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特約記者 張沖
2020-11-17 15:32 來源：澎湃新聞
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非洲一直都是一片遙遠而陌生的大陸，他們的認知大概就是非洲很窮，非洲人長着黑色皮膚和大大的眼睛，還有大草原和各種各樣的野生動物。對于非洲的真實狀态和環境，基本上很少人真正了解。随着全球化的發展，世界經濟體越來越密切的來往和交流，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和個人都将非洲視為一片亟待開發的處女地，仿佛非洲處處都是機會。在這種情況之下，對非洲的深入介紹和分析就變得越來越有必要。《未來非洲》一書的兩位作者傑克·布賴特和奧布裡·赫魯比結合自己數年的經曆，采訪了非洲各領域領軍人物，納入了非洲人内部的視角，給我們介紹了非洲的曆史、困境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非洲聯系越來越緊密的今天，如何解讀未來非洲會對我們現在選擇怎樣的發展路徑給出一定的啟示，這也是這本書的價值之所在。
圍繞着“未來非洲”這個主題，我們對上海師範大學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張忠祥教授進行了專訪，從他個人對非洲的研究興趣出發，追溯近三十年來外界對非洲這些年發展趨勢看法的變化以及變化後面的原因，進而去探索未來非洲的發展，以及中國應該如何更好地跟非洲進行合作以達到互利共赢。
張忠祥
澎湃新聞：您什麼時候開始對非洲感興趣，開始研究非洲？個人的興趣來源在哪裡？您現在主要的研究内容集中在哪方面？張忠祥：這個起源很早了，一開始是一種巧合，是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因為我大學本科畢業時就留在省屬高校裡當老師。因為雖然那時候學校的要求不是很高，本科生畢業就能當老師，但是你不能滿足于現狀。那時候我考上華東師範大學世界史的研究生，導師是國内著名非洲史研究專家艾周昌教授。我從1990年開始跟艾老師學習非洲史，1993年畢業後回到浙江師範大學當老師，這樣就一直從事非洲曆史的學習和研究工作。在學了一段時間以後，覺得這一塊對中國來說确實很重要。尤其是從2000年開始，中非合作論壇定期召開，代表整個國家都重視起來了。1998年至2001年，我又回到華東師範大學曆史系攻讀博士學位，我的博士論文其實寫的是印度問題，這并沒有影響我對非洲的研究，再加上國家也很需要，所以就一直堅持下來了。我于2007年底來到上海，先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即現在的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工作近四年，2011年進入上海師範大學，一直工作到現在。我在做非洲現狀和中非關系研究的同時，也在做非洲史的研究。這幾年在做一個項目，就是研究20世紀非洲的曆史學與曆史學家，這個項目是2014年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在2019年已經結項了。非洲長期遭受殖民侵略和殖民統治，殖民史學在非洲史研究中留下很深的印記。在殖民史學家看來，非洲沒有曆史，假如非洲有曆史的話，也是殖民者在非洲活動的曆史。所以，非洲國家獨立之後，需要在曆史研究領域清除殖民主義的影響，要恢複非洲曆史的本來面貌。這是第一代非洲的曆史學家他們所提出的觀點，就是要從内部的視角來研究非洲曆史，要恢複非洲曆史的本來面目，尤其是要寫殖民統治之前的非洲曆史，因為殖民之後的非洲曆史都是殖民者的角度書寫的，中間有很多歪曲的地方。這個工作他們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包括尼日利亞的伊巴丹曆史學派，以及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學派等等，這個對我們理解非洲史和非洲的現狀都是非常重要的。澎湃新聞：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西方社會其實對非洲的态度一直在轉變。起先很多歐美國家的企業都撤回了，在2000年《經濟學人》将非洲稱為“無望的大陸”，但是十年後又将非洲稱為“崛起的大陸”，麥肯錫也在2010年和2016年分别發布了兩篇報告《雄獅在邁進》，好像一時間對于非洲的未來開始持有樂觀的态度。您自己在這期間也多次到非洲訪問和求學，從您的研究和觀察中，您認為西方主流媒體為什麼會産生這種觀念的改變？您自己對非洲的未來看法持什麼态度？張忠祥：冷戰期間，美蘇在非洲争霸，它們的策略都是拉一批，打一批，所以會援助一些非洲國家，其目的是為了争取非洲國家的支持。