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視野下，城市軟實力何以成為關鍵
陳恒｜上海師範大學世界史系教授
本文刊載于《探索與争鳴》2021年第7期，原标題為《全球文明史視野下的城市軟實力與國家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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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類所賴以生存的地球在大宇宙中已存在了約46億年，地球生命出現的時間約為30億~40億年前，而人類的曆史大概為300萬年，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文明史僅5000年左右。但人類自出現以來就不斷改造自然，塑造着世界。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從這個意義上說，理解一座城市的同時，也就理解了人類自身。
大約1萬年前，美索不達米亞發生了“農業革命”，人類逐漸由食物采集者變為種植者，過渡到定居的農耕生活。目前公認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是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大約出現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文字的産生是人類由史前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一個主要标志，人類開始由簡單農業社會向更為複雜的社會發展。公元前3000年左右，城市和城市生活肇始于美索不達米亞，這通常被認為是“第一次城市革命”；因工業革命而出現西方大城市，被認為是“第二次城市革命”；20世紀後幾十年中巨型城市的出現，被認為是“第三次城市革命”。城市深刻地影響着人類的生活。“我們塑造城市，城市也塑造我們。”
語言的發明、文字的創造、農業的出現、城市的構建，可以說是古代世界的四大發明。這四大發明奠定了人類生活的基礎，使人類創造了輝煌的文明，并有了保存、發展、傳播文明的可能。城市的崛起不僅是文明誕生的标志之一，其本身也孕育了與農業文明迥異的新文明類型。在古代，作為一種聚落，“城市”顯然日益不同于周邊的鄉村——在這裡，大量人群完全依賴他人的勞動而生存，社會分化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城市居民的眼界更為寬廣也更具創新思維。大量人群集聚在城市裡，為藝術、宗教和科技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形成了作為空間載體的教堂、宮殿、學校以及公共空間等。城市成為人間的某種“奇迹”。難怪西班牙殖民者迪亞斯（Bernal Diaz del Castillo，1495—1584）在晚年回憶時表露出這樣的心情：“面對如此美輪美奂的景緻，我們不知應該做什麼，說什麼，或是說簡直不敢相信，在我們眼前的這塊陸地上竟然有着如此巨大的城市……在我們面前矗立着氣勢恢弘的墨西哥城……”如果沒有城市，那些文字、音樂、舞蹈、繪畫、發明以及多種多樣的社會活動能否傳承下來，人類又将向何處發展，值得深思。
二
城市如何産生？城市在人類曆史上發揮了什麼作用？城市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城市是蘇格蘭社會學家帕特裡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1854—1932）所說的“墳場”，還是實現人類大同的烏托邦？建設一種滿足人類需求、可持續的新型城市是否可能？城市軟實力的組成要素究竟包括什麼？在幾千年的人類文明史上，這些問題持續不斷地吸引着那些最為睿智敏銳的頭腦反複思考。要了解這些問題并找到解決辦法，就必須回到城市的曆史中去，探尋曆史上各類卓越城市的精神品格與軟實力。
在近代國家概念出現之前，不少情況下人們是以著名城市來指代一個地區或時代的，比如蘇美爾、阿卡德、雅典、羅馬、亞曆山大裡亞、迦太基、君士坦丁堡等。正是因為這些城市擁有巨大的财富，具有獨特的文化特質，富有城市感召力，這些因素逐漸演變為城市的軟實力，最後形成地區乃至國家的文明形态。
以人為核心的城市，不但控制着物質财富的生産、分配、流通，而且也是精神文明的荟萃之地，是文化的熔爐，不斷創造着輝煌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這就是城市的品格、城市的軟實力。這種軟實力既影響着本地城市的空間權力變遷，也能跨越邊界，超越國家、民族，影響本區域乃至世界範圍的城市。這種軟實力是由包容力、提供力、号召力、吸引力等看似無形實則有形的各種内在品質構成，它們既是城市本身的魅力，也是對于國家發展至關重要的戰略資源。
包容力體現着城市的文明指數。如上海城市精神被概括為“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關鍵就是包容力的塑造。隻有具備兼收并蓄、包羅萬象的品格，城市才會呈現出更多的自由空間，才會不斷更新，才會擁有安全感，并最終促進人類社會秩序的完善。
