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齋漫話
“江南”與“晚明”作為中國“早期現代”與“抒情傳統”的象征，代表了本土近世精神的源流。
原文 ：《城市意象寫作的精神源流》
作者 | 上海師範大學 朱軍
圖片 | 網絡
理査德·利罕曾經在《文學中的城市：知識與文化的曆史》中指出，城市與城市文學具有共同的“文本性”。閱讀城市與閱讀文學的方法類似，從笛福到品欽，閱讀文本已經成為閱讀城市的重要方式。意象寫作無疑是這一“共享模式”中最具普遍意義的一種，成為中西城市書寫的重要交彙點。
迷失感
西方城市意象的營造源于迷失感。這一迷失感在中國城市文學中随處可見，其中最經典的意象便是茅盾筆下的吳老太爺進城，汽車發瘋似的向前飛跑，高聳入雲的摩天建築，排山倒海似的撲到眼前，幾百個亮着燈光的窗洞像幾百隻怪眼睛，光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燈杆，無窮無盡地，一杆接一杆，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強光，啵——啵——地吼着，閃電似的沖将過來，耳朵裡灌滿了轟，轟，轟，軋，軋，軋！啵，啵，啵！紅的，黃的，綠的，黑的，發光的，立方體的，圓錐形的——混雜的一團，在那裡跳，在那裡轉……于是吳老太爺閉了眼睛，全身都抖了。他覺得頭顱仿佛在頸脖子上旋轉。
茅盾都市現代性書寫不輸于新感覺派，他以極具魅力的語言和韻律展現了上海的迷失感。與“迷失”相交織的往往是“死亡”，因此郁達夫也将上海看作“Dead City”。“幾乎把我這一個初到上海的鄉下青年，窒塞到回不過氣；我感到了眩惑，感到了昏迷。”在魔都上海，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他們都是迷失于大都市的浪蕩子，無論茅盾、郁達夫、郭沫若、丁玲等革命知識人，還是穆時英、劉呐鷗、施蟄存等以“現代”自我标榜的浪蕩子，都無法擺脫“肉與死”的糾纏與迷戀，也因此能夠真實地洞察“現代人”在都市中的命運，記錄下人在人造之物面前喪失主體的擔心和憂懼，以及從廢墟中看到的愛欲、物戀與美。
本雅明曾經将波德萊爾為代表的都市書寫者描述為“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盡管中國城市作家也深受波德萊爾影響，但其中對于審美現代性的理解還是有明顯差異。五四頹廢主義也并非遵循審美現代性與啟蒙現代性的區分，也缺少對資産階級現代性的批判，更多地是不遺餘力對現代性的鼓吹，史書美因此認為中國的都市書寫可以看成相互包含的現代性。
意象抒情
東西城市意象的接駁，集中體現在城市意象與中國抒情傳統的結合上。施蟄存是中西意象論結合的重要代表，他不僅是新感覺派和現代主義城市寫作的主将，也深具中國傳統美學修養，更是西方意象論詩學的重要傳播者。施蟄存說，“英國和美國兩部分是1928至1935年間所譯，那時正是意象派流行的時候，我也喜歡這一流在美國被稱為‘新詩’的作品，因而我所譯的大多是意象派的詩”。因其大力傳播與實踐，意象派詩歌風靡一時，以至于大量雷同的來稿讓施蟄存擔心《現代》雜志的多樣性受到損害。
《現代》詩人共同的特征在于“擅長運用形象思維，往往采取一種若斷若續的手法，或說跳躍的手法。從一個概念轉移到另一個概念，不用邏輯思維的順序。或者有些比喻用得很新奇或隐晦”。在施蟄存看來，這樣的意象派詩歌才是真正的詩，也即“純然現代的詩”，是“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現代的情緒用現代的詞藻排列成的現代的詩形”，是現代都市生活的折射。現代派詩學是城市意象的産物，代表了“城市之物”與“現代之情”的集結。現代上海的詩性寫作由形象思維而激發，概念跳躍、若斷若續，顯得新奇而隐晦，因為城市意象本身并非一般理性語言和邏輯性參照系所能理解。