冷戰結束以後，這些傳統大國對非洲的興趣急劇下降，剛好那時候福山也提出了曆史終結論，認為資本主義勝利了，那争奪非洲也失去了價值。20世紀80年代末起非洲的重要性下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非洲推行多黨民主制，觸發了非洲原有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索馬裡、利比裡亞和剛果（金）等一些非洲國家陷入了内戰。而這個時候西方國家對非援助減少了，非洲債務趨于嚴重，非洲在全球化的進程中趨于邊緣化。而我們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抓住機遇，整個20世紀80、90年代發展挺快的，年均兩位數的增長，成為新興經濟體，在21世紀之初，成為金磚國家的重要一員。這時，中國與非洲都需要加強相互合作，共謀發展，所以在2000年成立中非合作論壇。中國的崛起對非洲的經濟實際上起到了一個拉動作用，我們在國際市場上買什麼，什麼就漲價，所以原材料的價格漲得很快，大宗商品的價格一路走高，這個對非洲是非常有利的。非洲的經濟從2000年到2013年，有5%到6%的增長率，有些國家更快，甚至達到10%左右。到2010年左右，西方也開始認識到非洲正在崛起，因為非洲大的戰亂都停下來了，非洲經濟取得了中高速的發展，非洲的一體化也取得積極進程，比如非盟的建立。有一點我要糾正一下，當西方國家對非洲不看好，認為它是沒有希望的大陸時，中國一直跟非洲非常好地進行合作，我們一直是非洲真誠友好的合作夥伴。近年來，在中非合作論壇的框架下，中非合作的力度進一步加大，2015年在約翰内斯堡的中非峰會上，我們承諾三年提供60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到2018年北京峰會時，面對國内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在中非合作方面我們的力度并沒有減少，還是維持60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當然，在這個三年60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中，除了少部分無償援助，更多的是投資，是有償的，有的是優惠貸款，也包括企業投資，總之都是互利互惠的。所以總的來看，西方對非洲的看法在21世紀最初的十年有一個明顯的轉變，從“失望的大陸”變成“希望的大陸”或“崛起的大陸”，西方國家現在認為非洲在崛起，是一種對非洲比較好的發展态勢的肯定，也說明了我們國家一直堅持的對非策略是正确的。澎湃新聞：您剛才大緻講了一下非洲過去簡單的發展過程，以及外界包括西方和中國對非洲發展的看法，那您覺得非洲未來會是一個怎麼樣的發展途徑？張忠祥：關于非洲的未來，我比較認同《未來非洲》這本書的基調，即未來非洲會是一個崛起的大陸，成為全球的經濟引擎。為什麼呢？一是非洲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是世界的資源寶庫；二是非洲現在人口有13億，青少年人口的占比在世界上所有大陸中最高。所以它既有資源還有勞動力，加上現在大部分非洲國家主觀上要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再加上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技術和資金投入進去，這幾方面結合起來，非洲幾十年以後成為世界工廠，我覺得還是可期的。因為産業轉移是有一個梯度的，西方的主要國家發展起來以後，首先帶動亞洲四小龍發展，後面我們中國内地也發展起來了，中國發展起來以後也帶動了周邊國家的發展，比如東南亞還有印度，慢慢地最後就到非洲去了。這是一個逐漸轉移的過程。而且現在非洲國家的學者也好，領導人也好，都在強調要提高商品的附加值，就等于說不能白白地進行資源輸出，要在本地加工制造成工業品以後再出口，推動制造業的發展。我們剛才也講到了，非洲國家為什麼在20世紀頭十年發展那麼快，是因為那段時間原材料價格上漲，那現在為什麼它們日子比較難過？就是因為原材料價格下跌，這樣就會受制于人了，所以要發展工業，很多非洲國家也開始辦一些工業園區，這也起到了一個示範帶動的作用。還有我覺得有些人說非洲人很懶，沒有前途，這個我是反對的，因為觀念是可以改變的。中國改革開放之初，西方人可能認為我們中國人也是很懶散的，但是這些年發展下來，現在世界上素質最高的工人就在中國了，富士康有多少萬人在裡面的流水線上工作，假如放到1970年代、196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怎麼會在那裡幹活，對不對？觀念會變的。總的來說，對非洲未來的發展前景，我是充滿希望的。
