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暑假期間電影《長安三萬裡》在全國熱映，繼春季《中國詩詞大會》之後又掀起了新一波的全民詩詞高潮。該片講述安史之亂後，身處亂局之中的高适回憶自己與李白的一生往事。高适與李白的關系問題，學界研究相對薄弱，輪廓清晰細節模糊，還存在個别争議，很有必要梳理呈現文學史真相，厘清高适與李白的關系。
一、李白與高适的交情。李白與高适在中年以前并無交集，兩人首次相見應是在天寶三載李白被唐玄宗“賜金放還”之後。李白從長安東歸魯地，經洛陽首次結識杜甫，二人一見如故，由于杜甫與高适是老鄉兼故交，高适與杜甫一樣都是洛陽人，但長期寄居在宋中（今商丘），自稱“一卧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一無所成，因此杜甫邀高适與李白相見，三人結伴遊梁（今開封）宋（今商丘）。在大梁城（開封），三人遊梁園，登吹台，在宋中，三人獵孟諸，登琴台（即單父台，在今山東單縣，古屬宋中之地），飲酒賦詩，慷慨懷古，盤桓數月。《新唐書·杜甫傳》載：“（杜甫）嘗從白及高适過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杜甫的多首詩皆寫到這段經曆，《贈李白》曰：“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讨。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遣懷》曰：“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垆。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台，懷古視平蕪。”《昔遊》曰：“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台。”李白、杜甫、高适的“梁宋之遊”造就了三人的一段珍貴友誼，更成為千古文壇佳話。除了前引杜甫諸詩，高适的《宋中别周梁李三子》《同群公秋登琴台》，李白《梁園吟》《秋獵孟諸夜歸置酒單父東樓觀妓》，皆寫“梁宋之遊”情事。因三人當時身份地位和年齡的差異，難免三人關系親疏有别，以至影響到後來。李白當時名震天下，從皇帝身邊來，自然傲視群雄，杜甫年輩較晚，又崇拜李白，關系容易融洽，甚至與李白“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與李十二白同尋範十隐居》）。最尴尬的就是高适，年輩與李白相當，又落魄無成，詩名尚未大起，史稱他“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舊唐書》本傳），這種處境使他較難與李白交心。故李白“梁宋之遊”期間（744年）乃至此後的十三年（至757年）都沒有一首詩寫給高适，而高适在“梁宋之遊”期間有一首《宋中别周梁李三子》贊美李白：“李侯懷英雄，肮髒乃天資。”可見，此時的高适，是李白的追随者，處于弱勢地位。
然而，安史之亂扭轉了李白和高适兩人的強弱地位。李白誤入永王李璘叛軍，而高适獲得了唐肅宗的高度信任，被任命為禦史中丞領淮南節度使受命帶兵鎮壓永王李璘叛軍，兩軍在丹陽城（今鎮江市）交戰時，高适、李白皆在前線，屬于敵對陣營。沒想到永王李璘無軍事才能，一擊即潰。李白逃難途中被抓，投入浔陽（今九江市）監獄。李白在獄中數月，主要拜求了四位權臣：宰相崔渙、禦史中丞宋若思、禦史中丞兼淮南節度使高适、魏郎中。這是李白平生第一次寫詩給高适，寫的是一首長詩《送張秀才谒高中丞》，詩中猛誇高适：“高公鎮淮海，談笑卻妖氛。”這首長詩中李白沒有叙舊，隻是強調自己處境之悲慘：“我無燕霜感，玉石俱燒焚。但灑一行淚，臨岐竟何雲。”顯然是希望高适施以援手。但是高适選擇無視，而崔渙和宋若思二人皆極力為李白推覆洗雪，至秋間乃獲釋。宋若思辟李白為參謀，并上書薦李白之可用，見李白《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餘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為宋中丞自薦表》。然而，不久之後，朝廷有重臣讒毀李白，所謂“蹭蹬遭讒毀”（李白《贈張相鎬》），欲重新降罪，此時李白又兩次向宰相張鎬贈詩求援，作《贈張相鎬》二首，但最終還是被判長流夜郎。讒毀李白者是何人，難以稽考。但朝廷讨論給李白定罪輕重，必然要征求高适的意見，因為高适是永王李璘叛軍的鎮壓者，對李白的情況最清楚，而這次李白沒有再求高适卻去反複求張鎬，可見高李之間已絕交，甚至處在對立面。好在唐代宗剛即位，立即給永王李璘平反昭雪，并下诏召李白為左拾遺，可惜李白已在當塗病逝幾個月了。
