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中國共産黨誕生于上海的石庫門中。縱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産黨在上海的衆多實踐，無論是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還是秘密狀态下的蟄伏，确實主要發生在石庫門裡弄建築内。而翻開上海的紅色紀念場館名錄，名人故居占據半壁江山，同樣意味着上海的紅色文化主要依托民用建築而存在。
但我們可能忽略了，在上海體量龐大的公共建築脈絡中，同樣流淌着紅色血液。建築是磚石木的排列組合，但建築文化并不簡單講述建構的曆史。建築文化依附于特定的物質空間，同時也給物質空間帶去新的生命。觸摸近代上海公共建築中的紅色往事，能為我們展現一個初心之地上海的真實形象。
塔樓上的那抹紅色早在1920年便已醞釀
1917年和1918年，南京路近浙江路和湖北路的北南兩面，兩棟西式高樓騰空而起。它們是中國最早一批環球百貨公司的代表——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自此之後的近20年，南京路西段相繼崛起新新公司和大新公司。超大的建築體量和空間規模、琳琅滿目的商品種類以及将娛樂功能歸于一身的百貨公司大樓橫空出世，開啟了中國商業空間的全新格局。在百貨大樓裡開設新式旅館亦逐漸成為一種風尚。翻查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地圖和百業指南會發現，上海先施公司附設有東亞旅館，而一街之隔的永安公司則兼辦大東旅社。兩者名字相仿、物理空間接近、知名度不相上下，一時間傳為美談。
1921年6月3日，共産國際代表馬林抵達上海。他化名安德萊森，公開身份是《東方經濟學家》記者。 他 與此後到達上海的尼克爾斯基，白天分頭調研中國的共産主義小組發展情況，晚上回到馬林住所交流信息，最終提出了盡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建立中國共産黨的建議。而馬林最初的住處就是南京路上的一家旅社。很長一段時間，學界普遍認為這家旅社是位于永安公司内的大東旅社。直到有學者發現1922年2月13日荷蘭駐華公使緻中國外交部的照會原件，其中提到馬林在上海時住Oriental Hotel，為我們辨析馬林住處提供了幫助。借助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檔案數據庫可以發現，Oriental Hotel往往與Sincere Building或550 Nanking Road一同出現。而在收藏于上海檔案館的《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紀念冊》裡，東亞旅館被明确翻譯為Shanghai Emporium&Oriental Hotel。而大東旅社的“駐客用箋”上則印着The Great Eastern Hotel。由是，我們可以确定，馬林入住的其實是先施公司樓内的東亞旅館。
當然，永安公司大樓也镌刻在上海革命史的功勞簿上。近代上海，西式建築往往通過高聳入雲的塔樓來彰顯其地标性。上海解放前夕，永安公司的中共地下黨員為迎接解放，趕制了一面紅旗，并于5月25日淩晨插上公司樓頂的绮雲閣。這時，潛伏在北面的國民黨軍隊掃來一排機槍子彈，打斷了旗杆。地下黨員樂俊炎找來竹竿,冒着生命危險再次升起紅旗。這是上海解放時南京路上升起的第一面紅旗。随後，先施、新新、大新等百貨公司的樓頂紅旗相繼飄起，震撼十裡洋場。在永安公司绮雲閣上升起的這面紅旗,不僅迎來了上海的解放,也見證了南京路的新生。
與此同時，不遠處的新新公司也正在醞釀一場“空中風暴”。建成于1926年的新新公司，擁有上海第一家華商電台。自1927年3月18日首播後，每日播音數小時的新聞、商情及各種音樂京調小曲，不時還開設特别節目，深受市民歡迎。1949年5月,中共新新公司黨支部為迎接上海解放,特派數名地下黨員控制、掌握設在公司五樓的電台的關鍵技術。5月25日淩晨，解放軍隊伍進入南京路，新新公司黨支部按照原定計劃占領電台。播音員李雲森含着激動的淚花向全市人民宣告“上海解放了”的勝利消息。伴随《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聲，上海也迎來了黎明的曙光。
借一方寶地纾一場反帝反軍閥的快意
近代上海的公共建築并非隻有西式建築，傳統中式建築也為中共革命活動提供了重要場域。
