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王賀
930年5月，穆時英小說處女作《交流》由上海芳草書店出版。按小說末尾所标明的完成時間“二十三日，五月，一九二九年”推算，應是穆時英高中一年級行将結束、但未進入光華大學修讀大學階段課程時期寫就；而其完成地點又署“于懷施堂”。那麼，“懷施堂”這個地點是實有所指，還是作者為自己的書房、寓所所取的齋名、雅号？一個新文學家、文學青年，緣何要署以如此這般古色古香的名字？其又有何寓意？這首先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交流》初版本
檢核近現代曆史文獻資料可知，上海聖約翰大學即曾有一建築物，名“懷施堂”。其落成于1894年，建築面積五千零六十一平方米，整體為二層磚木結構。設計方為通和洋行（Atkinson & Dallas Architects and Civil Engineers Ltd.），也是1904年美國聖路易斯世界貿易博覽會中國館的設計者，其在西方建築美學的基礎上，參考中國古典建築風格，規劃出一尖頂、檐角上翹之鐘樓，與兩旁之大屋頂、外牆帶有拱廊之建築連接，直構成一四合院，為該校标志性建築。校長蔔舫濟（Pott. F. L. Hawks 1864-1947）謂其“外觀略帶華式”，實際上也是中國大學校園裡最早出現的中西合璧式建築，因其美觀，引起各教會學校的模仿。落成後，校方為紀念該校創始人、美國聖公會上海主教施約瑟（Schereschewsky，一譯“施勒楚斯基”），将其命名為“懷施堂”（Schereschewsky Hall），1951年後改名“韬奮樓”。
但“懷施堂”這一建築的功能何在？大多數論者鹹稱其為教學樓，亦有說其是宿舍樓者，又有說其落成之初，樓下設課堂、食堂和圖書館，樓上則為學生宿舍，至于以後是否有變，則未見諸記載。研究聖約翰大學校史者亦語焉不詳，姑存疑以俟諸來者。
聖約翰大學懷施堂
令人好奇的是，當時連高中一年級學程都尚未結束的穆時英，是如何跑到聖約翰大學的懷施堂裡，開始自己的小說寫作？筆者在《穆時英教育背景考——以華東師範大學檔案館所藏資料為中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4期）中曾征引《新命月刊》第2卷第7、8期合刊（1940年12月20日出版）所載署名“重綠”的《一年來的中國文藝運動》，以為旁證：
當他（王按：即穆時英）十八歲時，便脫離家庭，隻身漂流各處，有三四年的時期，沒有受到家庭的接濟，這時他已開始對文藝有特殊的愛好，在中學時期，即緻力于創作，以稿酬所入作為學膳之費。因為他資質聰慧逾人，所以他的欲望也與時俱增，在光華高中時，他便起了躐等的念頭，準備投考聖約翰大學，埋頭勤習英語，他英語的深湛的修養也許就在此時打定基礎，在聖約翰大學沒有多久，又回到光華，一直到畢業。
“重綠”即朱重祿，乃是穆氏友人，可能相對較為熟悉這段經曆。而按照穆時英胞妹穆麗娟的說法，她們家裡給穆時英和她的另一位哥哥穆時彥，很早就請了專門的英文教師；為了給他們哥兒倆時常補習英語，這位女教師還帶了自己的保姆來，常年住在穆家。打小兒時的補習，修能學社以及光華初中、高中的學習，可能讓穆時英的英文水平，遠遠超出了一般同學，加之已經嶄露的文學才華，都刺激着穆時英去大膽跳級、投考約翰，孰料他一考即中，遂于1929年春季正式注冊入學。而這一點，在華東師範大學檔案館所藏穆時英學籍檔案中，也有明确的記載。
