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包容四海、兼納百川，是世界文明古國裡唯一綿延繁盛、曆久彌新的原生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可謂中華文明長久保持更新發展的奧秘和精神内核。
滿天星鬥肇其端——
探究中華文明濫觞和早期國家起源，涉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兩大課題：中華五千年文明連綿不斷的内在機理與外在軌迹，中國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之形成。
中華文明的肇端并非如人們想象中那樣某種早期文化“一燭獨照”的局面，而是新石器時代多種文化散點式發生發展的結果，呈現“滿天星鬥”的态勢。
考古學泰鬥蘇秉琦曾提出中國早期文化區系類型理論，将先秦時期人口密集地區劃分為相對穩定的六大文化區系：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以關中、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以環太湖區域為中心的東南部，以環洞庭湖、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線的南方。
各種史前文化有其鮮明特征，彼此交叉互滲、影響。其中，北方以紅山文化為代表，東方以北辛—大汶口—龍山文化為代表，中原以仰韶文化為代表，東南以良渚文化為代表，西南以大溪文化為代表，南方以石峽文化為代表。
中華文明肇端之始的空間廣度以及由此萌蘖的文明發展路徑的多樣性，确證了中華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由群星滿天彙聚而成中華文明曙光，在夏商周時代激揚形成以黃河中遊為中心的新态勢，大體上奠定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終極格局。
多元一體培其根——
《尚書·禹貢》記載，“禹别九州”。今天，九州大地、神州大地已成為人們非常熟悉的中國别稱。
事實上，禹之“小九州”之外，還有“中九州”“大九州”等不同層級的地理概念。它們以一種樸素的直觀想象将中原、中華、世界乃至宇宙連接起來，不僅體現了中華文明在本根處多元一體的特征，還可視為“人類文明一元性”“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先聲。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各區域、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曆史取向。
1982年11月，上海目前唯一的大遺址——良渚文化福泉山高台墓地揭開了神秘的面紗。身處東南、主要分布在蘇浙滬的良渚文化與身處北方、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遼甯一帶的紅山文化，因為同樣具有精美絕倫的玉器工藝和“東方金字塔”陵墓得以聯系在一起。
不難想象，夏商周早期國家起源之前的中華大地就是一個文化的大熔爐。各種文化持續裂變、交織，互相融合、吸收，經由黃河—長江兩大母親河不間斷滋養，最終誕生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
兼收并蓄塑其形——
中華文明定鼎于中原。春秋戰國時期百家争鳴、百花齊放，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主流。這一時期，中華文明與世界各大核心文明攜手步入“軸心時代”。
儒家思想不是封閉的。先秦子學、魏晉玄學、兩漢經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等曆朝曆代的重要學術思潮，大多與儒學應對其他異質思想甚至異域文化密切相關。
譬如，魏晉風度是儒道互補的開端，宋明理學是對漢唐經學和佛教義理刺激的反動。儒釋道三種思想并行不悖、互相和合融通這一中華文明特有的現象，決定性地形塑了中國人的精神品格，由此，“三教合一”随之成為中華文明包容性的一個顯著面向。
近年來，三星堆文化的新發現震驚了世界。它的獨特面貌很有可能是吸收各地文化精華的結果，或者說三星堆文化是一種多元複合型文化。
結合現有考古成果，可以得到确認的有兩點：第一，三星堆文化與位于中原的夏商王朝關系密切；第二，三星堆文化和長江中遊的古文化存在聯系。
此外，三星堆最具代表性和獨特性的青銅器具，如青銅大立人像、成組的青銅人頭像、青銅面具、青銅神樹、被金箔包裹的權杖等，似乎又與西亞近東文明有一定的文化采借關系。
我們或可推斷曾經有一條連接埃及、兩河流域、印度、古蜀地區的絲綢之路，三星堆文化則是這條大路上的重要交通樞紐。
衆所周知，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貿易要道，還是一條文化包容、文明互鑒之路。西亞近東地區的青銅制作工藝、對神祇的祭拜習俗等傳入古蜀地區，經由當地人消化吸收，并與其他文化融合後造就了獨樹一幟的三星堆文化，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雙向對流鑄其魂——
一般認為，佛教在兩漢期間正式傳入中國，标志之一就是始建于東漢永平十一年、被尊為“祖庭”和“釋源”的洛陽白馬寺。
同樣借道絲綢之路，景教傳入中國則始自唐貞觀九年的“波斯僧阿羅本，遠将經教，來獻上京”，其重要标志為在長安刻石落成、被譽為“中國基督宗教之昆侖”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與曆史上的文明交彙常常伴随戰争和暴力不同，以漢唐佛教、明清天主教為代表的外來宗教采用格義、況義等積極适應中華本土傳統思想與禮俗的策略性做法，形成了跨文化交流的和平模式。
可以說，中華文明多元通和的包容性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形塑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
再來看中華文明中一個具有本源意義的概念：天。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天人合一、順應自然，以天地人為“三才”，要求敬天法祖、崇禮貴德。由“天”到“禮”揭示出中國的古典教化體系，可以看成一個雙層的構造：
一層是由六經之文等來塑造國人的身心，即中庸“格物緻知”學統，此所謂“文教”；另一層則興起敬天法祖等祭祀與禮樂教化，進而“神道設教”，此所謂“神教”。
由“文教”進而“神教”，“神”是包含在“文”之中的。這些“神”都承載一個共同的“文”，那就是以儒學為主力所守護的傳統中國價值體系。由此，相較于西方的宗教色彩，中國傳統社會體現出鮮明的人文特質。
正是因為“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為教，初不昧其有也”，所以這一教化系統不僅強調“文教”對“神教”的引領統攝作用，也重視“神教”對“文教”的基礎推動作用，繼而構造出中華文明的“雙向對流”特征。
當一神教因為排他性而不斷引發種族歧視、無休止的沖突甚至戰争之時，當基督教世界祛魅後的複魅、世俗化之後的“宗教熱”複歸之時，中華文明具有的突出包容性、中華文明的“雙向對流”特征成為跨文化對話與多元發展的重要基石。
總之，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特質遞嬗進化，似一棵根深葉茂、經天緯地的參天大樹，滿天星鬥肇其端，多元一體培其根；似一方形魂兼備、仙壽恒昌的通靈寶玉，兼收并蓄塑其形，雙向對流鑄其魂。富蘊包容通和特性的中華文明，必将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紮實基礎之上，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為bevictor伟德官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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