《未來非洲》，【美】傑克·布賴特、奧布裡·赫魯比/著 敖軍/譯，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萬墨軒，2020年2月版
澎湃新聞：我們剛才聊的是技術制造業，在《未來非洲》一書中，作者着重描述了非洲的科技産業的崛起，一些非洲的科技創業者不僅在他們的國家取得了成功，有一些甚至擴展到了其他國家及大陸，比如肯尼亞Safaricom公司推出的移動支付系統M-PESA，肯尼亞甚至正在以“草原矽谷”的名号崛起，您對這種趨勢的看法是什麼？非洲有可能出現第二個矽谷嗎？張忠祥：我覺得這恰恰是非洲當前經濟的新亮點，這幾位作者很敏銳地抓住了，其中有一個作者在非洲跑得也比較多，見識也蠻廣，抓住了這個非洲發展的新動向。非洲現在經濟總的體量不大，大概隻有2.6萬億美元，中國現在GDP在100萬億人民币，大概相當于14萬億美元左右，（所以）它的經濟體量比較小，人口數量又跟我們相當，在13億左右。非洲的經濟發展速度，這兩年總體來看可能不是太快，假如不受到新冠疫情影響的話，今年大概可以達到3.9%，去年還不到3.9%，等于說現在每年增長率都在4%以下。但這裡面出現了新的亮點——數字經濟的發展，這也是我們國家這兩年在提倡的，所以非洲人現在幾乎跟我們同步吸收世界上一些比較前沿的東西。雖然跟我們比還是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非洲有些國家還是不錯的，比如肯尼亞、南非、尼日利亞這幾個國家，在數字經濟上發展相對是比較好的。數字經濟的發展對非洲來說尤其重要，為什麼呢？因為非洲的基礎設施比較落後，造成了銀行網點少，要用錢要取錢的時候很不方便，現在使用手機就可以取就可以轉，彌補了這個不足。而且數字經濟起來了，還可以帶動就業。總的來說非洲的零售業沒有我們發達，雖然非洲國家的大城市比如各個國家的首都也有大型超市，買東西很方便，但是農村地區基本上沒有這樣的超市。在網上購物興起以後，大家開始利用手機買東西，物流和送貨上門的快遞都需要人力，這就産生了一種新的業态，給一些年輕人提供了就業機會。所以數字經濟在非洲有發展的土壤。前兩年肯尼亞手機支付的比例甚至超過了中國的平均水平。但是這些國家的網速可能沒有那麼快，基礎建設還需要進一步發展，而且也不能統一來看，因為非洲國家太多，不同國家的差異性很大，而且差距也很大。将來數字經濟有可能成為一個突破口，這是現在整個非洲發展的新态勢，也契合迅速發展的中非關系的現實需要，這本書很好的提到這一點，應該說是有前瞻性的。澎湃新聞：非洲現在是中國“一帶一路”共建的重要夥伴，而未來推動非洲的發展，非盟制定了一個議程叫《2063議程》，在今年年初時非盟發布《2063年議程》執行情況評估報告，完成情況并不是很理想，平均執行水平隻有32%。您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怎樣才能與這個議程有效對接，幫助他們實現這個目标？張忠祥：非洲《2063議程》是一個遠景規劃，假如說已經達到30%，我覺得很不錯了。因為對非洲來說，真正要做好實現也挺不容易的，要達到各方面的要求，而每個國家的情況也不一樣，需要進行很多地區性的協調，這個地區協調對非洲來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剛才你講到這個數字能夠達到30%多，已經很了不起了。《2063年議程》的總目标是要在2063年，也就是非洲統一組織成立100年之際，實現非洲的複興，是跟我們中國兩個100年差不多的概念。這裡面還列了17個比較大的目标，包含了方方面面，包括非洲國家和平穩定、經濟發展、基礎設施，還要改善青年人和婦女的地位、增加就業機會、給予平等權利等等，還有整體基礎設施的建設，所以這個規劃是很了不起的，這首先是要肯定的。确實，我們“一帶一路”的倡議要和非洲的《2063年議程》對接。其實，在很多方面的合作已經開始了，例如基礎設施的對接，我們在非洲造鐵路、修港口、建公路，早在20世紀60、70年代就開始了，最近一二十年已經取得很多成就。當然這一對接不是一兩年能做好的事情，是一個中長期的過程。實際上有一些标志性的成果已經出來了，像亞吉鐵路、蒙内鐵路都已建成通車，尼日利亞的萊基深水港的建設已經啟動。當然也不是隻在這一個方面，很多都已經在進行當中，現在也初見成效，這對于我們雙方都是非常有利的。現在總的情況就是非洲國家普遍對我們的“一帶一路”倡議，持非常積極的态度。我們的“一帶一路”倡議在美國這些西方大國那裡可能會受到質疑，甚至周邊大國也會表示疑慮，但是我們在非洲能夠得到非常大的歡迎，非洲國家的發展也非常需要跟我們合作。非洲54個國家裡面有43個國家跟中國簽了“一帶一路”合作協議，這個比例很高了。雖然“一帶一路”在非洲很受歡迎，但是我們在具體落實的時候，還要把工作做細做好，還需要消除民間的一些誤解，把合作成果更多地惠及當地民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