我們從李白、杜甫、高适三人之間一生相互贈詩的數量，可以直觀地發現三人之親疏關系。李白贈杜甫詩共三首：《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戲贈杜甫》；李白贈高适詩僅一首：《送張秀才谒高中丞》。高适贈李白詩也僅一首：《宋中别周梁李三子》；高适贈杜甫詩共三首：《贈杜二拾遺》《人日寄杜二拾遺》《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杜甫贈李白詩共十四首，杜甫贈高适詩共十七首。有意思的是，李白、高适二人贈杜甫詩都是三首，而杜甫贈高适詩數量多于李白，在杜甫所有贈友詩中排名前三，杜甫與李白、高适二人都是至交好友，然稍有不同的是，杜甫與李白是純粹友情，而與高适除了純粹友情外，還有對高适在成都給自己關照的感恩，還有就是杜甫與高适的交往時間遠超過與李白的交往時間。李白與高适中年“梁宋之遊”結下了一段雖不算深厚卻也很珍貴的友誼，但安史之亂後兩人升沉異勢，終至絕交，甚至敵對。
二、李白、高适人格對比。由于中國号稱詩國以及古代官本位的特點，因此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人格類型，大體上有“詩人人格”和“政治家人格”之别，或二者之結合。李白是較典型的“詩人人格”，其特點是激情而天真，高适是較典型的“政治家人格”，其特點是冷靜而世故。這兩種人格不僅體現在其為人處事和政治選擇上，也同樣體現在其詩歌創作上。譬如與高适并稱“高岑”的盛唐邊塞詩人岑參，也和李白一樣屬于詩人人格，其邊塞詩充滿激情和浪漫天真的想象，而高适邊塞詩的特點是擅長現實主義的冷靜思考，《燕歌行》側重于思考将帥無能、苦樂懸殊等現實問題就是典型代表。其實這兩種人格本無高下之别，尤其是在家國情懷方面，不可主觀地揚此而抑彼。高适的家國情懷很突出并付諸從軍的實踐，這毋庸置疑，但李白也一樣有強烈的家國情懷，也有兩次從軍的實踐，并非隻是如《長安三萬裡》所描繪的恣縱任性，沒心沒肺的遊山玩水。特别需要澄清的是，李白從璘并非為了謀官争權，而是為了蕩平安史之亂，報效國家，所謂“為君談笑靜胡沙”（《永王東巡歌》），“過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南奔書懷》），“一生欲報主，百代思榮親。其事竟不就，哀哉難重陳。”（《贈張相鎬》）。他稱安史叛軍為“豺狼”（《西上蓮花山》），可見其對安史叛軍之痛恨。他誓言滅了安史叛軍後就去隐居，所謂“滅虜不言功，飄然陟蓬壺”。李白家國情懷之強烈，不在高适之下，且終生未變，到臨死之前還要參加李光弼大軍去平定安史之亂。
值得一提的是，李白與大多數文人不同，人格内涵較為豐富，除了典型的“詩人人格”之外，“俠義人格”也較為突出，其典型特征就是重諾守信。李白每每強調“常懷抱柱信”（《長幹行》），“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俠客行》），“海嶽尚可傾，吐諾終不移”（《酬崔五郎中》），“片辭貴白璧，一諾輕黃金”（《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李白和杜甫，作為中華文明史上最偉大的詩人，後世學習的楷模，影視劇在塑造這兩位詩人時，更需客觀審慎的。
（作者：李定廣，系bevictor伟德官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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