的故事。他稱史沫特萊是“中國的神秘美國女孩”,并配以史沫特萊身穿紅軍制服的照片。同時刊登出來的還有朱德和毛澤東兩位中共領導人的照片。這位記者前去延安,也是為了寫作關于中國共産黨的系列文章。中國共産黨與史沫特萊一起走進美國讀者的視野,并且慢慢開始變得清晰。20世紀30年代末,美國尚未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其主要關注對象仍是歐洲戰場。延安和中國共産黨對他們來說,隻是發生在遙遠國度的一場不相幹的革命。1941年底,美國終因珍珠港事件對日宣戰,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年5月初,随着德國戰敗,美國的注意力轉移到太平洋戰場上來。這個時候他們開始認真思考“在中國誰在和誰作鬥争”的問題。1945年5月19日,《自由》雜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把中國共産黨稱為“我們的未被承認的盟友”,呼籲和共産黨協作來打敗日軍。文章向美國民衆介紹了中國共産黨的立場與政策,特别是中共白手起家抗擊日軍的巨大貢獻。文章提到,為何美國人很少聽說共産黨八路軍的勝利,因為國民黨的審查制度禁止常駐昆明的外國記者在報道中提及共産黨,除非是引用蔣介石和其他高官的原話。可見,史沫特萊及其關于中國共産黨的著作與報道是多麼難能可貴。這些文字讓美國與世界的人們了解中國、知曉中共。在當時的環境中,這種在國際上發聲的渠道對中國的抗戰、中共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二戰後,史沫特萊回到美國。在随後的反共運動中,她受到指控與調查。因此,她離開美國,試圖去英國尋求更平靜的生活。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因病在英國倫敦去世。這位見證并記錄了中共發展曆程的美國人,在遺囑中說明要将她的遺物交給中共領導人朱德處理,并希望葬在她為之奮鬥過的新中國。次年2月,史沫特萊的骨灰運抵北京,由全國文聯舉辦追悼儀式,并送往西郊革命公墓安葬。丁玲、茅盾等史沫特萊的中國友人都撰文表達了對史沫特萊的追思與敬意。她對受到壓迫的底層民衆的熱愛與關懷,讓她跨越國界、跨越種族而投身中國的革命事業。辛克萊的話得到了應證,史沫特萊确實載入了史冊,被中國民衆所銘記。參考資料:Upton Sinclair, “America’s Amazing Woman Rebel in China,” Liberty, Vol. 14, No. 11, 13 Mar. 1937, p. 19-20.“Vox Pop,” Liberty, Vol. 14, No. 39, 25 Sept. 1937, p. 64.Victor Keen, “I Talk with China’s Mysterious American Girl,” Liberty, Vol. 14, No. 42, 16 Oct. 1937, p. 14-15.Harrison Forman, “Who’s Fighting Who in China?” Liberty, May 19, 1945, 17, 56, 58.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史沫特萊:《憶魯迅》,載于史沫特萊等著:《海外回響:國際友人憶魯迅》,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頁。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梅念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5年版。《史沫特萊遺囑:骨灰要運到北京來 遺物交朱總司令處理》,《人民日報》,1950年5月13日。《史沫特萊骨灰運京 郭沫若等發起舉行追悼大會》,《人民日報》,1951年2月13日。丁玲:《戰士史沫特萊生平》,《人民日報》,1951年5月6日。茅盾:《悼念我們親愛的朋友史沫特萊》,《人民日報》,1951年5月6日。(本文系上海師範大學“全球視野中的中共黨史研究”專項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經授權,澎湃新聞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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