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evictor伟德官网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紅樓夢學會副會長 詹丹
自1921年胡适發表《紅樓夢考證》标志着“新紅學”誕生，曆史已經走過了一百年。百年“新紅學”風風雨雨，其留下的經驗與教訓，許多學術刊物都辟出專欄提供了讨論平台。2021年11月28日，中國藝術研究院特邀浙江工業大學梅新林教授作“百年新紅學的回望與啟示”在線演講，筆者應邀對談，就梅新林教授的思考交流，作進一步延伸，現把交流内容形成文字，供大家參考。
梅新林教授提出，王國維《紅樓夢評論》問世于前“新紅學”時期，屬于“舊紅學”時代的産物，但若從理論創新的前沿與質量而言，則顯然應該納入“新紅學”範疇，甚至較之胡适、俞平伯、顧颉剛的“新紅學”更為前沿（當然，提出這一看法，其實已經把“新紅學”等同于現代紅學了）。不過，胡适等創立“新紅學”時，沒有将批評的矛頭對準王國維，而是針對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隐派，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雖然梅教授認為，像王國維這樣超越時代的學者、作家以及作品、思想，固然會給我們帶來很多的啟示，也會帶來很多困惑，因而不知如何在時代中進行安置，所以胡适對其避而不談，也可以理解。對此，筆者認為，這種回避，一方面是時間因素，可能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發表的時間過早，是在1904年發表，而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是在1916年發表，所以找時間相對靠近的對象來商榷，這是習慣的做法。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商榷與對話的前提是兩者目标一緻。歸根到底說，索隐和考證其實都是一種曆史學的研究，都是在小說外尋找現實的本事。王國維沒有涉及小說的本事問題，胡适等人就不便與王國維展開對話。而索隐派畢竟也在進行本事研究，故而雙方可以進行商榷，這樣的商榷也是有價值的。
考證派“新紅學”後來是以胡适和俞平伯的成果為早期代表，梅新林教授評價“新紅學”時認為應該從“曆史的批評”“ 藝術的批評”“思想的批評”這三個層次來評價研究文藝作品，并得出結論說：胡适的批評偏曆史，俞平伯的批評偏藝術，而王國維的批評偏思想，如果三者合一，那麼“新紅學”的面貌就會很全面，可望達成一種研究範式的突破。
關于如何進行三位一體的批評，筆者認為應該避免那種簡單的疊加。盡管梅教授并沒有說要把曆史、文學與思想的研究加以簡單疊加，但對此未作具體說明，給筆者留下了進一步發揮的餘地。在筆者看來，無論曆史學、文學還是思想的研究，都需要一個曆史化的過程，這才有可能達成文學、曆史學與思想研究的有機融合，甚至達成研究範式的突破。百年“新紅學”，其主流是曆史學的考證研究，但恰恰是曆史學的研究，更需要對研究對象加以曆史化的考察，也就是說，首先要将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曆史化，而不是把事件和人物抽象出來加以靜态地、凝固化的考察，因為即使《紅樓夢》有本事、真人可以考索，也需要分析其經過種種轉變而進入小說的動态過程。至于對《紅樓夢》思想的研究，則要在觀念史和社會史雙重脈絡中加以梳理，揭示小說中的思想傾向與之發生的張力。
現在大家提倡研究回歸文本、回歸文學特性，很容易回到一種傳統的趣味主義。傳統趣味主義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非曆史的态度，是以所謂的審美非功利，來遮蔽對曆史、對意識形态的診斷。例如《紅樓夢》中關于丫鬟的肖像描寫非常稀少，寶黛初見時，對寶黛二人都進行了儀式化的肖像描寫，但對同樣是第一次出場的襲人卻并無肖像描繪。包括後來的晴雯，隻有在被逐出大觀園時，才有簡略的側面提及。如果把這種現象用趣味主義來解釋，會認為這是作者的留白藝術，可以給讀者提供很大的想象餘地（其實也有學者這麼分析了），殊不知這正是趣味主義帶來的似是而非的解釋。筆者認為，對丫鬟肖像描寫的忽略，是因為《紅樓夢》基本立場并沒有超越那個時代、那個社會，作者大體采用的還是貴族視角進行叙述（盡管曹家本身不是貴族），對丫鬟基本上是忽視的。放在曆史的語境中去理解此種藝術手法的産生，這樣就形成了文學内化于曆史而不是從曆史中抽象出來研究的趨勢。
又如梅新林教授很早提出對《紅樓夢》進行文獻、文本、文化三個層次的研究，那麼，用一組核心概念（如《紅樓夢》中的“真”“假”）來解釋這三個層次，會有不同的展開方式。在文獻的層面上，“真”“假”可能意味着要尋求《紅樓夢》的本事、作者、版本，在文本層面，“真假”可能是叙事手法，諸如虛構藝術和典型化手法也可歸屬于此。在文化層面，“真”“假”涉及的是情真問題，這是《紅樓夢》中非常關鍵的問題。梳理出類似概念，同時把它放在一個曆史的語境中加以思考，比如從“大旨談情”的文化角度來理解“真假”問題，就會發現，《紅樓夢》強調的情真正是回應了時代的思潮，這跟中國傳統的禮義文化發展到某個階段，文人對于形式化的禮儀危機充分暴露之後的思考有關。無論是思想家還是文學家，都以不同的話語方式對禮義文化進行了重構。梳理這種曆史現象，揭示其本質，其實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論态度。
有一點也許應該特别強調的是，1921年，既是“新紅學”的發端年，也是中國共産黨的成立之年，“新紅學”和紅色文化，這一曆史性的起點齊頭并進，有其耐人尋味之處。其實，從廣義的“新紅學”來看，馬克思主義紅學作為一條主線，若隐若現，一直貫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就誕生過王昆侖、高語罕的名著以及魯迅的重要論斷。建國後，馬克思紅學更是成了紅學，也是考證派“新紅學”的主力軍，而個别紅學家在考證中忽視馬克思主義基本方法的運用，盡管學問很大，卻常陷自己于泥淖中，得出了一些可笑的結論，令人深感痛惜。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立場和方法就是不斷地将研究對象曆史化，這是馬克思主義紅學的精髓。就“大旨談情”言，我們既可以把它放在中國傳統的禮儀文化曆史框架中來理解，也可以放在世界史學的趨勢中來把握。（當代世界史學的趨勢之一是情感史的研究，這可能是對啟蒙時代以來，偏于理性思潮的一種糾偏）總之，如果能夠把眼光放在整個中國文化曆史的發展脈絡中，放在整個世界史的學術趨勢中，重新定位《紅樓夢》，我們的研究格局就可能會有更大發展，并可望引發一種結構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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