在聖約翰這一學期即将結束的時候，穆時英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交流》。這部小說取材于北伐戰争，聚焦革命與愛情與之沖突，揭示了新時代青年努力反抗自己的命運、爾後卻迎來死亡的結局這一悲劇主題。全書以主人公項氏與陸霞玉的愛情為主線，又插入項氏從軍、凱旋後目睹陸霞玉的婚禮遭受強烈刺激，一怒之下先殺掉媒人謝老兒以洩憤，然後自殺，同情兩人愛情的陸霞玉的親哥哥劍君，也在當場開槍殺死了陸霞玉等橋段。最後，“這一對可憐的情人”“在縱聲的大哭中顯現了勝利的微笑，漸漸的斷了氣。”“在一片号哭聲中，命運之聲露着牙齒獰然地笑了！”翌年5月，該書由作者自費出版、上海芳草書店印行，首印兩千冊。
此雖非穆氏上乘之作，但即便是關于其文本形态、形成及出版過程的考察，尤其全稿完成一年後付梓，就有一番曲折可表。據報道，小說寫竟後，穆時英曾與北新書局、光華書局等等上海灘有數的“新文學”出版商聯系，不幸皆遭退稿，幾經周折，方在黃中主持的一家小店——芳草書店——出版。芳草書店位于上海四馬路棋盤街西，店面雖小，但也出版過章克标的《一個人的結婚》、陳白塵的《罪惡的花》、滕固的《睡蓮》等數十種文學作品。數年後，這家書店關門大吉，《交流》的“命運也就結束了”。如果不是吳福輝在研究海派文學時無意間發現此書，我們對穆時英早期的文學創作的面貌之了解，也就非常有限了。嚴家炎進而指出：
當時穆時英隻有十七歲，完全沒有什麼名聲，别人無須利用他的名字來推銷假貨賺錢。小說情節建立在憑空編故事的基礎上，破綻頗多，技巧相當幼稚，但語言中詩的質素和回旋複沓的調子，證明它确屬穆時英的手筆。（嚴家炎：《穆時英長篇小說追蹤記》，嚴家炎、李今編：《穆時英全集》第3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8年）
這一評論肯定了吳福輝對《交流》作者為穆時英的判斷，但對該小說的評論，卻是非/反文學史性質的，似與其主題之文學史性質研究不能一緻，而且，也疏忽了對這些穆時英的早期文學文本中所隐現的古典文學淵源的考察。事實上，在《交流》寫作的同時，穆時英已經在嘗試擺脫古典小說的叙事成規，寫作更切合時事的作品。例如，其同一時間創作的短篇小說《獄嘯》，雖然書寫一群在監獄中暴動的民衆的悲壯經曆，但作為《南北極》的先聲，和《南北極》一集一樣，不再是“新瓶裝舊酒”，而顯示出穆時英在《交流》之外，進一步創造性地轉化古典小說傳統時所做出的各種努力，應予一定的注意。
更有趣的是，在聖約翰的第一學期結束之後，亦即1929年秋，穆時英又在光華大學任誠訓育主任的推薦下，轉回光華大學，成為文學院特别生，直至畢業。相較之下，穆氏一生對光華大學充滿深情，屢屢撰文道及此間師友與求學生活，而對隻讀了一個學期的聖約翰大學卻似乎隻字未提，以至于直至最近我們才能考證出這一經曆，不過，如上所述，小說《交流》所署作地“懷施堂”一語，仍向我們提示了可能的研究線索，隻是之前的研究偏多文學批評取向，且着眼于某些“宏大”或所謂“重要”之問題，而無暇顧及此點。
懷施堂南立面
不過，《交流》畢竟隻是穆氏的處女作，今天我們重讀，有時很難想象與為穆氏赢得大名的《南北極》小說集和“新感覺派”時期創作竟出一人之手。而“懷施堂”，除了紀實，指出《交流》的寫成地點乃是在聖約翰大學懷施堂中，或許還提醒我們注意當時該校的西洋文學、新文學氣氛所給予穆時英早期創作的影響，但遺憾的是，這一方面并無堅強的論據，在此隻能存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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