新感覺派的都市書寫與《現代》中的詩歌異曲同工，前者呈現為一種弗洛伊德所謂的“言語模仿症候”，是精神分裂症的、錯亂的“詞的色拉”；後者則大多沒有韻腳，句子也很不整齊，不過，正如施蟄存所說“它們都有相當完美的肌理（Texture）。它們是現代的詩形，是詩！”城市意象突出表達了獨特而斷裂的空間感受，但意象的營造往往又有其潛在結構，有其内在的語義關系，隻不過在表層上省略了許多語義的銜接過渡，所謂的“新感覺”便是試圖捕捉“現代”稍縱即逝的空間與情感意象，代表了一瞬間呈現的理智與感情高度雜糅的複雜都市體驗。他們是波德萊爾城市寫作忠實的實踐者，追求顔色、芳香和聲音的呼應與契合，歌唱心靈與官能的熱狂，演奏出感官達到極端的敏銳與緊張時合奏着的同一的情調。
這些感覺意象未必一定是視覺上的，盡管新感覺派最鐘情于城市的視覺沖擊。正如韋勒克·沃倫所指，不僅有“味覺的”和“嗅覺的”意象，而且有“熱”的意象和“壓力”意象，也包括“動覺的”“觸覺的”“移情的”等。不論是詩人的反常心理性格引起的，還是文學上的慣例引起的，“聯覺意象”都能把一種感覺轉換成另一種感覺。這種“感覺和詞的色拉”及其“言語模仿症候”遵循的是“乖異的矛盾語法”。“光、熱、電”“戰栗和肉的沉醉”等意象本來是視覺的，現在則表達出一種氣味、一種旋律、一種景觀，這是對波德萊爾“通感”的模仿，同時也深受中國傳統“興象”的影響。
施蟄存隻發表了6首“意象抒情詩”，其實曾作25首，代表其結合中西意象觀的嘗試與實踐。作為方法的“意象抒情”，當不局限于現代派詩歌，而深入到包括小說、散文在内的都市文本之中，構成了鄉土與城市、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接駁的重要橋梁。“意象抒情”溝通了中西意象觀，親近于喬伊斯“中國式精神分析（變态）”之說，按照陳世骧的的理解，“中國式精神變态”代表楚騷傳統。談到精神分析學說的引入及其相關創作，現代文學史上施蟄存首屈一指。“意象抒情”正是中國式感覺意象的高度凝練，不單是對聲光電、火車舞廳等外在現實的捕捉，而是着力于inside reality （内在現實）的開掘，這從施蟄存與新感覺派其他幾位作家的分歧中便可以看出。
“從中國發現曆史”
中國的現代主義文本從來都不是跟西方現代主義亦步亦趨的，上海書寫的“新感覺”并不隻是狹義的“新感覺派”，而是含有對現代城市書寫整體美學風格的敏銳觀察。借助“内在現實”貫通了“都市新感覺”與江南、梅雨、漁火、橋洞、黃昏、吳娃、撒網、六和塔、未眠人等古典意象，各種感覺和意象之間的和諧呼應，曆史意象、空間意象與心理意象達到高度統一。“意象抒情”揭示了“物”與“情”在“現代”中高度集結，統合了現代主義與江南文化兩大詩學傳統，及至今日仍然具有高度的生命力。以格非、蘇童、王安憶、餘華、葉兆言、王宏圖等為代表，“江南”與“晚明”作為核心意象在當代城市書寫中彼此重疊，構建了“現代（性）”在中國本土完整的流變史。
這背後不僅有中國作家對“古典”的迷戀，更隐含了對“現代”的探求。面對全球現代性的危機，中國作家逐漸認識到，并非隻有以“西方沖擊—中國反應”為表現的單一現代性，“現代的誘惑”也并非隻局限于殖民地上海，“江南”與“晚明”作為中國“早期現代”與“抒情傳統”的象征，代表了本土近世精神的源流。他們試圖在城市化、商業精神、市民文化、物質美學、世俗人情、時尚藝術、大衆文化、婦女生活的曆史追溯中，在更為廣闊與縱深的層面“從中國發現曆史”。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871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内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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