今日，位于蘇河灣的天後宮舊址俨然成為新晉網紅打卡地，但曆史上，上海的天後信仰由來已久。早在南宋鹹淳年間，上海鎮市舶司便計劃在小東門外黃浦江邊籌建天妃宮，并取名“丹鳳樓”。“鳳樓遠眺”成為很長一段時期的“滬城八景”之一。清康熙年間開放海禁，天妃被封為“天後聖母”，成為沿海地區重要的官方信仰。由于丹鳳樓損毀嚴重，光緒五年（1879年）出使俄國的大使崇厚奏請重建天後宮。最終，選址上海縣二十五保一圖、淞滬鐵路旁建天後宮和出使行轅。這座天後宮占地4.86畝，由頭門對樓、戲台、東西廂房（看樓）、鐘鼓亭、天後大殿、寝宮樓等構成。山水圖案的磚雕、歇山飛檐的戲台、翼角翠飛的大殿，特别是戲台的穹隆狀蟠龍戲珠藻井，無不彰顯出其規格之高。1899年，天後宮被擴張的公共租界納入範圍，但約定永屬中國官産。這一舉措，讓天後宮成為許多反帝愛國活動的實踐地。
1924年，一位20歲的四川青年走入天後宮。他是剛剛入學革命色彩濃郁的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的新學生，名叫黃仁。熱心社會活動的他，參與了當年7月由上海學聯主辦的上海夏令講學會社會問題研究會，并當選委員。1924年10月10日，黃仁與同學一起赴天後宮參加紀念雙十節國民大會。由于鼓掌贊成反帝反軍閥的演講，竟被控制會議的國民黨右派收買的暴徒毆打。後因傷勢過重，逝世于寶隆醫院。
五卅運動爆發後，為了推動商人罷市，中共決定由上海總工會負責人李立三以及上海市學聯、上海各馬路商聯派代表，促成上海總商會同意罷市。協商的地點自然設在一旁的天後宮。茅盾在回憶五卅運動史時轉述夫人孔德沚的親眼所見：許多女學生和女工聚集在天後宮戲台前的空地上，随後越來越多，把這空地擠滿了。孔德沚也跟着大家喊口号：不宣布罷市，我們不回家。最終，總商會同意參與罷市。
幾年之後，在城南的另一處天後信仰場所，一場真正的鬥争拉開帷幕。滬南三山會館，由福州果桔幫商人建于清宣統元年（1909年）。據《民國上海縣志》記載：“殿宇宏麗，供湄州媽祖天後像。殿前為戲台，後為樓，西為園池，石亭台，參差掩映，缭以西式磚牆。”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上海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為響應北伐、推翻軍閥政府在上海的反動統治，先後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前兩次起義，由于條件不成熟和缺乏經驗等原因而失敗。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聯席會議決定，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3月21日中午12時，上海80萬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下午1時，南市、虹口、浦東、吳淞、滬東、滬西、閘北等七個地區同時舉行武裝起義。三山會館廂樓西面的建築，便作為南市指揮部和工人糾察隊南市總部。可以說，這座上海唯一保存完好的晚清會館建築，見證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曆史風雲。
從敵人的眼皮子底下逃出生天
和普渡衆生的信仰空間不同，近代上海的高級旅館往往被視為洋人和上流華人的專屬空間，更與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紅色革命無關。但事實上，作為近代上海重要的公共空間，這些酒店旅館裡往往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智鬥。
今天外白渡橋北堍的黃浦江畔，伫立着上海最早的西式飯店——浦江飯店。這棟幾乎伴随上海開埠和城市發展進程的飯店，在誕生近半個世紀之後，開始新一輪的建設。1910年竣工的禮查飯店新樓基本形成了現浦江飯店的建築框架和外貌：鋼筋混凝土與磚木混合結構的六層樓房，高31米，外觀采用英國古典主義形式，立面呈三段式，與外白渡橋南的外灘建築和諧統一。由于凹面較多，飯店内部光線較差，但并不影響住客可以通過挑出的陽台憑欄遠眺黃浦江和蘇州河的美景。
