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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victor伟德官网田洪敏老師在A&HCI期刊《俄羅斯文學》（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Russian Literature/ Russkaia Literatura）2020年第2期發表學術論文。
論文以上海師範大學為獨立署名單位，題目是《契诃夫的另一種文學性研究——基于社會史視角》（BehindtheCounter:《OtherLiterature》byAntonChekhovintheContextofSocialHistory ./За прилавком :《Друг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ость 》А.П.Чехов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соци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
《俄羅斯文學》（季刊）創刊于1958年，俄羅斯科學院彼得堡分院負責發行，屬于文學曆史研究；《俄羅斯文學》是俄語文學研究權威學術刊物，為A&HCI收錄，在世界俄語文學研究中保持恒久和嚴肅的學術地位；期刊影響範圍遠涉俄羅斯國内外，為世界各高校、圖書館和研究機構收藏和研究。
《俄羅斯文學》期刊當下重要任務之一是研究“科學的文學觀念”——新闡釋，新觀點和新成果。特别關注文學與曆史關系的再研究，作家傳記和文本闡釋的新路徑，檔案史料的發掘等。
我國學者曾在該期刊發表書評、會議綜述以及譯介等論文，田洪敏的《安東·契诃夫另一種文學性研究》是該期刊近年來首次發表中國學者的立論性質長篇論文，論文不僅是契诃夫研究的補充拓展成果，同時也是對1860-1910俄國曆史進程研究的有
效文章，具有一定的學術影響。
論文主體将1880年代契诃夫開始職業寫作的十年作為基本檔案史料來源，繞過21世紀以來的後現代主義批評視野，回歸文學和曆史的本體論意識，在科學史料的基礎上讨論契诃夫的文學性問題。論文内部邏輯基于百年來契诃夫研究的學術史展開：1 契诃夫的藝術觀念；2 契诃夫的宗教觀念；3 契诃夫的社會觀念。
具體來講，契诃夫是一個自然主義的作家還是現代主義傾向的作家，是一個宗教主義者還是一個懷疑論作家，契诃夫在世界文學進程的研究新方法等。而要解決上述問題首先必須面對的是1861年俄國改革之後至1880年代的曆史進程——即俄國地主貴族退卻，農民階層進入曆史進程，城市化進程加劇；新階層形成并且起到主導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受契诃夫傳記研究者青睐的用以佐證契诃夫“不幸童年”的史料，比如教堂唱詩班，比如父親經營的以賣外國進口咖啡等物什的小鋪子等都應該重新放諸社會史中進行考察。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考察1861改革之後俄國教育風氣的轉向。農奴出身的父親對于貴族的羨慕不僅僅是富有，同時因為他們“認字”，可以讀書。正是進階為商人的父親的堅持，契诃夫在南部港口城市塔甘羅格故鄉接受了希臘教育。契诃夫在個體生活和寫作中秉持的“平等觀念”也是在少年時代已經形成，考入莫斯科大學醫學院并且真正行醫的經曆，導緻契诃夫對于自然科學和哲學世界的敏感度居于同時代人前列。
同時必須注意到，文學批評在1861年改革之後漸趨職業化，較之19世紀上半葉從事文學批評的人多數是作家的朋友或者是“敵人”，1861年代之後文學批評更加持證，而契诃夫在1880年代開始職業寫作的時候就盡可能将自己的作品訴諸所有文學期刊，這也可以解釋契诃夫文學批評相對其他作家給後來研究者留下更多的研究空間和史料檔案。
上述史料的發掘和研究方法都在近年來得到重視。
至于契诃夫的市民社會觀念（Secular Society）也有更多研究。契诃夫一生經曆羅曼王朝最後三代君主，特别是1880-1890年是俄國曆史上少有的十年穩定期：沒有對外戰争，國内經濟發展良好，是俄國曆史上第一次最大範圍打破階層藩籬的時期，缙紳階層受到挑戰；此間，包括契诃夫的行醫實踐；1894-1897年期間建立地方委員會；個人出資改造鄉村教育；參加1897年全俄人口普查；為饑馑的人和患有霍亂的人募捐。在此背景之下可以思索契诃夫作品中的經濟生活描寫，雖然這一點曆來被研究者所忽略，事實上，俄國商業生活的描寫在托爾斯泰的《戰争與和平》中已經出現，雖然其背景不同；1861年改革之後，從事腦力勞動的群體顯著增加，1863-1913年俄國人口增加了1，3倍。公務人員，律師，醫生和工程師，自由職業者，大學生數量明顯增加，國家劇院、出版和工業等新行業需要大量專業人才。同一時期神職人員卻很難覓得工作。如果研究契诃夫的小說人物會發現上述新興階層無一例外成為契诃夫寫作的主人公，進一步來講1861年之後俄國經濟生活的變化甚至影響到了契诃夫的文學觀念。至1889年書寫來自“環境的人”（человек из среды или обыватель ）最終成為契诃夫的藝術原則，至于所有的俄國文學主人公都必須“破壞”現實生活規則才能赢得讀者的觀念受到契诃夫質疑和摒棄，而這一點也是後來學界對契诃夫作品研究的難點和争議之一。
考察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宗教性質必須帶有附加條件，如果不研究托爾斯泰個體精神轉變便不能考察其作品的宗教性；而屠格涅夫作為叔本華主義者從本質上是無神論者，所以如果讨論契诃夫文學的宗教意識必須結合1880年代之後歐洲哲學、物理學的新發現以及人文學科渴望科學性的願望帶給契诃夫的重要影響，特别是德國新康德主義者威廉·溫德爾班關于曆史學科的科學性新論同樣也影響了契诃夫關于“永恒文學”的思考。
論文是寫作者在2016年之後将“斯拉夫研究”作為整體性研究的成果和思考之一，論文寫作起源于2016年，至2019年在德國洪堡大學斯拉夫學院訪學時期最終完成并發表，尚有很多學術問題值得進一步深究。
論文受到bevictor伟德官网中文學科資助。