大城市裡從不缺少那些雄心勃勃、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的人，其中一部分人恰好在适當的時候實現其理想，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個人的努力，但最重要的還是包容性的城市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城市意味着新的可能性。“在城市當中，通過市場、聚會場所等介質的交融手段的濃縮強化，人類的生存方式逐漸形成了各種替代形式：鄉村中根深蒂固的循規蹈矩漸漸地不再具有強制性，祖傳的生活目标漸漸地不再是唯一的生存需求滿足，異國他鄉到來的男男女女，異國他鄉傳入的新奇事物，聞所未聞的神靈仙子，無不逐漸瓦解着血緣紐帶和鄰裡聯系。一艘遠方的帆船駛入城市停泊，一支駱駝商隊來到城市歇息，都可能為本地毛織物帶來新染料，給制陶工的餐盤帶來新奇釉彩，給長途通訊帶來其所需用的新式文字符号體系，甚或還會帶來有關人類命運的新思想。”城市是陌生人社會，讓人少些牽連與顧忌；城市是自由的世界，讓人可展開對未來的憧憬；城市充滿着公平，讓人獲得各種機會……一言以蔽之，城市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一切。普及的文化、多元的商業、變革的技術、自由的空氣，都在完善着人與世界。
提供力意味着城市的創新指數。我們可以把文化大緻分為四個方面：以自由、公平等要素為代表的人文文化，以音樂、舞蹈等要素為代表的藝術文化，以科學、技術等要素為代表的學術文化，以宗教、巫術等要素為代表的信仰文化。這些在曆史上都可以找到相應的代表性城市。就古代地中海世界而言，大體來說，雅典代表着人文文化，羅馬代表着藝術文化，亞曆山大裡亞代表着學術文化，耶路撒冷代表着信仰文化。時至今日，這四種文化的内涵更是大大豐富了。藝術文化已經發展為龐大的以生産和提供精神産品為主的文化産業，包括文學、美術、電影、音樂、攝影、舞蹈、設計等領域的産品創作、流通與消費。學術文化演變為今日的大學、出版社、研究機構、學術期刊、智庫等構成的學術共同體，這些學術機構與平台，既代表着一個城市的文化生産力，也代表着對未知領域的探索能力。人文文化與信仰文化則是一座城市的底蘊，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城市的人們總是體現出獨特的精神和屬于自己的氣質。例如，今日上海的文化，無疑是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和紅色文化融彙的産物。追根溯源，江南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自然的曆史過程，江南文化在中國整體文化中的個性化發展，使上海成為一座傳統文化之城；江南積澱的優秀曆史文化在上海的現代化轉型中呈現出無限活力，使上海成為一座創新之城；江南鄉土文化在跨地域、跨文明交流中的和諧融合，使上海成為一座中西文化荟萃之城。上海代表着江南故事、中國故事和世界故事的相得益彰的互補性展開，在方方面面都具有極大的提供力。
号召力代表着城市的影響指數。城市是社會進步的産物，是人類文明的結晶，是安全和忙碌之地，也是文化發達程度的體現。城市空間決定了城市生活的類型，城市居民決定了城市的精神品格，城市曆史決定了城市的文化底蘊。城市可以讓生活更美好，因為它滿足了人們對安全、自由、便捷、健康的根本需求。大城市是決策機構的聚集地，是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的彙集地，工商、金融、傳媒、學術等各類活動空前活躍。城市更是利益分配的中樞，提供了空前廣泛的就業機會與上升渠道，因此具有強大的号召力、感召力，激蕩着人們奮發向上的熱情。
吸引力體現了城市的活性指數。城市發展史就是一部移民史，城市的活力與動力需要依靠移民。伴随移民而來的是文化流動，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是激發新文化的重要源動力。發達城市既為本區域的人所向往，也吸引着國際移民。來自各地的移民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價值觀念，他們以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表達賦予城市多樣性，刺激了城市的持續發展。移民也引發了信息交流，帶來了商業活動、貿易發展。大城市從來就是種族與文化的大熔爐，它是人們進行生動而微妙的人際交往的中心，這裡總是會産生新的群體、文化與社會形态。誠如斯賓格勒所說：“所有偉大的文化都是從城市中誕生的，這是一個極為确定卻從未被深入研究的事實……民族、政府、政治和宗教，所有這些都依賴于人類生存的基本形态……城市。”
三
具備包容力、提供力、号召力、吸引力這四種力量的城市，就會成為全球節點城市，并最終成為象征性的全球城市。不過，要把全球城市這一想象變為現實，還有很長道路要走。當下，上海、孟買、墨西哥城等形成中的全球城市，已經具備顯性的可能。上海在包容力、提供力、号召力、吸引力等方面已經具備全球城市的潛力、能力與實力，但未來仍需要不斷努力。
全球城市正在重繪當代世界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治理版圖。作為全球網絡的關鍵節點，全球城市發揮着全球資源配置的特殊功能，是引導與其相連接的其他城市、地區進入世界市場的樞紐。
全球城市是國家治理的前沿空間。大城市的能源如何供給、水資源如何保障、空氣質量如何保證、醫療資源如何分配、教育資源如何布局、安全如何保障等，都是國家治理能力的具體體現。大城市在這些方面實現成功治理并積極主動地分享經驗，是國家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
世界大國必然擁有全球城市，全球城市也離不開世界大國作為其生長、成熟的沃土。正如倫敦之于19世紀的英國、紐約之于20世紀的美國，曆史經驗已經不斷驗證了大城與大國的關系。對中國而言，建設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全球城市，有助于把握全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的戰略制高點，深度參與國際競争、合作，從而全面提升國家軟實力和影響力，構築對外開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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