這棟原本多為外國賓客入住的飯店，在1927年5月迎來了一對神秘的住客。當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悍然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上海大肆捕殺共産黨員。迫于形勢，周恩來被迫轉移到距離租界較遠的吳淞徐家宅一處小閣樓上繼續工作。5月上旬，根據上級指示，他與從廣州趕來的鄧穎超一同避入禮查飯店311室。鄧穎超曾對此有過提及：“禮查飯店是一家高級飯店，當時住的都是外國人和高等華人。我們住進去後也要充闊佬，恩來穿的是西裝革履，我身穿旗袍，腳上穿高跟鞋，冒充闊太太。”5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周恩來經過化妝，在地下交通員的陪同下，離開飯店到達不遠處的公平路碼頭，登上了一艘前往武漢的英國輪船。
事實上，大革命失敗後，這樣的故事常常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上演。鄧穎超晚年這樣追憶峥嵘歲月：“我和恩來同志從來不敢上電車，因為我們從五四時期起一直是公開活動的，國民黨人都認識我們，認出來了就不行。出去，必定是清早出去，深夜十一二點回來。我們的住處隻有兩三個同志知道。還經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個月，有的地方住一個月，有的長一點，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遷往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結束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艱苦鬥争，但黃浦江畔的驚心動魄仍在上演。
1937年3月至7月，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在滬與國民黨開展談判，并秘密布置地下工作。其間，一度下榻四川路橋北堍新建的新亞酒店。據台北“國史館”公布原國民黨軍統局局長戴笠史料顯示，國民黨軍統特務曾秘密監視周恩來。另據原國民黨軍統西南站站長沈醉回憶，上海區集中大量特務監控跟蹤，戴笠還親自布置指揮。盡管周屢有外出，卻始終沒有發現他與中共地下工作的聯絡。其去過的戲院、商店、餐館等處，後經長久調查，仍毫無結果，氣得戴笠大罵上海區的特務“飯桶”“不中用”。原來，長期領導特科工作的周恩來早就發現酒店住房的左右和對面房間都有人監視他，連服務人員也有特務充當。于是，他常選擇在黑洞洞的電影院裡與上海地下黨同志見面。電影結束，站在門外的特務隻看到周恩來出來，卻不知道接頭的同志早已躲在散場人群裡分頭離開。紅色特工的智慧在充分利用不同功能的城市建築時盡顯無遺。
從光影空間出發我們的征程是千裡江山
1930年代的上海已經成為中國的電影之都，電影院成為上海最時髦的公共建築。和衆多聲名顯赫的影院不同，國人自建的影院往往很難跻身首輪影院，但它們是國産影片的“忠誠衛士”。坐落于今天北京東路780号的黃浦劇場，原名“金城大戲院”，于1933年由國華影業公司經理柳中浩、柳中亮兄弟籌資建造。1935年5月24日，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影片《風雲兒女》的主題歌，在這裡首次唱響，并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地。同年8月16日，上海音樂、戲劇、電影界愛國進步人士沖破白色恐怖和重重阻力，在金城大戲院舉行聶耳逝世追悼會，《義勇軍進行曲》的悲壯旋律再一次響徹金城大戲院。抗戰時期，這首歌曲化作戰歌，縱橫大江南北。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如今，黃浦劇場内設有“《國歌》從這裡唱出”的展覽畫廊，成為著名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事實上，這一時期的上海劇場裡，不時演繹着左翼文化的魅力。1937年8月20日，上海話劇界救亡協會在卡爾登大戲院宣告13個救亡演劇隊将奔赴前線和内地開展抗日宣傳活動。9月3日，平均年齡十幾歲的“孩子劇團”在恩派亞大戲院成立。從1937年至1942年，他們行程8000多公裡，足迹遍布蘇、皖、豫、鄂、湘、桂、黔、川等八省區57個縣市，演出街頭話劇500多場，被茅盾譽為“抗日戰争血泊中産生的一朵奇花”。即使在淪陷時期，上海的話劇人仍在黃金大戲院等處舉行聯合義演，為難民和新四軍籌集款項。可惜的是，這些劇場舊址大多不存。
