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院校還能再出鄭克魯這樣的大家嗎？
陳恒｜上海師範大學世界史系教授
時間轉瞬即逝，一眨眼，鄭克魯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一年了。今天這個會議既是對先生的追思會，亦是先生的學術思想研讨會，更是中國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界的一次盛會。大家看看出席會議的嘉賓名單，可以說是群賢畢至。這是上海師範大學的榮耀，也是中國外國文學界的高光時刻。
今天來賓很多，我盡量在簡短的時間内表達我的敬意。鄭先生一生著述4000萬字，不僅是法國文學翻譯的守望者，更是偉大的學者和教育家。一所地方師範大學，能有這樣的學術大師，放在今天學科評估的背景下，似乎是匪夷所思的；鄭克魯先生以一人之力，翻譯如此多法國文學作品，這在當代學術界是無法想象的；他在一所地方高校，幾十年如一日，培養了一代代緻力于文化交流與文化批評的學者，這是令人難以企及的；他在中法文化交流、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取得如此驕人成績，更可謂是空前絕後。基于以上四點原因，我願将鄭先生身上體現的這種成就與意外，稱為中國學術界的“鄭克魯現象”。如果這個命題成立的話，按着這個思路，我個人感覺有這樣幾個問題需要認真思考。
鄭克魯主編的高教版《外國文學史》
第一，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高等教育？我個人感覺，可能在鄭先生之後，地方高校很難再出現像他這樣的翻譯家、學術家和教育家。但願我的感覺是錯誤的。我印象中，鄭先生1987年來到上師大直至去世，那時他47歲，正是一個人文學者富于創造力的階段，可以說把人生中最重要的、最好的學術年華都奉獻給了上師大。就其學術成就而言，按照今天教育部和大多數高校的治校思路，鄭先生早已被其他更好的學校高薪聘走。如果所有的學術精英都集中在雙一流高校，那地方大學、地方高等教育便越來越差，難道這是國家的幸事嗎？
第二個問題是今天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科？我們如何看待人文學術研究的意義？今天拿到的會議手冊，第一頁鄭先生的這句話給我觸動非常大：“生命就是你給世界留下了什麼”。這也讓我想到另外一句話，1936年浙江大學的竺可桢校長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第一，你來做什麼？第二，你畢業以後做什麼樣的人？鄭先生用實際行動回答了竺可桢校長的提問。教育就是讓人盡量成為全面的人、完善的人，多留給世界一點東西。而文科教育就是為學生提供人文批判思維、培育情感認知，讓學生不忘價值與美感，鄭先生的話就是他對價值的體悟。這是當下正在倡導的新文科教育需要認真思考的。
第三個問題就是我們今天如何看待域外文明？這是我們特别要關注的，因為異質文化永遠處于對流之中，唯其如此，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才能被其他文明不斷激活，從而不斷抓住發展和完善的機遇。任何文化若想弘揚自身的價值觀，都要正視人類所有的文明成就，都要借鑒其他民族的創造發明，都要與當代世界各國進行合作互動，而非将自我隔絕于世界，貶低乃至否認别人的成就。以開放的心态欣賞域外文明，以嚴謹的方法探讨别人取得成就的内在機制與深層原因等等，這都是當代域外文化研究的使命，更是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重要内容。
人總得有一點情懷，尤其人文領域的學者，學術界本應該為社會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食糧，現在也功利化了。像鄭先生這樣，幾十年甘于坐也樂于坐冷闆凳的學者，幾十年精心翻譯法國文學、培養學生的學者，似乎不多了。
鄭先生低調豁達，他的性格是寬容的，從不與人相争；他對待中西文化交流也是寬容的，在翻譯研究法國文學的同時，不忘回顧東方文學。人與人之間要包容，相互尊重、相互學習，文化之間是這樣，國與國之間也一樣。理想的社會既要講效率，也要講公平，更要講一點真善美。說到這裡，想到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說的一段話，願與大家分享：
關于人類當代狀況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當代狀況既是過去發展的結果，又顯示了未來的種種可能性。一方面，我們看到了衰落和毀滅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真正的人的生活就要開始的可能性。但是，在這兩種互相矛盾的可能性之間，前景尚不分明。
老師們、同學們，讓我們一起努力為未來一切存在的可能性進行切實可行的工作。像鄭先生這樣，少說一些大話，多做一些實事，兢兢業業為世界做點什麼，争取為世界留下點什麼。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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