抛開衆多“摩登”的電影、話劇劇場，傳統戲曲在近代上海也擁有自己的擁趸。位于福州路的天蟾舞台，是上海曆時最久、最具規模、最具影響的戲曲演出場所，曾有“遠東第一大劇場”“不進天蟾不成名”之美譽。為實行“機關家庭化”的隐蔽工作模式，1928年春，在上海擔任黨中央會計工作的熊瑾玎以商人身份租下雲南路447号(今雲南中路171-173号)生黎醫院二樓的三間房間，挂出“福興”商号的招牌，對外聲稱經營湖南紗布。之所以選擇該處住房，很大一重考慮便是充分利用天蟾舞台源源不斷的客流掩護人員進出。1928年夏到1931年4月，這裡是黨中央政治局機關辦公地。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江蘇省委的領導周恩來、項英、瞿秋白、李立三、彭湃、李維漢、李富春、任弼時、鄧中夏、鄧小平等經常到這裡開會。一些全國性的重大問題，如順直省委、江蘇省委糾紛問題的解決，中央對各地紅軍發出的重要指示，中共六屆二中全會、三中全會的準備工作，均在此讨論醞釀。這裡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期間使用時間最長的一處機關。2020年，這一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修舊如舊對外開放。在二樓展示廳中有一道門，打開後能看到投影出的戲院内景，暗示着這一選址“大隐隐于市”的智慧。
在推杯換盞間一個嶄新的上海準備就緒
新式學校作為近代西方文明傳入後的重要成果，往往備受關注。近代上海大中小學内，不乏經典的公共建築。
今天的南昌路雁蕩路口，伫立着一棟通體紅磚、西班牙風格的六層大樓。這棟建成于1930年的建築上刻有幾個大字“中華職業教育社”。這是近代中國著名教育家黃炎培聯合蔡元培、梁啟超、張謇等48位教育界、實業界知名人士創辦于1917年的教育機構，倡導“雙手萬能，手腦并用”“敬業樂群”的教育理念。中華職業學校相繼培養了華羅庚、徐伯昕、顧準、秦怡等一大批傑出人才，成為當時國内外頗有影響的“最富有實驗性的學校”。大樓朝南處狹窄，僅夠開一扇氣派的大門，向北延伸的東立面才是沿街的主體。1936年1月28日，繼錦江川菜館之後，董竹君又在中華職業教育社東側開設了“錦江茶室”。這家廣招女性擔當服務員的茶室，一度被認為是上海女性職業的榮光。但這裡，還有另一重身份。很長一段時間，這裡一度成為進步人士聚會、交流的集中場所，更是中共地下黨員、左派人士的秘密聯絡地點。出版家範用曾提到：“解放前在上海，有同志告訴我，有約會，有兩家飯店盡可以去，那裡保險，一是梅龍鎮酒家，再就是錦江茶室，隻知道這兩家飯店是‘我們的朋友’開的。”中共上海地下黨員林國安回憶：“（錦江茶室）經常有黨、軍、政、特務來這裡喝茶。我們的同志就注意收集他們在喝茶時流露出的言論……有時我們通過老闆董竹君了解在遞茶時聽到的情況。”1945年秋國共和談期間，鄧穎超專門抽出時間到董竹君家中看望，并指示她利用在上海的有利條件做好地下工作。用董竹君自己的話來說：“多少年來錦江始終是圍繞着兩個‘紅’——一是營業‘紅’，二是革命‘紅’。”
作為中國第一所由教會創辦的現代高等學府，成立于1879年的聖約翰大學，是當時上海乃至全中國最優秀的大學之一。顧維鈞、宋子文、榮毅仁、鄒韬奮、林語堂、張愛玲、貝聿銘等校友從這裡走出。1929年12月，一座鋼筋水泥和磚木混合結構的中西合璧式建築在距離校門約100米處建成。兩層的樓房，上層是可供交流、會議、文娛活動的交誼廳，下層是大小11間房，供學生社團使用。鑒于主要用于交流交際活動，便取名交誼室（後更名交誼樓）。
1949年5月2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帶領華東局機關和接管幹部隊伍，從江蘇丹陽乘火車到南翔，繼而乘着吉普車直接來到蘇州河邊聖約翰大學。在交誼樓内，陳毅和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劉長勝等勝利會合。在此地，陳毅向各部隊下達指示，要求加速消滅盤踞在各大工廠的國民黨軍隊，保證工廠不受破壞。而關于華東局入城後的駐紮地點，經讨論，衆人決定将瑞金二路上的原國民黨勵志社作為臨時辦公地點。至此，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完成了曆史使命，接管上海前的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完成。為了紀念這次重要的“交誼”，聖約翰大學交誼樓被稱為“解放上海的第一宿營地”。今天，在蘇州河華政段，27棟國寶級聖約翰大學近代建築“破牆而出”，不僅講述着這所校園的前世今生，更見證着這座城市的紅色時刻。
（作者為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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